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史可法—即使名垂千古，却也只是徒有虚名

顺治十年，谈迁路过扬州，专程到梅花岭拜谒史可法衣冠冢，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在《北游录》中写道：“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广陵，城坚濠广，四野曼延，正利步骑，雄闻晋唐，今西门摧颓，岂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谈迁在惋惜无奈中，也斥责了史可法的无能。

顾诚耗费10多年心血，查找翻阅了600多部史籍，极大程度地还原了历史真相，并汇编成册--《南明史》。在这册书里，顾诚纵观史可法的一生，却只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居官廉洁勤慎，二是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

而对于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并不值得过分夸张。但后世的学者和文人墨客对史可法有着一种特殊的偏爱，不顾历史事实做了过分的渲染。

顾诚则认为：明清易代之际激于义而死焉者多如牛毛，把史可法捧为巨星，无非是因为他官大；殊不知官高任重，身系社稷安危，史可法在军国重务上的决策几乎全部失误，对于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原来，作者是基于历史事实进行了阐述：

作为政治家，史可法在册立新君时，犹豫不决，犯了致命的错误。

作为军事家，经营江北一年，耗费大量钱财物力，却毫无作为。

驭将无能。清军南下，手下的将领大多倒戈投降，而史可法也没有进行组织，进行有效的抵抗。

册立新君，犹豫不决，大权旁落

当崇祯帝的三个儿子都被大顺军俘获，又没有直系皇位继承人的情况下，对当政和在籍的大臣来说，立君是当务之急。

而南京及其附近地方的大臣、显贵、太监和拥兵自重的将帅在拥立哪一位藩王的问题上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的争执。如同书的封面说的那样：内斗就要亡国，亡国也要内斗。

按照封建伦序观念，还是地理位置，福王朱由崧都占有明显的有利地位。但作为实权人物的史可法却犹豫不决，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得意门生，对拥戴福王继统心存疑虑，但又怕舍亲立疏会引起更大的政治风波。

经过反复思考，史可法暗自前往浦口找凤阳总督马士英商量，得出『以亲以贤，惟桂乃可』的结果。第二天，史可法就亲自写信给南京高级官员说明定策意见。南京士绅对这个折中方案也比较满意。

当马士英回到凤阳后，得知凤阳太监卢九德勾结自己手下的将领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为了自己不被架空、淘汰，利欲熏心的他，也顾不上遵守和史可法达成的协议了。

按照约定，史可法写信给马士英说朱由崧“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结果，在朱由崧眼里，史可法始终是反对自己黄袍加身的重要人物。

根据当时情况来看，史可法既然按照伦序立君，就应该当机立断，把处于颠沛潦倒之中的福王朱由崧接来南京继统。如此这般，朱由崧定会对他刮目相看，马士英和其他镇将也就没有了可乘之机。

俗话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真正拥有决策大权的史可法，在重大问题上举棋不定，缺乏雄才大略，致使定策之功落入他人之手，从此大权旁落。

经营江北一年，耗费钱财物力，却毫无作为

史可法自食恶果，被迫让出首辅的位置到江北做督师。他已经错失机会，无法挽回了。

当大顺军西撤、清军在畿辅地区休整的时候，山东、河南两个省份的官绅、土匪贼寇处于群龙无首。弘光朝廷兵将众多，但都聚集在江淮地区寻欢作乐，安于现状，没有丝毫进取之心。

史可法和四镇为了掩盖内心的恐惧和怯懦，在粮饷问题上大做文章。甲申年五月建立四镇，从这个月算起，四个月发了相当于一年的粮饷，四镇还说粮饷不足进取？

身为督师大学士的史可法为人勤勉，为官清廉，常常夜以继日治文书，对四镇发放的粮饷应当是清楚的，对四镇搜刮地方、荼毒百姓，心中也有数。但他却和四镇沆瀣一气。

他认为有四镇做南京小朝廷的屏障，自己的督师大学士的职位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实际情况是，他出任督师整整一年，耗费了江南百姓大量的钱财物力，却在清军南下时，四镇纷纷倒戈投降，不战而降。

清军南下，驭将无能，放弃抵抗

4月21日，史可法在自己的遗书中写道：清军于十八日进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多铎下令攻城以前，史可法就已经”自觉愦愦“，把军务交给幕僚处理。

24日，清军开始攻城，不到一天扬州就宣告失守。史可法作为南明江淮重兵的统帅，他的见识和才干实在是平凡得很。和江阴县典史阎应元、陈明遇率领城中百姓奋勇抗清83天相比，相差何止千丈。

这就是后世流芳，却也只是徒有抗清英雄虚名的史可法。因他一人，导致亡国，或许有些夸张，但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典籍里的中国》里有这样一句话：

我们为什么要写史？述往事，以观成败，鉴得失，明是非。

我们为什么要读史？因为我们要在血脉和文化传承中，找到个人、民族的根与魂。

《南明史》述说着短短几年，历史上容易被忽视的南明历史，极大程度地还原历史真相，让后世的我们站在更高更广阔的视角去看成败，鉴得失，明白其中是非曲折，从而找到我们自己、民族的根与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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