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消失的澳门客家村

但对澳门最早的原住民之一的客家族群来说，这是一个“迷失的天堂”，城市愈发展，客家村落愈荒凉。市区的扩容与规划，意味着澳门仅存的两个有数百年历史的客家村——九澳村和黑沙村，随时面临拆迁的命运。

充满殖民地色彩的欧陆情调，与僻静荒芜的客家村形成巨大的反差。外界几乎没人注意客家人在澳门的生存状态，也鲜有观光客踏入澳门仅存的原住民村落。笔者专程去黑沙村做田野调查，的士司机只知道很多游客光顾的黑沙海湾，但懵然不知有黑沙村的存在。

其实，要讨论澳门的前世今生，始终绕不开客家人早期拓植垦荒、开山凿石、铺路造城的历史。

换句话说，客家文化是澳门历史的源起及无法切割的组成部分。据澳门基金会资助客属社团联合总会以“客家人与澳门”为题的调研结果显示，澳门现有客家裔逾10万人，大约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国父孙中山与澳门的渊源深厚，但长期受到研究者的忽略。澳门与中山在清朝同属香山县管辖。纯客家人居住的乡镇，包括坦洲、神湾、五桂山。南朗镇的翠亨村亦是纯客家村。

据客家研究的奠基者罗香林在其著作并由孙科作序的《国父家世源流考》记述，客家人孙中山出生在香山县永宁乡大宇都（今中山市翠亨村）。

这里距澳门仅37公里，孙中山的父亲常年在澳门做鞋匠。孙中山13岁那年随母亲经澳门登上“格兰诺曲”号英轮前往檀香山。换句话说，澳门是孙中山走向世界接触新思想，进而结束中国数千年封建帝制的起点。鲜为人知的是，孙中山在港大医学院毕业之后，于1892年成为中国籍西医师在澳门开业第一人。

澳门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秦始皇统一中国时，纳入南海郡番禺县。南宋设香山县，澳门改归香山县管辖。但澳门真正出现华人定居的村落，始于南宋末年。元军于1272年攻陷宋朝都城临安(今杭州)，宋室重臣的文天祥、陆秀夫拥宋帝南下避难，一路惊恐闯到南海，因躲避台风，在澳门安营扎寨。元军追杀而至，双方在崖山激战。宋军大败，少帝溺海而崩，一众将士蹈海就义。溃散的军民到处藏匿，成为最早定居于澳门的“当地人”。据史籍和众多客家族谱记载，元军灭南宋前后，本身是客家人的文天祥在赣南、闽西和粤东等客家人聚居地征兵，回应者众，其中粤东梅县卓姓一族八百村民随文天祥大军而去。清末著名的梅州籍外交官黄遵宪的诗赋“男执干戈女甲裳，八千子弟走勤王﹔崖山舟覆沙虫尽，重戴天来再破荒”，生动描述了客家人这一段悲壮历史，无意中也成了追溯澳门客家村渊源的佐证。

遗憾的是，澳门最古老村落之一的卓家村（三家村之一），在政府有意无意地合并整合下消失了。

2016年9月，当地以“孙逸仙马路/三家村”命名的巴士站，被交通事务局以“分流巴士路线”为由取消。卓家村作为一个曾经香火鼎盛的村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落日中，现在只剩下一条60米长、6米宽的卓家村路。参天古榕掩映下的关帝殿，可见一副楹联：丹心昭日月，大义在春秋。字迹虽经风侵雨蚀而斑驳，但途人走过，仍然能够感受到激荡了数百个春秋的客家先民保家卫国的浩然之气。

历史发展到十六世纪中叶，葡萄牙在澳门的势力日盛。从闽粤乡间涌到澳门，以开山凿石、晒盐耕植为谋生手段的客家人不断增多。进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澳门又吸纳了大量从柬埔寨、缅甸、愈南、印尼等地的客家归侨。

笔者走探的九澳村、黑沙村民，就是最早抵澳的原居民。据张国财村长、吴观祥村长介绍，村民多是清朝咸丰年间从广东迁入。

与许多客家村落不同之处，九澳村是一条杂姓村，以张、何、锺、吴居多，全部自我界定为客家裔。

九澳村由村头走到村尾不过十五分钟，人丁兴旺的时期有八百村民，但现在仅剩不足二百人留守，年轻一代多到市区或外地“另择高枝”求发展了。

村内有三圣庙，门联石刻“恩波潮九澳;德泽荫千方”十个字。庙内一块碑石刻，印证了该庙在同治初年(1862年)为村民所建，并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重建。村公所是两层楼房，墙上挂满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黑白照片，满目的田园牧歌、渔舟唱晚。画面可见耕牛招摇过市，家禽马路撒欢，小童在榕树下嬉戏，村妇在井水边洗衣。百多年来，村公所不仅是村民的议事堂、休闲话家常的茶馆，也是信件、水电费单的收发室。

九澳村（葡萄牙语称：ViladeKáHó）毗连路环岛北部九澳湾。明朝嘉靖本《香山县志》的记载：“九澳山，其民皆岛夷”，即在澳门开埠前，九澳已有常住人口，是一些做生意的外国人。后来，九澳村聚居了由广东龙川、中山、五华等地的客家人拓荒开地。

九澳地名的出现，比路环还要早，在清嘉庆至同治年间已被标在地图上，其历史悠久由此可见一斑。

在清代中后期，九澳村的西面逐步形成了另外一条客家村，名叫黑沙。因为客家话“同声同气”带来的天然亲近感，两村的关系较之于其他地方更紧密。颇富澳门特色的海岛型客家村落，仍然延续着海内外客家人以“血缘、地缘、方言”为凝聚纽带的传统。

虽然村公所能够提供的有关九澳村和黑沙村的家族资料不充分，但有兴趣的研究者如果参照邻近地区如珠海、中山、紫金、河源和梅州，则可清楚地看到明清以降的客家人迁徙路线图。

客家人素以吃苦耐劳，适应环境求生存著称。我们知道客家人多依山而居，以垦荒拓植为生。

但到了荒岛，面对茫茫大海，就必须向“以舟为室，视水为陆，浮生江海”的疍家偷师。从村民使用舟楫、渔网、捕捞、晒盐的情况考察，这里的客家人出色地演绎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

曾经充满诗情画意和欢声笑语的这两条客家村，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竟然是生存。农耕文明早已落伍，寸土寸金的都市需要做更科学更高效的规划，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土地所有权谁属，是官府和村民争持不下的最大原因。澳门特区政府一些官员和立法议员认定“村民霸占官地”。政府曾经搞过一次小规模的拆迁行动，遇到不少阻力，当时有不少香港居民闻讯火速赶返澳门“护村”，有人哭诉“我哋五代都住喺到，唔知可唔可以葬返喺到”，惊动香港媒体关注。

九澳村公所声称拥有道光年间的地契。1887年《中葡条约》签订，村民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转为向澳葡政府缴纳俗称“沙纸契约”的门牌税，所以“一直以为”自己拥有土地业权。黑沙村的情况也相似。

村长控诉说，清朝道光年间，香山县政府、葡萄牙政府皆承认黑沙村的历史存在。清末海盗为患，1910年葡军取道横琴攻占路环，从此后许多道路以葡萄牙官员命名，征收“业钞”(香港人称为差饷)。但该村在1977年建的村民会堂，因为没有向官府登记，现在成了非法建筑。他说，以为“回归之后，一切都好办”，但事与愿违。

也许，村里最难拔的“钉子户”，是一对年逾八旬、无依无靠的美国人Varian夫妇。他们向村民买下了没有产权证明的村屋，居住数十年至今。客家村原住民的纠纷“一不小心国际化”，政府更加“有排烦”。

有村民感叹“澳门是全世界最不尊重原住民的地方”。原住民（旧时称为土著，英文称为Aboriginal或Indigenouspeople）在国际上并没有一个正确的定义，通常指某地区早期定居的族群，而且是相对于外来者尤其是入侵者对本地人的称谓。

该词在十九世纪被广泛用于人类学和人种学的研究，到了二十世纪中叶更逐步形成了一个法律学的范畴。对原住民最尊重的地区，当推台湾。台湾立法机构为保障原住民族的基本权利，在2005年元月颁布了多达35项条款的《原住民基本法》，政府在惠民政策上也多有向原住民倾斜。

不记得在哪个出版物上见到一首诗，是对正在消失的客家村落的凭吊：雨冷风凉落叶黄，霓虹灯下有荒庄;古殿香疏信善少，老榕须密茎根长。吟罢难免感叹唏嘘。

目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曾提出先缓后急、先易后难，声称在不影响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城市规划下让原住民继续在原地居住。

但村屋日久失修面临倒塌，而向政府递交祖屋重建工程申请，官府的心态似乎是采取“拖字诀”，希望“历史遗留问题让时间去解决”。

门的飞速发展，意味着对原始封闭村落形态的最后告别，但澳门目前仅存的这两条客家村，同样可以与时俱进，浴火重生。

澳澳门特区政府不应该也没有必要把客家村作为历史遗留的包袱，而应视之为宝贵的历史遗产。政府除了“强拆”，限制水电，停止规划交通路线，还可以做很多，比如参考香港新界的“丁屋”政策，化解官民争地的死结，亦可“北望神州”，学习北京胡同、上海弄堂、佛山祖庙陋巷如何脱胎换骨蜕变成为“新天地”的发展经验。

多年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市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育和活化”方面，其实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成绩，如果能对郊野的客家村落做一些富有创意的工作，令澳门向外界展示现代都市动感活力的同时，又能向外界展示其历史底蕴深厚，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的一面，则社稷甚幸，黎民甚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