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第一百零三卷,为石奋、卫绾、直不疑、周文、张叔的合传,列传排四十三位。这五位都有两个共同特点:其一,都是汉景帝二千石(相当于省部级大员)以上官吏;其二,碌碌无为,毫无建树。
此前对石奋和周文做了相应解读。石奋父子五人凭“驯行孝谨”而位居高位,被称为万石君;周文因为医技而成为红人,景帝与后宫“秘戏”时常陪伴在旁边。汉景帝年轻早逝或许与此有关。
今天对卫绾、直不疑、张叔三位继续解读一下,这三位都是起于汉文帝,终于汉武帝,重点在汉景帝时为官,司马迁讲了他们的故事,细细咀嚼起来还是蛮有味道的。
卫绾,靠车技起家的丞相
“绾以戏车为郎,事文帝”。“戏车”解释为车技,御马驾车是一项硬指标,秦赵先祖就是因为“御”术过硬而有封国;“郎”为皇帝身边的侍从人员,有骑郎、侍郎、郎中、议郎等等,上级为五官署、左署、右署中郎,再往上为中郎将,郎中令为最高指挥官。
卫绾因为车技好被选为郎,侍奉在汉文帝身边。这点不同于张释之“以訾为骑郎”(家财充实捐官),也不同于冯唐“以孝著”(因孝廉被举荐),但是我们以现在的观点认为卫绾能力低下。
卫绾画像。
“功次迁为中郎将,醇谨无他”,卫绾不断立功依次被提升为中郎将,为人忠厚谨慎没有其他杂念。“孝景为太子时,召上左右饮,而绾称病不行”,孝景帝做太子的时候,召请皇帝左右近侍喝酒,卫绾称病没有参加。
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卫绾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与石奋相似。卫绾拒绝太子拉拢说明本质的“醇谨”。其二,汉景帝是太子为何要迫不及待地拉拢汉文帝身边的近侍?
“文帝且崩时,嘱孝景曰”,汉文帝在临终时,嘱咐汉景帝说:“卫绾是个忠厚的人,一定要好好待他。”
在《史记》中,司马迁明确的汉文帝托孤重臣仅有两位,另一位是平叛七国之乱的周亚夫。“孝文且崩时,诫太子曰:‘既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文帝崩,拜亚夫为车骑将军。”从周亚夫的表现来看,卫绾应该也是可以相信依赖的忠厚之人。
但是,汉景帝在继位之后,“岁余不诮呵绾,绾日以谨力”,一年多没有呵责过卫绾,而卫绾每天的都谨慎努力。
“诮呵”翻译为呵责、批评、打骂。字面上意思为汉景帝没有批评卫绾,而实际上司马迁表达的意思是汉景帝故意冷落卫绾,让卫绾坐冷板凳。以此凸显了汉景帝十足的小心眼。
虽然,晾晒了一年多,但是汉景帝仍然依赖卫绾。打了一巴掌,再揉一揉给一颗甜枣。有这么种说法叫恩威并用,笼络人心。
汉景帝游幸上林苑,“诏中郎将参乘,还而问曰”,让卫绾一同乘车返回,回来之后汉景帝追问当年邀请喝酒为何不来?卫绾胆战心惊地回答:“死罪,实病。”
汉景帝画像。
汉景帝从卫绾的言谈举止发现他还算是老实人,所以赏赐了一把剑。卫绾又拒绝了,并且说汉文帝赏赐了六把剑,不敢再接受景帝的赏赐了。汉景帝派人到卫绾家取剑,发现剑仍然盛在剑鞘中,而且从未佩戴过。
六把剑说明卫绾受汉文帝赏赐较多;皇帝赏赐六剑没有变卖,而是好好保存着,表明了卫绾确实“醇谨”。除此之外,司马迁用七把剑的小故事还想表达什么呢?
“郎官有谴,常蒙其罪,不与他将争;有功,常让他将”,“郎官”属于中郎将的下级。下级犯了错,卫绾常代替承担罪责,不会将责任推诿给其他将官;有功劳也不争夺,谦让给别人。“上以为廉,忠实无他肠”,汉景帝认为品行端正,忠厚老实没有其他心眼,于是让卫绾做河间王太傅。
“七国之乱”时,卫绾受命为将带兵平叛,因立军功被封为中尉,三年后又被封为建陵侯。“中尉”执掌京师守卫部队(北军)及京师治安。从此,可以看出来汉景帝多么信赖这位“托孤重臣”。
公元前150年,“上废太子,诛栗卿之属”,汉景帝废绌太子刘荣,并铲除太子舅舅栗卿等外戚势力。“上以为绾长者,不忍”,汉景帝认为卫绾忠厚老实,担心不忍心大肆屠戮,又或者不忍心让卫绾背负坏名声,“乃赐绾告归,而使郅都治捕栗氏”,于是让卫绾请假,而派出酷吏郅都根除栗氏势力。
单凭这点来看,汉景帝并非蠢笨无知,还有知人之明。那么,他任用像石奋类似的“庸才”担当重任所为何事?要么是奉行清净无为,不需要能臣干吏;要么避免权力分散,需要听话的奴才。又或者保护卫绾,留下好名声而不被攻击。
栗太子案件办完之后,胶东王刘彻被立为太子,卫绾以太子太傅的身份再次回到权力核心。过了许久,又被升为御史大夫。
“五岁,代桃侯舍为丞相”,取代桃侯刘舍为丞相,刘舍被免丞相。这句话要联系前后文章来厘清时间,这“五岁”应该是“后元年七月”,即公元前143年。
“桃侯免相,窦太后数言魏其侯”,刘舍被免丞相之后,窦太后曾多次推荐侄子窦婴,但是汉景帝并未应允。
“太后岂以为臣有爱,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难以为相,持重。”——《史记·列传第四十七 窦婴 田蚡 灌夫》
“太后难道认为我有所吝啬而不让魏其侯当丞相吗?魏其侯这个人骄傲自满,容易自我欣赏,做事草率轻浮,难以出任丞相,担当重任。”这是汉景帝说辞,而实际上是真正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外戚分权。
汉景帝宁可用一个“庸才”为奴才,也不喜欢一个强势的人才做助手。毕竟,窦婴行事确实让汉景帝反感,诛杀晁错、任侠、交游豪杰等等。
而卫绾则完全符合汉景帝的要求,“朝奏事如职所奏”,卫绾在朝廷上奏事,例行公事,“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终无可言”,卫绾基本上复制了曹参的模式,既没有什么建树,也没有什么过失,得过且过。
“天子以为敦厚,可相少主,尊宠之,赏赐甚多”,汉景帝认为卫绾敦厚老成,可以辅佐年少的太子,对他很尊重信任,赏赐很多。汉景帝对卫绾寄予厚望,希望能够继续碌碌无为的辅佐太子刘彻。
汉文帝画像。
“为丞相三岁,景帝崩,武帝立”,汉景帝去世,汉武帝即位,卫绾在丞相位置上已经干了三年。
“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时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职,免之。”建元年间,卫绾因为汉景帝卧病期间各官署的囚犯大多属于无辜受到牵连的,被认为不称职而免职。这又是谁给安置的罪名呢?应该是窦太后顽固势力。虽然汉景帝对卫绾的全面保护,但是仍让顽固势力找到了“破绽”。
这句话有两处信息需要明确:
第一,关于“建元年中”。“建元”为汉武帝刘彻的第一个年号,从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35年。“年中”跨度太大,而其实际上为建元元年,即刘彻继位之后就对人事安排做了调整。“建元元年,丞相绾病免”,这是在《窦婴田蚡列传》的交代的信息。
第二,关于被免职原因。《窦婴等列传》说是因为“病免”,生病被免职;而《石奋等列传》却说是因为“不任职”,也就是渎职罪。其实这两条都不是真正的原因,而真正的原因为“上向儒术,招贤良”,《孝武帝本纪》中透露刘彻崇尚儒术,欲招纳贤良,启动变革。
当然,这场变革无疾而终。
汉武帝刘彻虽然即位,但是根本无法施展自己的执政理念,国家大权仍然受窦太后左右,而窦太后崇尚黄老无为,不会允许汉武帝有所改变。司马迁披露了具体原因,“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但是没有讲更多细节。
“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窦太后暗中派人察访赵绾等人不利的事情,最终法办惩处。刘彻招纳来的赵绾、王臧等擅长文献经典的贤良被迫自杀。汉武帝之初的改革无疾而终,“诸所兴为者皆废”。
卫绾究竟是不是像万石君石奋一样为“庸才”,确实值得怀疑。以汉景帝临终嘱托以及授奖六剑来判断,其忠诚与才能应该不次于周亚夫。司马迁为何将其与万石君石奋放在一起对比呢?仍然有猜不透的地方。
直不疑,被人误解不辩解
司马迁对直不疑的传记仅350字左右,这么简短的记录却从三个方面表现直不疑。
“塞侯直不疑者,南阳人也”,直不疑籍贯介绍。“为郎,事文帝”,直不疑为汉文帝的侍从人员,别人诬他偷窃黄金,他代人受过;诬他盗嫂,他也不辩白。表现了人物性格淳朴厚道。
“其同舍有告归,误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觉,妄意不疑”,同事请假回家,将同住在一起的另一个同事的黄金错拿走了。这个同事发现黄金不见了,无端猜测直不疑盗取的。
直不疑怎么做的呢?
“不疑谢有之,买金偿”,直不疑道歉并且承认,然后还买来黄金赔偿这个同事。“而告归者来而归金”,后来请假的同事回来之后,归还了黄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惭”,这让被盗的同事羞愧不已。“以此称为长者”,直不疑因此被称为品德高尚的人。
直不疑画像。
“文帝称举,稍迁至太中大夫”,直不疑获得汉文帝的欣赏而提拔,逐渐升迁至太中大夫。“郎”为皇帝的侍从人员,而“太中大夫”为郎中令的属官。从郎到太中大夫级别跨度挺大,没有关系没有立功,仅因为品德优良而升迁,引起了有些人的嫉妒。
“朝,廷见,人或毁”,“朝”为春天见天子。在朝廷觐见皇帝,有人诽谤直不疑。“不疑状貌甚美,然独无奈其善盗嫂何也!”这个直不疑相貌很美,但偏偏喜欢和他嫂子私通,不知拿他怎么办。
直不疑听说这事是怎么应对的呢?
“不疑闻,曰:‘我乃无兄。’然终不自明也。”直不疑就说了一句,“我没有哥哥。”然后再也不自我辩白。
“吴楚反时,不疑以二千石将兵击之”,“吴楚反”指的是吴王刘濞七国之乱,“二千石”说明直不疑在太中大夫的职务上又升迁了。“景帝后元年,拜为御史大夫”,“景帝后元年”为公元前143年,汉景帝崩于公元前141年,与卫绾当丞相为同一年。
“天子修吴楚时功,乃封不疑为塞侯”,“修”解释为表彰。距离“七国之乱”(公元前154年)已经过去了十年多,汉景帝为何要再次封赏呢?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已经属于“三公”,地位至高,再被赐爵封邑。
汉景帝如此看重卫绾、直不疑,说明有“托孤”意味。毕竟,汉景帝自身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在位仅十六年。且《佞幸列传》并没有景帝好男色的内容,唯一可能就是纵欲太过,因为后面周文的百十字隐约透露出这个问题。
卫绾、直不疑还有共同的特点,并非外戚势力,也不是皇室宗亲,避免了争夺皇权的危险;再者也不是开国元勋世袭后代,更不是飞扬跋扈的将军,因此不会对太子有威胁,且两人品德靠谱,为人忠厚老实。
“武帝建元年中,与丞相绾俱以过免”,汉武帝继位之后,卫绾、直不疑因为“过失”或者“过错”被免职了。这估计伤害到了窦太后的利益,汉武帝继位时大权仍然受窦太后左右。
“不疑学老子言”,直不疑的崇尚黄老学说,“其所临,为官如故”,无论到哪里做官,都是采用老一套办法。“如故”,联系下文知道是采用上一任留下来的办法,“唯恐人知其为吏迹也”,就怕别人知道他的政绩。“不好立名称,称为长者”,不喜欢树立自己的名声,即使如此仍然被称为德行厚道的贤人。
张叔,流泪装封判决书
张欧画像。
“御史大夫张叔者,名欧,安丘侯说之庶子也”,这是对张叔的身份介绍。“孝文时以治刑名言事太子”,“治”为研究,“刑名言”指法家刑名学,“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景帝。
“然欧虽刑名家,其人长者”,虽然研究刑名学,但是张叔为人忠厚。“景帝时尊重,常为九卿”,汉景帝的时候受到更大的尊重,位于九卿之列。“至武帝元朔四年,韩安国免,诏拜欧为御史大夫”,一直到汉武帝元朔年间,替代韩安国成为御史大夫。
“自欧为吏,未尝言案人,专以诚长者处官”,张欧作官,从不曾惩治别人,只以诚恳和善来作官。“官属以为长老,亦不敢大欺”,下属认为他是长者,也不敢太欺瞒他。
张欧也算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上具狱事,有可却,却之;不可者,不得已,为涕泣面对而封之”,上报大的案件,凡是能退回的就退回;不能退回的,他就为罪人流泪,不忍读文书而把文书封上。
“老病笃,请免”,张欧年老,请求退职。“于是天子亦策罢,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皇上同意免官,仍优待他以上大夫的俸禄回家度晚年。
对于张叔的传记,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不过御史大夫为罪犯流泪,确实有点“仁慈”,过于矫情、做作,这点跟《石奋 卫绾 直不疑 周文 张叔列传》的石奋有相似之处,两人都是“庸才”,也算是首尾呼应?但是,卫绾、直不疑却算不上“庸官”,而周文应该是以“医术”贴身护佑汉景帝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