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殉国后，此人想即位，史可法却说：你有七个缺点，不够格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的部队兵临京师，消息传到留都南京，南京的兵部尚书史可法连忙组织军队，进京勤王。然而，当他刚刚走到浦口时，从北方流亡而来的两个太监告诉他：京师已经陷落，崇祯皇帝已经殉国了！
听到这个消息，史可法向北痛哭，以头撞柱，鲜血从头流到脚。（可法北向恸哭，以首触柱，血流至踵）
国破君死，此时去京师已经不是当务之急了。史可法又折返回南京，为崇祯皇帝发丧。这时候，更重要的事情摆在南京诸臣的面前：国不可一日无君，立谁当皇帝？
本来按照“皇明祖训”的原则很容易处理：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崇祯驾崩，就应该立他的儿子，但崇祯有三个儿子，分别是太子朱慈烺、二子定王朱慈炯、三子永王朱慈炤，他们都身在京师，鸟无音讯，不知生死。
崇祯的儿子中没法继承，那就要从近支藩王中挑选。崇祯的亲兄弟只有天启帝朱由校，因此皇位还得从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直系后代来选。这个选择就比较多了，按照长幼顺序，应该是福王朱常洵，不过福王被李自成所杀，他还有长子新福王朱由崧。其次就是万历的另外几个儿子惠王朱常润、瑞王朱常浩、桂王朱常瀛。
第一顺位自然是福王朱由崧，而且福王因为逃难，就在淮安，离南京不远。惠王、瑞王、桂王虽然也够资格，但已经就藩，距离还很远。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如果通知他们即位，南京还不知道要乱到什么时候。
看起来，福王即位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福王也很兴奋，他本来只希望做一个富裕的贵族，没想到天大的好事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可就在此时，史可法却不同意这个主张，他提出福王不可立，并说出了七条理由：
有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酗酒七不可立。
对于这七条理由，史可法样样都有依据，限于篇幅，我们就不展开分析了。事实证明，福王确实不是可以托付大任的人，明末清初的著名史学家张岱曾经痛骂福王：
自古亡国之君，无过吾弘光者，汉献之孱弱、刘禅之痴呆、杨广之荒淫，合并而成一人。
当时的东林党领袖钱谦益也表态不能立福王，他的理由却有点不同：“福恭王觊觎大位，几酿大祸，若立其子，势将修衅三案，视吾辈俎上肉。”意思是老福王当年就是因为要当皇帝，他的母亲郑贵妃闹出了“梃击”、“红丸”、“移宫”三案，惹出一系列的朝野风波。如果新福王继位，恐怕会掀起反攻倒算的风潮。
这个说法非常有市场，很多官员或受那段历史的牵连，或对此事心有余悸，纷纷也赞同钱谦益的意见。那么福王不可立，其他三王又太远，到底离谁呢？
他们将目光投向同在淮安的潞王朱常淓，这位王爷平日深居简出，喜好和文人雅士探讨音乐，更为重要的是，他是明神宗的亲侄子，继承顺序稍微差了一点，但绝对不算离谱。
由于钱谦益是当时文坛领袖，威望很高，史可法又是武将的代表，就这样，南京方面的诸臣中，“拥潞派”突然占据了上风，福王的呼声更低了。
然而三个人改变了走势，做出了最终的决定。
第一个人是著名的总督路振飞，他与江北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等四位将领关系密切，手中兵权比名义上的兵部尚书史可法还要大。他认为，福王贤明不贤明不重要，关键是继承顺位绝不能乱。如果在这个时候以所谓贤明立皇帝，那么其他诸王说自己贤明，都可以称帝，天下就会乱套了。
第二个人是奸臣马士英，时任凤阳总督。他倒是觉得福王不贤明更好糊弄，自己正好可以操纵大局，因此他上下活动，为福王继位到处联络。
第三个人是诚意伯刘孔昭，他是刘伯温的后代，世袭了伯爵。本来他只是贵族代表，并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是在朝臣会议上，外有路振飞带领的大兵压境，内有两派争论不休之时，刘孔昭挺身而出。他宣称，如果不立福王，便和诸臣同归于尽。
事实证明，有时候就是一个坚决的态度决定了走向。会议从早上讨论到中午都没有结果，刘孔昭这句话一锤定音。大家决定拥立福王，并下旨通知史可法前来朝见。
福王在一片争论声中登基，也由此埋下了南明党争的祸根。
参考资料：《南明逸史》、《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