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的孟子是怎样论述“以人为本”的？

孟子发扬了孔子“仁”的思想，主张性善论，由此演化出他的仁政学说，而他“以民为本”的主张正是他仁政学说的的核心，即贵民论。

孟子是怎样论述他的“以人为本”主张的呢？

孟子最早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这在中国古代社会是非常可贵的。他总结历代王朝兴废存亡的经验和教训，明确得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的治国之道。

他还一再告诫统治者要与民同忧共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以仁政贵民思想治理国家，就要求君主自身有道德。孟子认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又由于孟子思想中有不少空想的色彩，他的仁政贵民思想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孟子继承了前代的民本思想，其贵民论亦有一定的特色和进步意义。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又的确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不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影响了其后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使得一批又一批志士仁人去犯颜直谏、舍生取义、为民请命。

值得注意的是，仁政贵民的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所宣扬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和民贵君轻的民本意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超过忠君的界限。是为了在更高层次上维护君主专制的国家制度。

孟子认为，统治者施仁政首先要得民尤其是民心。他说：“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得民才得天下，相反，失民则失天下，得民在于得其心，失民也在于失其心，民心是最重要的。有道即方法，得民心的方法是积累民之所需求，抛开民之所厌恶，所需所厌以民意为指归。这也表现为以民忧乐为忧乐，所谓“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统治者所乐不应“独乐乐”，而是“与人乐乐”，不应“与少乐乐”而是“与众乐乐”。天下子民皆乐也即君王之乐，或者说君王之乐反映子民之乐，以民为本是仁政的精髓。

另外，需要推恩。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为在家率先垂范，尊老爱幼并推己及彼，以仁爱之心推及妻子乃至于兄弟，进而推及于家国，做到这一点就会得心应手地治理天下。而是否推恩至关重要，“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可以说，推恩是仁政的重要体现。与此相关，他又讲扩充，人心中固有的仁义礼智道德只是发端，“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扩充即扩大充实，实际上是把人心所含有的仁义礼智因子通过后天的实践加以发扬光大，不仅可以齐家，也可以治国平天下。推恩与扩充属于仁政的实践，是其实现的重要途径。

心怀仁义：治国应以义为上，讲义则国泰民安

孟子继承孔子讲仁也讲义，如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相对而言，仁属心偏于内在，而义属行为偏于外在，仁是良心，义则是正路，仁义结合体现良心由内向外的实践过程。在义与生命出现矛盾时，他主张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义，所谓“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为仁政这一正义的事业，付出生命也在所不辞。

孟子见梁惠王，两人对话涉及义利。王说：您不远千里来将对我国有利吗？孟子答道：王何必言利？有仁义就够了。如果王、大夫、士人、庶民都只想着如何利于自己的国、家、身，或者说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彼此利益对立必然引起社会不稳定。如果把利置于义之上，不夺到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不存在讲求仁义而遗弃其父母，以及讲求仁义而轻慢其君的人。王讲仁义即可，何必言利呢？这是告诫统治者治国应以义为上，讲义则国泰民安，一味地追逐利益必然造成社会动荡。

处理义利关系以仁义为上，不应该怀利，如孟子说：“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相反地，“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心怀私利，做事动机不纯，人心疏离，社会涣散，国家必然崩溃。心怀仁义，社会有凝聚力，国家必然强盛。心怀仁义为施仁政树立了正确方向。

恒产恒心：得民心的前提是制民之产

施仁政必须以经济为基础，得民心的前提是制民之产。孟子写道：“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因此，必须“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如果不制民之产，则“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当务之急是发展生产，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具体的目标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重视民生，给予他们适当田地耕种，辅之以副业，生活富裕后再施以道德教化，丰衣足食，理想的社会不难实现。

治理经济必须从井田开始。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所谓井田指方里而井，井田为九百亩，分九块，每块一百亩，中间部分为公田，其余八部分是私田，大家先耕公田，之后再各耕自己的私田。如此，耕者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百姓亲睦。另外，正经界是把田地的多少与社会的等级结合起来，这只是为了有序，在当时是必要的。同时也要“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尤其是减赋税，实行十分之一的低税率，减轻百姓的负担，也是仁政的举措。

孟子还概括出五项政策：一，“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二，“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三，“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四，“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五，“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除了尊重贤人、任用能人之外，其他四项都与经济相关。如对市场存放的货物不征租赁税，按照规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以免积压，在关卡只检查而不征税，耕者助耕公田而不征收私田赋税；人们居住地没有劳役税和额外的地税，等等。尤其可贵的是，孟子充分肯定这些经济措施对仁政实施的积极作用。

仁心仁政：以性善为特色的心性论与道德学说为前提

孟子的仁政实际上是不忍人之政，不忍人之政源自不忍人之心，即“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所谓的不忍人之心是指人的同情心，此心是人先天内在固有的，具体表现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而它们分别是仁、义、礼、智的发端。人都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同情心即仁心，在实践中转化为仁义礼智道德，道德又转化为政治，如果“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把仁心当成施仁政的基础，说明他的仁政思想是以性善为特色的心性论与道德学说为前提的。

虽然孟子讨论仁政的政治框架早已成为历史，其仁政思想的局限性十分明显，但是孟子把仁引入政治，实现由仁心到仁政的转变，道德与政治有机地结合，由内圣开出外王，达到内圣与外王的统一，这既是对孔子仁政思想的发展，也为后来儒家仁政思想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经典的范式。另外，孟子有关以民为本、怀仁义、制民之产、仁心达于仁政等主张，都体现了儒家倡导以人为本的价值关怀，可以为后世治国理政提供道德层面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