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释这个问题,需要从“白登之围”说起:
汉高祖六年(前201年)春,刘邦认为韩王信雄壮勇武,封地颍川,后来担心韩王信日后或会构成威胁,便以防御北方胡人为名,把韩王信封地迁至太原郡,都晋阳。韩王信与匈奴交战,败多胜少。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六年)秋季,冒顿单于亲率军队,以10万铁骑围攻马邑,韩王信只得多次派使者与匈奴求和。刘邦怀疑韩王信暗通匈奴,致书责备韩王信,韩王信担心会被诛,便与匈奴约定共同攻汉,以马邑之地请降。随后韩王信与匈奴挥师南下,进入雁门关,攻下太原郡。
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初,刘邦亲自带领三十二万大军,陈平、樊哙、周勃、夏侯婴等谋臣猛将随行。先在铜辊(今山西沁县)告捷,后来又乘胜追击,直至楼烦(今山西宁武)一带。时值寒冬天气,天降大雪,刘邦不顾前哨探军刘敬的劝解阻拦,轻敌冒进,直追到大同平城,结果中了匈奴诱兵之计。刘邦和他的先头部队,被围困于平城白登山,长达7天7夜,完全和主力部队断绝了联系。后来,刘邦采纳陈平之计,重赂匈奴阏氏,在阏氏劝说下,冒顿解围之一角,汉军乃得突围,至平城与主力会合。匈奴引兵北去,汉亦罢兵,派刘敬与匈奴结和亲之约。
客观上来讲,刘邦确实碰到了一个很厉害的对手,冒顿单于,这个匈奴族雄才大略的军事家、军事统帅。于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杀父而自立。东讨西伐,统一了北方草原,建立起了东到辽河,西到葱岭,北到贝加尔湖,南到阴山这样一个超级大版图的强大帝国。冒顿使用诱敌深入的计策,先假装失败逃跑,引诱汉军。刘邦弃大军率部分轻骑向北追击匈奴。刘邦到达平城时,汉朝的大军还未全到,冒顿指挥他的四十万精锐骑兵,在白登山把刘邦包围起来。
主观上来讲,刘邦低估了对手冒顿单于的军事才能,用人不当。刘邦打项羽那会儿,所有大将们谋士们都一起参与打项羽,包括顶级谋士张良以及被称为兵仙的韩信。自从做了皇帝,封了异姓王以后,刘邦就一直惴惴不安,害怕诸侯们起来造反。所以他总是在找机会要收拾异姓王们。这一点,他和那些异姓王之间是心照不宣的。公元前201年才收拾过韩信,把韩信降为淮阴侯。其他人刘邦也在陆续收拾之中。包括刘邦之所以会和匈奴打起来,还不是因为刘邦要收拾韩王信,韩王信在冒顿和刘邦之间两头受气,才干脆选择投靠冒顿。刘邦不会相信任何一个异姓王,不会相信任何一个将领,除了自己亲自领兵打仗,别无它法。
韩信,淮阴人,西汉开国功臣、军事家,被刘邦评价为麾下三位人杰之一,后世以此称之“汉初三杰”,古代军事思想“兵权谋家”的代表人物,后人奉为“兵仙”。
“国士无双”、“功高无二,略不世出”是人们对他的评价。作为统帅,定三秦,擒魏、取代、破赵、胁燕、东击齐,南灭楚,名闻海内,威震天下;作为军事理论家,联合张良整理兵书、序次兵法,并著有《韩信兵法》三篇。可惜后来在诸吕之乱中遗失,我们再也看不到这部可能超越“孙子”的旷世兵书。
韩信生于公元前231年,卒于公元前196年,也就是说,白登之围时,韩信还在世。汉朝第一次出击匈奴,如此重大的战役,刘邦为啥放着这样的战神不用,非要自己上?结果差点丢掉老命。
白登之围时,韩信就在京城。但此时刘邦以钟离昧曾劝韩信自立为借口,对他满是猜忌,不可能再用韩信。如果让韩信带兵去征讨匈奴,冒顿会被团灭,大汉历史上最屈辱的汉匈和亲也就不会发生。
《孙子兵法·谋攻篇》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将帅是国君的臂膀,如果将帅辅佐国君缜密周详,那么国家必然走向强大。如果将帅辅佐国君之间有嫌隙,不能尽职,那么国家必然会衰败。
国君对军队造成的危害有三种情况:不知道军队在什么条件下可战而使其出击,不了解军队在什么情况下可退而使其撤退,这就束缚了军队的手脚。不通详三军内务,而插手三军的政事,就会使部队将士不知所从。不了解军中的权变之谋而参与军队的指挥,就会使将士们疑虑重重。军队既迷惑又疑虑,诸侯国军队乘机而进攻,灾难就降临到头上,这就是自乱其军而丧失了胜利。
公元前196年,汉朝大将陈豨谋反,韩信被莫名其妙卷入其中,在长乐宫钟室遇害。一代名将英雄梦至此成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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