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恰如百川汇海，有容乃大，杜诗中透露一些“清新”

杜甫作为由盛唐入中唐的代表诗人，他的诗歌风格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以天宝末年也就是盛唐向中唐转折的这一时期为界来观照杜甫诗歌，可以发现其前后两个时期的清新风格是有所不同的。

一、“清新”在杜诗不同时期中的体现

前期包括杜甫放荡齐赵的漫游岁月和旅居长安的十年，这一时期的杜甫诗歌的清新风格更多地倾向于随性而发的自然，写作的内容也多以宴饮游乐、山水景物为主。

后期则是杜甫出潼关、入蜀道，辗转流离的生涯，这一时期的杜甫开始追求语言的镂刻和诗律的工稳，其诗歌的清新风格主要体现在体物的细致入微和语言的玲珑剔透。

1.青年壮游和旅居长安时期

开元十八年至天宝四载，杜甫有过前后三次、长达十五年的四处漫游，这是杜甫青年时期最重要的人生经历。这一时期的杜甫大部分时间在吴越、齐赵之间交友游历，但是其漫游时期的作品存世并不多。

此后一直到天宝十四载，杜甫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长安度过的。这段时间杜诗中清新的诗歌作品，可以总结出以下特点：

这些作品在体裁上以五言律诗为主。在现存杜诗中最早的一篇《望岳》作于开元二十四年。现存的杜诗中作于开元二十四年至天宝四载这十年间的作品仅有24首，其中五言律诗14首，七言律诗2首，占总作品的绝大多数。

事实上，五言诗尤其是五言律诗一直都是杜甫最为擅长且最能体现其功力的体裁，而五言律诗历来又以“清新”为正格。这一时期杜甫创作律诗，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

杜甫困守长安十年期间留下的作品共106首，其清新之作仍以律诗为主。如五言律诗《陪李金吾花下饮》、《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重游何氏五首》，七言律诗《郑附马宅宴洞中》等，都是句法精致、格调清幽的佳作。

其中《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和《重游何氏五首》是杜甫在继承其祖父杜审言联章五言律诗体裁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开拓。

以《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为例，十首诗“有首有尾，中间或赋景，或写情，经纬错综，奇正互用，不可方物”。被历代注家赞不绝口，清人杨伦赞其“章法整严中亦极变化”。

作品题材上以宴饮、游乐为主。这段时期中杜甫的清新之作多以吟咏山水、游览宴集为主。

这些作品尤其是五言律诗的创作，始终保持着杜甫崇尚炼字琢句、尚新尚奇的一面。这种对于字句的雕琢是杜甫创作中的自觉追求，但是与后期作品相比，在声律、对仗、用典等技巧上还存在着很明显的用力的痕迹。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杜甫律诗创作的形成期。

2.入蜀之后

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几经辗转最终于上元元年在成都草堂得以暂时安定下来，此时的杜甫已经四十六岁了。入蜀后的这段时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一个高潮，同时也是他清新之作的另一个集中时期。

现存杜诗中，仅杜甫在成都草堂时期创作的作品就有二百多首，约占现存杜诗总数的七分之一。这一时期中杜甫诗歌创作技巧依然日臻完善，风格内容也更加的多样。考察这一时期中杜甫的清新之作，可以总结出以下特点：

从诗歌的体裁上来看，入蜀之后是杜甫五言律诗创作最多的时期，约有四百余首之多。这一时期杜甫在大量创作五言律诗的同时，开始大力创作七言律诗和七言绝句。

在现存杜诗中，安史之乱前的七律作品仅有五首，安史之乱之后，杜甫的七律作品大约有二十首，大多还都是是收复长安之后所作。譬如《曲江二首》、《曲江对雨》、《曲江对酒》等等。

入蜀以后的杜甫于七言律诗的创作上开始大力发掘，而绝句这一题材亦是在杜甫入蜀之后才开始大量出现的。

从诗歌的题材上来看，入蜀之后杜甫的创作更为丰富多样。这一时期杜甫清新之作的内容由山水宴饮转向田园生活，将平凡的日常生活情景一一写入诗歌，许多为其他诗人所忽略的生活细节都成为了杜甫绝妙的诗歌题材。

举凡山川草木、花鸟虫鱼等自然外物，以及与他人共在的日常琐细生活，都被杜甫写入诗中，成为他观照、审美、诗化的对象。

入蜀之后的杜甫于诗歌技巧上的探索更为用心，其艺术技巧日臻完善，表现手法日趋高超。他于诗歌上的雕琢已然能够达到浑然天成、巧夺天工之境界。

二、杜甫诗歌清新风格的成因

1.思想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士人的心理

杜甫诗歌中的清新特色除了自身的原因之外，还与他所处时代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唐代是一个政治军事强大、经济文化繁荣的朝代，它有着广博的胸怀去接纳多样化的思想和文化。虽然儒家依旧被推为政治思想之正统，但是李唐王朝又将道家的李耳奉为始祖，唐玄宗还亲注《老子》并颁义疏于天下，还将它做为科举考试的一项内容。道家的炼丹炼汞之术，上流社会风靡一时。

除此之外，佛家在唐太宗的庇佑下，取消了唐初对佛教徒的惩罚得以正式存在，加之玄奘取经归来，在太宗的支持下翻译佛经，广传佛法，亦影响到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

唐代士人大多既有入世又有出世的一面，他们既希望可以“兼济天下”，但在现实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又会选择“独善其身”。这些看似矛盾却合理的人格或性格特征，正是在唐代兼容并包的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

可以说，当杜甫难以实现儒家经世致用的理想，现实的痛苦让他开始从道家佛家的思想中寻求一种心理的解脱和内心的宁静。这正是唐代士人一种普遍的求仕心态。

他们也有尊王崇道，为君分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生态度，但是当追求功名不得被现实世界所伤时，他们就开始转向内心世界的人格修炼，以期达到一种无欲无求的人生境界，从而得到精神的慰藉和心理的平衡。这也正是杜甫之所以能在离乱中做到达观随寓、忘情荣辱，依旧能够写出清新诗句的原因。

2.家庭出身和人生经历的影响

杜甫诗歌的“清新”风格的形成，与他的家庭出身和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杜甫出生在一个有着深厚儒家传统和文学底蕴的家庭，他一生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帝王，正好伴随着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杜甫既经历过歌舞升平、一片繁荣的开元盛世，也经历过帝国式微和战乱离丧。

这些经历都给杜甫的诗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尽管杜甫所出身的家庭并非高门大族，但是他的祖父杜审言在初唐诗坛享有盛名，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对律诗的发展成熟有筚路蓝缕之功。杜甫对自己的祖父颇为推崇，认为“诗是吾家事”，把诗歌创作作为自家的家庭传统。

杜审言的诗歌具有唐诗歌向盛唐诗歌转变的过渡时期的特征，并通过自身创作实践对五言律诗这一艺术形式进行了新的尝试，实现了近体诗形式上的新的突破。杜审言的诗，有“刚健清新之气”，在语言精丽的同时增添了不少风骨之气。

不仅如此，杜审言在性格方面对杜甫也有较大的影响，正如宋葛立方所说：“老杜高自称许，有乃祖之风。”根据《旧唐书·杜审言传》中的记载：杜审言“雅善五言诗，工书翰，有能名。然恃才謇傲，甚为时辈所嫉”。“謇傲”在这里有正直、骄傲之意。杜审言的这种性格对杜甫“清狂”性格的形成无疑是有着一定的影响的。

另外，杜审言一生经历丰富，交游颇广，足迹遍及整个中国的大江南北，对象包括李峤、崔融、苏味道、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等等。在杜甫的青年时代，杜甫同样也有过长达十年四处漫游的生涯。

从开元十八年到天宝四载年这十五年间，杜甫像他的祖父杜审言一样流连山水、交友游乐、访仙问道，分别到达过山西、山东、河南等地，同李白、高适一起吟诗酬唱，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杜甫生命中最为恣意快活的一段时光。

尽管这一时期杜甫传世的作品少之又少，但依旧可以从杜甫自己的回忆中一窥当年他的精神风貌，即一种极具盛唐时代特色的浪漫清狂。

这段人生经历让杜甫形成了一种在自然中寻求生活和生命乐趣的审美追求，这种潇洒自然的文人之气是存在杜甫内心深处的，在杜甫以后的生命体验中，一旦有较为安逸的外在条件，这种善于发现自然生命的乐趣的文人气质就会更为集中地表现出来。

但是，当杜甫终于在上元元年于成都西部浣花溪畔建成草堂，暂时结束了流离与战乱之中的痛苦之时，他的诗风就十分明显的有了变化。

蜀中清新秀美的自然风物和远离政治的波澜、战争苦痛的安定生活，使得杜甫开始以一种更为宁静自适的心态去把握生命，审视生命，体验生活，他的诗歌自然也就不会再显得过于忧愤。

诗风也一变而为清新自然，展示出一种怡然自得，与世无争的心境。而这样的心境又反过来使得他诗歌的情感更加清新淡然，表现的节奏愈加舒缓，也更为专注于个体生命和生活本身的体验。

3.转益多师的诗学观

杜甫诗歌中的清新之作，与他包容开阔的诗学观不无关系。对待前人的文学遗产，杜甫始终以一种“转益多师是吾师”的态度进行继承和发扬。杜甫诗歌中清新风格的形成，与其大力学习齐梁诗歌的艺术技巧不无关系。

总结

杜甫诗歌的清新风格秉承“转益多师”的诗学理论，在继承六朝文学遗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艺术再创造。杜甫诗歌在“沉郁顿挫”之外，更兼“清新”一貌，其诗歌风格中“清新”与“老成”的相互融合，更是杜甫诗歌“集大成”境界的一种体现。

可以清晰地看到，诗至杜甫，恰如百川汇海，有容乃大。杜甫以其独有的文学史眼光发现了前人文学中的闪光点，并以其至臻化境的艺术手法将其发扬光大。站在诗歌发展史的高度来看，杜甫诗歌既是对前代诗歌文学的总结，更是后代诗歌艺术的渊数，为诗歌的进一步发展、深化，开拓了无数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