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拓跋焘赶紧又给刘义隆写了一封信

拓跋焘所提到刘义隆杀旧臣的事，应该是指谢晦、徐羡之等人。

谢晦、徐羡之三人，在刘宋元嘉三年（公元427年）被杀；王弘病逝于元嘉五年；檀道济则是刘宋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见被杀。

杀檀道济，是因为宋文帝刘义隆病危，眼见檀道济手掌朝廷重兵，担心自己一死，年幼的太子不能控制，就将檀道济赐死了。

据说，檀道济临死，还很自恋地说了一句：“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将自己比作南宋的万里长城，这一句话，也向为后世所称崇，其实，言重了。纵观檀道济一生所作所为，不过平庸之辈，相形之下，拓跋焘怒斩崔浩，才是真正的自毁长城。

檀道济一死，当年参与废立大事的五大主谋就已全部离世，宋文帝如释重负，心情轻松，病情竟然好转。

从某个角度上说，檀道济死得也不冤，他已坐据雄兵，对朝廷形成了威胁，却不知进退，乃是咎由自取。而他这一死，宋文帝起死回生，江南百姓又得多享二三十年的太平盛世，值了。

现在，宋文帝刘义隆收到拓跋焘这封信，不再犹豫，宣布北伐。

宋文帝刘义隆将北伐的进攻计划向臣下公布，大致如下：

一、太尉江夏王刘义恭为北伐军统帅，坐镇彭城，总督前线军事。

二、分三路大军从东、中、西三条路线进军。

其中，镇军将军、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刘骏负责东面战场，由辅国将军青、冀二州刺史萧斌领宁朔将军王玄谟、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谘议参军申坦率领一万支大船打前锋，经淮、泗入河西进，进攻镐礅、滑台等地。刘骏本人在后，率水陆继进，兼统东路青、冀、徐、兖四州之军；

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负责中面战场，由太子左卫率臧质、骁骑将军王方回、建武将军刘康祖和右军参军事梁坦率十万步骑兵，出河南，直取许昌和洛阳。刘铄统领荆、豫等州士兵，后继配合，从寿州分东西两翼渡淮北上。

雍州刺史随王刘诞负责西面战场，由护军将军萧思话领龙骧将军、宁远将军刘德愿率荆雍二州精锐出武关；另外，再由梁、南秦、北秦三州刺史刘秀之仇池军霸杨文德、宣威将军刘弘宗率军出秦岭，袭扰汧山（今陕西陇县西南）、陇山(在今陕西陇县至甘肃平凉一带）一带，威胁长安。刘诞率中兵参军柳元景、振威将军尹显祖、奋武将军鲁方平、建武将军薛安都、略阳太守庞法起等将进攻弘农（今河南灵宝北），直向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

这次北伐，调度诸将，总督前线军事的是宋文帝的弟弟刘义恭，负责东路军的是宋文帝的三子刘骏，负责中路军的是宋文帝的四子刘铄，负责西路军的是宋文帝的六子刘诞。

可见，宋国的兵权已经牢牢掌握在刘氏宗室手中了。

方案出台，还是有很多人表示北伐之议，应慎重考虑。

左军将军刘康祖就建议说：“岁月已晚，请待明年。”认为再等一年，如果真有战机的话，再行发兵。

宋文帝刘义隆怃然道说：“北方老百姓苦于北方蛮虏的虐政，各地起义军并起，如若再等一年，就会使这些义军的抗暴之心受挫，万万不可！”

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劝谏：“我军以步兵为主，魏军以骑兵为主，我军利于守不利于攻，当年檀道济两次救援行动均告失败，到彦之亦是失利而返。我看王玄谟等人，未逾两将，六军之盛，不过往时，此举只恐会使我们的军队再次招来羞辱和灾难。”

宋文帝刘义隆大笑道：“我们的大军两次失利受辱，是有客观原因的。檀道济乃是养寇自资，到彦之进攻途中患上了眼病。胡虏所依仗的不就是马吗？今年夏天雨水充沛，河道畅通，我军乘船北上，碻磝的北魏守军一定会望风逃走，驻守滑台的小股军队，也很容易全盘攻克。克此二城，就利用城内所积粮秣去安抚百姓，虎牢、洛阳自然可得。等到冬天到来，我们的城池之间已经相互连接，虏马过河，即可成擒。”

宋文帝刘义隆所说，全是一厢情愿，纸上谈兵，沈庆之不好直陈，只是摇头反对。

宋文帝刘义隆便让徐湛之、江湛做沈庆之的思想工作。

沈庆之愤然而起，说道：“治国如治家，耕种当问农夫，纺织当访织妇。陛下如今要讨伐一个国家，却与白面书生之辈谋划，事何由济！”

宋文帝继续大笑，不再理他。

太子刘劭和护军将军萧思话也极力劝谏，宋文帝一概不听，下令征发青、冀、徐、豫、兖、南兖六州（南兖州在徐州以南，今天的苏北一带）民丁，每户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军令一到，十日之内，缘江五郡集广陵，缘淮三郡集盱眙。又募天下弓弩手，若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募者，加以厚赏。

为了筹足军资，又下令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民及和尚尼姑，一律借贷四分之一的财物，打完仗即归还。

宋文帝刘义隆决意北伐的消息很快传到拓跋焘的耳中。

这家伙立刻慌了神，想起自己先前信中写的“你们要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为什么不敢亲自来攻打我们”，觉得是这句话招祸了，为了补救，赶紧写了第二封信，并附上几匹马，飞速送往建康。

信上写：“宋魏两国彼此和好，居民连接，为日已久，只不过你们贪得无厌，诱我边民，说什么只要南下加入了宋国国籍，就免除七年租税，这个做法，太狠了。去年春我南向巡视，趁机体察我国百姓，只不过写了封信让你们把诱骗加入你国国籍的边民遣送回来，你就要发动大规模战争，真是战争狂人。跟你说了吧，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争天下者，非唯你我二人。听说你准备率军北上，假设能到达中山或桑乾川，请随意而行，来亦不迎，去亦不送。如果你是因为讨厌住在南方的话，我可以和你交换，你到平城来，我到扬州去，这没有什么。算一算，你也快五十岁的人了，平日足不出户，有力气走这么远的路吗？就算来了，也不过如同三岁婴孩，怎能适应我们鲜卑人马背上的生活呢？我现在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给你，现在附上几头我亲手猎获的白鹿，再送猎马十二匹和羊毛大衣及药品等物质。要来北方，你们南方的马不中用，可以乘一乘这此马匹，而道路太远，你应该不服水土，可以吃这些药品。”

这第二封信絮絮叨叨、虚张声势，更彰显了第一封信的色厉内荏。

宋文帝将信随便一扔，于刘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七月十二日颁布北伐诏书，正式开始北伐。

（以上为覃仕勇著作《两晋南北朝的泣血悲歌》下册节选，欲了解更多内容，请到专栏阅读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