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思想与战国时期的礼学思潮在其理论上的影响与价值
文丨认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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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荀子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对于礼的这一认识，而且在其著作中对礼做了更为详细、更为系统的阐述。
荀子之礼既是“分”之制与“别”之序的产物，又是其思想体系中极为新的的组成部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荀子是我们传统礼学思潮发展历史中最为新的的代表人物之一。
礼学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新的组成部分，它涉及到人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于我们社会的发展有着十分新的的影响。本文从荀子思想出发，考察战国时期礼学思潮在其理论和实践中所产生的影响及其价值。
荀子思想的时代和思想背景
荀子生于战国时期，成长于战国时期，生活的时代恰逢礼崩乐新、战争频仍的乱世。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里，人们已经对礼乐的作用有了清醒的认识，而礼乐之所以能够在这一时期发挥其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了儒家思想的大力支持。
荀子生活于战国末期，他目睹了“礼新乐崩”、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这使他意识到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思想来改造社会、拯救时局。
《史记》卷六十六《荀子》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荀子）于是遂闻诗、书、礼、乐之文，由是始知先王之道可复也。故因事而变易其辞，通其变易而得其节文。”
这段文字说明荀子生活在一个文化交融的时代，他对当时礼乐制度和思想文化十分不满，从而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有所思考。因此他才会产生出“因事而变易其辞”这样一个思想，以此来表达自己对现实政治和礼乐制度的不满。
儒家思想之所以能成为战国时期广大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精神支柱和信念，在于它能够解决当时人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和精神困惑，实现人们对理想社会的憧憬。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
“孟轲与公孙丑相与处而论《易》。或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孟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这段记载说明孟子虽然有不同于其他儒者的观点和看法，但他毕竟能够了解到当时的现实社会状况。
事实上正是因为孟子能够了解到当时社会状况和人们所面临的精神困惑并因此而提出了自己对理想社会和理想政治的看法，所以才会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欢迎。
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仁政”的思想不仅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同时也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尤其是孟子关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思想主张，为之后“礼乐治国”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
荀子与孟子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以先秦儒家学者的身份对现实政治和礼乐制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而使儒家思想具有了民主性。
如果说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思想主要是针对当时广大农民而言，那么荀子提出的“民贵君轻”思想则主要是针对当时那些统治集团而言。
荀子的这一思想反映出他对现实政治和礼乐制度持否定态度。
在儒家思想中，礼与乐是密切联系的。礼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对人与人之间联系和人与自然之间联系等社会联系的协调、约束，而礼也正是通过具体的礼仪规范来达到这一目的。
因此，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制定出相应的礼仪规范并加以严格执行。《论语·学而》篇中说：“礼之用，和为贵”。
孔子所说“礼之用，和为贵”也正是讲礼如何在具体生活中实现对人与人之间联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联系等问题的调节、约束和协调。
儒家思想强调“五常”（仁义礼智信）的新的性，将人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来看待。先秦儒家思想家们正是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才会提出“礼”“义”等思想。
孔子所说“克己复礼为仁”、孟子所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等思想都是对礼与乐联系问题进行思考所提出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正是由于儒家思想重视礼与乐之间在实践上的联系，才能使礼乐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荀子礼学思想
荀子礼学思想的核心，是在强调“隆礼”与“尊君”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明分使群”的政治主张。《荀子·礼论》说：
“礼者义之质也，乐者志之灵也，政之要也。礼义别，政事成”（《荀子·富国》）。
荀子对“礼”的认识是全面的、深刻的，他在继承孔孟的“礼”学说的基础上，经过自己多年的研究和实践，总结了西周以来封建政治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关于礼的观点。
其礼学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礼是一种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社会行为准则；
第二，礼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并以道德规范为核心的社会秩序；
第三，礼是一种维护礼制、维护王权、维持统治秩序的政治手段。
首先，荀子主张
“明分使群”。他指出：“礼者分之以类，从之以声，别之以义，从之以时”（《荀子·解蔽》）。
他认为礼有两个方面：
“一者分而可别也：分者别也；合而可通也。分则多情于礼焉：分则寡义于理焉；合则仁焉。故分则不能别，分则寡义；合则不能乱义；寡义则寡仁矣”（《荀子·解蔽》）。荀子认为礼就是“分则多情于礼焉”（《荀子·解蔽》）。
其次，礼制是维持王权、维护统治秩序的根本制度和规范.
荀子的礼学思想，是对孔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尽管荀子的思想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但就其基本立场而言却是值得肯定的。
首先，荀子对人性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人可以通过学习达到完善自己的目的。他指出：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人有伪以成性”（《荀子·王制》）；“人之性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善者伪也”（《荀子·王制》）；
其次，在对社会治理中提出了一系列主张。
荀子主张“隆礼重法”。他指出：“明分是治之本，故治天下之本必有所于分，分定则不能乱也。”他认为“分”是治理地方的根本，所以“明分”是治国的根本。荀子还提出了一系列与礼学思想相适应的政治主张。
首先，荀子认为要建立一套完备的社会组织形式，就必须把人们组织起来，使人们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事业，这就需要建立一个“礼义之邦”。
他说：“礼义之邦不可以无地方，则不可以尽其事；不可以无法律，则乱其政。故先王为治而存其教，“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荀子·富国》）；“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荀子·富国》）。
其次，要解决地方富强的问题，就必须对统治阶层进行全面的教育。他认为要实现地方富强，就必须首先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使人们树立为君服务的思想；
其次，要培养人们的能力。君子之学也所以养其德而美其性也。故曰：学至乎圣人则知天地之化、万物之理矣。”
荀子思想与战国时期的礼学思潮
战国时期，随着礼学思潮的勃兴，儒生的思想观念和学术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方面，儒、法两家思想在各自的学术领域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另一方面，又相互渗透，彼此影响。儒家的思想观念渗透到法家思想中；而法家的学说又反过来影响儒家。
儒家学者对礼学、礼义、礼法联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荀子》一书中，既有对周代礼制继承、改造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又有对“礼”的内涵及外延的阐释；还有对“礼”与“法”联系的辨析.
尤其是对二者联系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分析和论证。他认为：“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从荀子的观点看，礼是政治的新的原则，它规定了统治阶层的等级身份和政治地位，因此在战国时期的思想界中具有很高的地位。
荀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战争频仍，社会动乱不已的时代，礼学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社会秩序的手段之一，在此得到了很高的重视。
《荀子》一书中记载了大量关于礼制变化方面的内容，并明确地指出，礼是维护等级制度、加强贵族统治、维护宗法制度、巩固奴隶主贵族统治基础、维护奴隶制小生产基础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等一系列新的原则和规范.
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礼制变化作为自己治国理政的新的内容。
荀子的礼学思想，实际上是对孔子、孟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孔子所继承的是尧舜禹汤“仁义礼智信”等圣人思想，孟子继承了孔子“性善说”，同时也接受了战国时期儒者的思想。
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孟子的学说，又把他们所提出的一些儒家思想加以发挥，所以他的礼学思想是先秦礼学发展到荀子阶段的一个新的标志。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由于荀子是从“性恶说”出发的，而又深受先秦儒家之礼学理论的影响，因此他关于“礼”与“法”、“礼”与“德”以及“义”与“利”等范畴，都是用儒家人生道德观念来分析和处理社会生活中人们之间矛盾、冲突及人际联系等问题。
结语
荀子是战国时期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他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影响深远，在其学术思想中形成了一套完备而系统的礼学体系。
荀子的礼学思想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他从性恶论出发，论证了人性是恶的，主张通过人之努力达到“化性起伪”。
在荀子看来，人作为万物之灵长，“皆有知（智）道”，但是如果没有后天的努力，人是无法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和道德的。
他认为“伪”是人之性恶的外在表现，要想克服人性中的恶，就必须将“伪”与人之性恶结合起来。荀子提出了一系列完善礼学体系、规范社会秩序的方法，在战国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2]《荀子》，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礼论》，崔述、张群译，中华书局，1981年版；
[4]《礼记·乐记》，黄侃译，商务印书馆，1955版；
[5]《孟子》，孟子及其门徒所编的儒家经典选集（共七卷），中华书局1979年版；
[6]《荀子》，王先谦著王鸣盛校补及李兆杰校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
[7]《韩非子》（上、下卷）、《韩非子》（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
[8]《礼记》（上卷）、《礼记》（下卷）、《仪礼·士丧礼》《周礼·司常》（上、下两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