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思想是什么？
司马迁哲学思想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即“变”的观点。司马迁把物质生产和交换看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发展趋势，他在《货殖列传》中说：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欲望动力说”有如此深刻的认识，确属不易。
《史记》中反映了反天道、反鬼神的朴素的唯物思想。这种朴素的唯物思想，表现为对阴阳五行及神仙方士等种种邪说的批判。司马迁在《封禅书》里通篇记述了李少君、神君、文成、五利、公孙卿等一群骗子的无耻表演，对于汉武帝迷信神仙方士的种种愚蠢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如，李少君自称通晓不死之术，但“居久之，李少君病死”。被汉武帝封为文成将军的少翁，“居岁余，其方益衰，神不至。乃为帛书以饭牛，详（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杀视得书，书言甚怪。天子识其手书，问其人，果是伪书，于是诛文成将军，隐之”。这简直就是一篇方土现形记。司马迁“太史公曰”中说：
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刀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
《封禅书》是司马迁集中向鬼神迷信及方术之士宣战的一篇檄文。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说：“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他不相信那些迷信的谣传。司马迁在《扁鹊仓公列传》中说：“病有六不治……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指出了巫术的害人。这些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是十分宝贵的。司马迁朴素的唯物思想，表现在他对天道的怀疑和对天人感应论的批判。他在《伯夷列传》中说：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什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内，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竞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往，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司马迁由伯夷、叔齐的遭遇联想到当时的社会现实，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传统敬天观念提出了怀疑。用生动的事实说明，历代用以麻醉慰藉人心的所谓“天道”，是靠不住的。司马迁在《伯夷列传》里只是怀疑天命的话，在其他篇里则是直接公开地表明了他反对天命的态度。司马迁在《蒙恬列传》里记述蒙恬临死前的一段话：
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药自杀。
蒙恬把自己的罪责归于“绝地脉”，因而有罪于天。可见天命论对他的影响之深。司马迁却不同意蒙恬的看法，在传后的“太史公曰”说：
吾造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为矣。夫秦之初灭诸候，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在司马迁看来，蒙恬之罪根本不是“绝地脉”，与天命无关，而是因为他不考虑百姓的疾苦，一味地邀大兴土木之功。司马迁反对天命论的思想。司马迁在《天官书》中也提出了对天人感应的怀疑。他说：“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怪物，以合时应，其文图籍吉祥不法。”
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像我国古代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一样，都认为天地万物的根源不是某种精神实体，也不是由上帝创造的，而是由于物质世界本身的原因。司马迁在《乐书》中还这样写道：“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这完全符合唯物论的反映论。看出司马迁的哲学思想是具有强烈的唯物主义倾向。
在《史记》中所反映十分丰富，是我国第一位在历史著作中写入经济问题的学者。司马迁在经济思想方面颇多建树。
一，强调人类对物质利益的依赖。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司马迁对道德和物质利益的关系阐述得已十分清楚，在道德观念和物质财富之中，物质则是起决定作用的，它是道德观念产生的物质基础，而道德观念则是受物质利益制约的。
二，肯定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进取精神。司马迁把追求物质利益看作是由人的天性所致。司马迁在《货殖列传》说：
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榆长袂，蹑利履，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客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阝亢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伪书，不避刀锯之铢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把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遮羞布彻底撕开，肯定了人们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司马迁敢说实话，揭示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实质与动因。但他把剥削阶级惟利是图的本性说成是普遍的人性，显然是形而上学，并不足取。
三，赞同国家对经济活动采取不干涉政策。司马迁赞同汉初的“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开放政策。认为汉初之所以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繁荣局面，是因为实行了开放政策。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还把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对策归纳为：
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因之”是上策，“利道之”、“教诲之”、“整齐之”是中策，“与之争”是下策。所谓“因之”，即依据经济发展的趋势，听其自然，采取不干涉的政策。他在《平准书》中叙述了“因之”政策：“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与之争”的政策被司马迁视为“最下者”，这是针对汉武帝所实行的盐铁、平准等抑商政策而发的议论。至于“利道之”、“教诲之”、“整齐之”，都是指对经济活动给予一定的制约和干预。
主张放任政策在《货殖列传》中说：
夫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做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司马迁是主张政府不必以行政命令干预经济活动的。他列举了各地的丰富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由农、虞、工、商分工合作，互通有无，反对政府“发微”这一强制政策；他认为，每个人只要“任其能，竭其力”，即可满足对物质财富的欲望。因此，政府也不必干涉民间的经济活动；他认为不必统一物价。此处物价低，商人自然到价格高的地方去卖。他还认为，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像水一样从高处往低处流，日夜不停，“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所以，他认为这种政策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验”。
四，反对秦朝以来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农、工、商、虞四者并重。
在秦代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把商人视为罪犯一类。汉承秦制，也把商人作为贱民对待。汉初规定商人另立户籍，称为市籍。对商人采取各种形式的人身污辱，如不准穿丝绸衣服，不准乘车骑马，不准携带武器，不准购买土地，不准做官等规定，违者严惩。汉武帝时代，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和禁榷制度。没收商人的财产，给商人以严重打击。在社会上一片贱商的声浪中，司马迁却慧眼独具，清楚地看到了商业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毅然为商人立传，大力歌颂他们的聪明才智。
他在《货殖列传》中说：“《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司马迁把商业同工业、农业、虞业相提并论。他还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充分肯定了商业活动对繁荣经济的作用。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赞扬了计然的商业理论，并说由于勾践实行了计然的这一措施，从而使越国取得了“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的效果。他把商人称为“贤人”，还要让后世人学习他们的致富经验，这就足以说明商人在司马迁心目中的地位。
司马迁总结了商业活动的若干规律。在《货殖列传》说：“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他借计然的口说出了经商要有预见性，要具有战略眼光。资金运用，流转不息。计然曰：“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所谓“无息币”、“货勿留”、“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是指要加强资金货币的周转。“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是说要看准行情的起落。“无敢居贵”是说不要要价太高，那样会使货物滞销，反而影响资金的周转。
司马迁在叙述范蠡在佐越灭吴后，弃官经商，曾“三致千金”。他的发家时说：“朱公（即范蠡）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司马迁在写齐国大商人刀闲时，强调了他致富的原因是敢于用人，说：“齐俗贱奴虏，而刀闲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闲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故曰：‘宁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司马迁在这段叙述里，对刀闲知人善任的经商之道大加赞扬。
司马迁对大商人白圭的“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做法十分赏识。他在《货殖列传》中引述自圭的一段精彩论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就是说，从事商业活动，既要有勇，又要有谋。有了智谋，才能乐观时变；有了勇敢精神，才能当机立断。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叙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锤。此皆诚壹之所致。”司马迁列举了卖油、卖浆、修理刀剑、卖熟肉、兽医等行业，这些从事薄技微业者，都可以致富。其致富的原因是，他们都在经商中能做到“诚壹”，深入钻研一种业务，有一技之长。出奇制胜，发财致富。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中总结了许多经济知识，阐述了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远见卓识，从而证明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经济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