自古以来，皇帝与儒学之间有什么相互作用，以宋文帝刘义隆为例
“仁”从人从二，其本意可以理解为两个人站在一起，愿意相互接近。在中国古代社会“仁”具有极高的道德范畴，泛指人与人间的相亙亲爱、和谐相处。春秋以降孔子更是将其上升为最高道德行为标准，其在政事领域的主要表现就是为政以仁。
为政以仁
孔子将“仁”作为调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最佳原则。其表现为“爱人”，而“爱人”的政务体现是，既要求统治者减轻对劳动者的克扣，又提倡爱民、养民、利民、富民、教民、安民、博施于民。在《论语学而》中孔子主张：“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然而当他听说冉有做了季氏邑宰后，不断替季氏聚敛民财而成为了比周公还富裕的人时极为气愤，并发出了“鸣鼓而攻之”的斥责声。由此可见，在孔子心目中，从政者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把“安民”作为“为政”的最高要求。
而时至宋文帝刘义隆时，“永念治道，志存昧旦”，在其在位的二十八年间，他宽民爱民，多次与民“优量赈给”、“役宽务简，氓庶繁息”、重视农业生产。虽然关于宋文帝时人褒贬不一，但他积极践行着儒家“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的思想主张，这一点却是不可否认的。
法外施恩、赦宥天下
后人对国政是施以德治还是重刑名争论不休，古代封建社会国是因人而兴，因人而废，国君对施以德治与重刑名的个人喜好成为实质性的影响国家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
宋文帝时，据《宋书文帝纪》记载，其在位的近三十年间，法外施恩总共21赦，其中大赦天下就多达16次宋文帝的大赦天下的频次是非常高的，几乎一到两年间就会于天下大赦于民法外施恩。
可见文帝在其实施“仁政”是在时间上具有持久性，同时文帝施政以“仁”为先，以“爱人”为念，大赦遍及天下，彰显的是文帝在实施仁政时的无差别对待，从地域范围上看，其法外施恩具有广泛性。
文帝在法外施恩做到广谱于天下之时，文帝时时还事无巨细，亲自过问个别案件施恩惠于此。如若将文帝的恩惠做一个分类的话，赦免其罪责在法外施恩绝对算得上是巨恩巨惠了，但作出这种动辄惊动天下、州府的决定还是需与文武百官商议，行事也需相当谨慎的。
而对于一些小恩小惠于文帝本人而言操作更为简便与得心应手，同时也不失昭显王的法外施恩与仁义所在。刘宋一朝时至文帝时，国家政局基本己定，治世成形，但就整个大的南北朝时局而言，战争还是时有发生的。
古代冷兵器时代的战争靠的是将士们的赤胆忠心与肉搏拼杀。文帝为鼓舞将士军心，施展其“爱人”仁政理念多次登城亲自督战君主施政仁义与否，在其政权的初定时期就已基本成型，文帝在战祸之余会给予大将之家体恤、慰问瘟疫之人并送于医药、赐予无亲人之死者棺材、对参与先王打天下己故之人的子孙给予赏赐。看似战后大捷的论功行赏分封，其实从这些行为的侧面也体现出了文帝对死者的尊敬和对生者的关怀。身为一国之君，天下太平与否来自于吏治。
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百姓的安危与幸福获得感，同时吏治的好坏也直接反映出仁政实施的优良。《周易既济》有言：“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防患于未然从官吏选拔任用出发，进而严格约束，从而达到减少冤狱和滥杀，从而减少刑狱施仁于四方宋文帝日夜穷思治国之道以至“辍寝忘残”，终日担心出现冤假错案、理政荒谬而“伤民害教”，因此在选官任人方面更是严格要求，为官称职、于民有益的良官，地方的善士成为文帝的首选。
为君思仁，选官用仁，所以我们回望历史也可以看到文帝在位的几十年间政务大体清明、天下总体太平。这不得不可以说是文帝的仁政功绩所在。文帝在强调官吏任用的同时，也认识到如今战事己定、天下已太平，是应该褒奖贤达弘扬教化的时候了，并且认识到“刑狱不恤”将直接危害到百姓教化。
在《论语子路篇》中冉有问孔子，人口众多时该怎么办，孔子答复说：“富之。”再问富有了怎么办，子曰：“教之”，孔子主张“先富后教”，先富后教体现的是一种经济基础与文化教育之关系的思想。
而宋文帝实施教化之时也认识到进行教化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作为基础，“氛授祛荡，宇内宁晏”，只有当人民的生活逐渐能有所保障后，才能开始教化人民。元嘉十九年，文帝下诏广建学校，行以教化，“诏以三德，崇以四术”，他深知实行“仁政”，还必须用“德教”、“德化”作保证。
元嘉二十五年，文帝下诏说“服训明耻，然后少长知禁”，只有从小进行教育使之明白廉耻，长大后才知道有禁令，也才不会知法犯法。孔子在《为政篇》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政法”和“刑罚”的办法来治百姓，百姓只是暂时不犯罪行，但却很难有廉耻之心；而用“德化”和“礼治”的办法对待人民，人民不仅有廉耻心，甚至人心尽皆归服，一致围绕拥戴着统治者。
宋文帝深知其中的要义，便积极践行儒家思想，其“刑狱不恤，伤民害教者”，便是对儒家思想中以宽为主的最好体现，也便有了其“宽猛相济”统治方法的运用。
重视农业、免除赋役
文帝在位期间，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使民以时，鼓励百姓从事农业劳动。在他的观念中一直贯穿着“以农为本”的思想。由于农事荒废导致游民众多、田畴荒芜而无人耕种，文帝深刻地认识到倘若不以农业为本，一旦遭遇水旱灾害就会出现粮食匮乏的局面，国家便无论如何也富足不了。
一纸诏书虽寥寥数字，但从中却表达了文帝心怀天下的热忱，也体现了文帝对儒家“以农为本”思想的深刻体会。因此，文帝强烈要求郡守县宰劝勉奖励百姓，告诉他们要以农桑为根本，从而使百姓各使其力，使土地得以最大利用。并且对那些在耕种上尤为突出的人进行年末登记上报予以嘉奖。
“南徐、兖、豫及扬州浙江以西所属各郡”地势平缓，土壤肥沃，水资源丰沛，文帝经过深思熟虑后下诏督促在适宜的地区广泛地种植小麦，以帮助百姓度过灾荒。而对于多水田的徐州、豫州更适合种植水稻这一特点，文帝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告知人们不应专门去种旱地，只有适合耕种旱地的才可继续耕种旱地。
这充分体现了一代君主明察秋毫做事细致入微的作风。在对各郡县首领务在农耕方面，他强调必须督导百姓开垦土地，以便来年进行耕作。
他指出“凡诸州郡，皆令尽勤地利，劝导播殖，蚕桑麻檠，各尽其方”，不得一味按照公文执行而要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紧接着元嘉二十九年春正月，文帝认识到此时正是农耕之时，便下诏：“今农事行兴，务尽地利。
若须田种，随宜给之。”这种尽地利、劝农的思想无疑是文帝对儒家“农之为事，重在地利”的积极实践。在古代农业社会，社会财富来源大多来自于农业，只有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才能更多的获得财富来源，但国家的运行是建立在广大农业人口的赋税之上的，陚税的轻重直接影响着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状况，文帝不仅重视农业生产，同样也注重减免赋税。
对于遭受各种灾害而收成不佳的地方，文帝都酌情减税。元嘉十二年，文帝在益州设立南晋寿、南新巴、北巴西三郡，免去了遭受水灾的各郡县所欠的赋税。今半有不收处，都原之。
凡诸逋债，优量申减。”文帝对一些州郡所应上交的赋税皆减少一半，并对颗粒不收的地方，一律免征。文帝待民以宽容，将儒家的思想融进自己的施政理念之中，并对孔子表示出极大地敬意。在他心目中，孔子“德表生民，功被百代”，然而，孔墓之地却是坟茔荒芜，荆棘丛生。
于是在元嘉十九年，文帝下诏令：“可觸墓侧数户，以掌洒扫。”免去了住在鲁郡孔墓附近百姓孔景等五户的课役，将所免税役作为洒扫之资，并种上了数百株松柏守护其旁。元嘉二十一年，文帝规定十九年以前的所有旧债一律免除，由于战乱百姓背井离乡、四处逃难。
鉴于此，他几乎每年特下诏书大赦天下，减免税役以安四方民众。宋文帝一直铭记先王在心，并看到先王之桑梓京口，自古以来就是祥瑞之地，他认识到京口交通便利、民风淳厚，应该让这样一个具有重要地理位置的城池富裕起来并成为其他地区的榜样。
元嘉二十六年，文帝下诏号令有愿意迁至京口的住户将赐予田地房屋，并免除其租税。通过以上可以看出，文帝治国有自己的一套方略，他坚持儒家为政以“仁”的宽厚之心，而这样待民力求宽容厚爱的态度，使得当时政务清明，人民安居乐业，这也正是哲王宰世的追求。
开展社会救济
文帝时期，自然灾害频发，人民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灾害之后往往会出现灾荒，为缓解灾荒程度朝廷会适时对灾民施以一定的救助，比如赈粮、赈银就是当时封建社会中最为重要的社会救济形式。
于是下诏命令各司官员要及时安抚受难百姓，凡是遭羯人入侵的各郡县，各官员要带领他们重回故里恢复就业，帮助掩埋死者并对饥馑的流民进行赈济。元嘉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文帝诏曰：“经寇六州，居业未能，仍值灾涝，饥困荐達。
可速符诸镇，优量救恤。”同年京城降大水，“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灾荒之年，民无以养家糊口，必然会造成社会的混乱，文帝基于儒家的仁政务国理念，广施“爱人”之策，无论是直接赈济灾民粮食、金钱助其渡过难关，还是赐给灾民粮种，以助其恢复生产，这无不彰显着文帝的“爱人”之心。
《孟子离娄章句下》中有言“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我们单从文帝的社会救济之策中就能体会到这种君爱其民、民敬其君的社会场景。
诫子以俭德
刘裕出生贫寒，成为南朝第一位皇帝后，其政务地位上的优势是不可超越的，然而他深知，处于社会文化中心的世家大族，其在社会文化上的影响力仍然极其强大，而作为王本身的文化素养和阶级地位之间的差距，让他在努力提高自身修养的同时，不得不煞费苦心地对宗室子孙进行文化教育。
在其北伐时，就有延请周续之为世子讲《礼》月余的事迹。而继先帝刘裕之后，文帝刘义隆继承皇位更是励精图治。
文帝跟随先帝征战多年，常年耳濡目染深受武帝影响，于元嘉二十五年效法先帝，为雷次宗筑室钟山西岩下，谓之“招隐馆”，专为皇太子、诸王讲授《丧服》，以此来形成注重丧服礼仪的风气，训导皇族子弟以整饬其家族伦理宋文帝时，注重以儒学教育皇族子弟，在史籍中也多有记载。
作为刘宋统治者，文帝不仅身体力行践行儒家思想，并且以儒学来训诫皇室子孙，希望他们做一个有“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