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秦汉以来中国却出现思想走向统一的局面，为什么？对中国历史有何重要影响

春秋战国是一个诸侯割据的时代,各种思想产生,互相影响,形成诸子百家,而秦朝是一个封建大一统的时代,要加强统治,唯有统一思想.百家争鸣是思想的一次大解放.而秦的统一思想,为后世所学,有利于国家统一,却禁锢了人民的创造性.

古代科学具有整体性的特点的表现

什么“古代科学”？干将莫邪夫妇在莫干山炼铁，那时“科学”这小子还没有诞生呢。事物总有个因果，有个先后，总不能用儿子的名字叫老子吧？比如说，你把干将、莫邪称作“科学家”，那是对“科学的祖先”的“大不敬”：因为“科学”正是在他们的工作的基础上产生的。有人一心要证明中医“也科学的”，那是很可笑的。古人发明“耒”，发明“嫁接”，有什么“科学原理”？应当说没有什么“科学原理”，因为“原理”是根据祖先们的实践才产生的，而不是祖先根据“科学原理”才有发明创造的。我称“西方科学”东渐前的技术创造为“前科学”，读过《庄子》的，就应当知道“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鱼之乐也”，这句话里所包含的思想深度，是高于“科学”的，学过数理逻辑的，试着分析一下，并掂量一下，你能讲出这样的话吗？

中国古代有神论的思想来源

阴阳不测谓之神”，“祭神如神在”，“不以目视以神遇”，中国古哲明明白白到处都说到“神”，也表示了相信“神”，怎叫“无神论”？神一定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上帝之神？而不能是境遇之神？古人相信“能近取譬”的仁义、亲亲、夫妇、天命、天意、天时、天机、天道都有神意和神性。

中国古代数学特点

在中国文化发展中，我国古代数学筹算操作的机械化运演形成的计算体系来源于作为原始数学的竹棍操作运演在历史进程中的演化。中国古代是借助于竹棍为特定物进行数字、数学操作运演的民族。中国古代数学具有外算与内算的双重功能，即“算数万物”的算术性功能和神秘主义的解释性功能。因此，中国古代数学不仅未形成以宗教、哲学的层次思辨自己的方法、结构形式，而是形成了专司具体数学问题的特征。中国古代数学在文化传统中的价值取向就是在筹算运演机械重复的条件下尽力构造简明的运演方法，准确迅速地解决实践提出的具体问题。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以及筹算的技艺型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和构造模式，这种筹算数学的价值取向保证了中国古代数学机械化特色的发展方向，注重数学实际应用的层次不断发展，机械化的计算技术和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古人借助于算筹这一特殊工具，将各种实际问题分门别类，进行有效的布列和推演，在比率算法、“方程”术、开方术、割圆术、大衍求一术、天元术、四元术、垛积招差术等等方面都取得辉煌成果，在宋元时期数学达到高潮。元代以后发展的珠算制是筹算制的发展改革和继续，可以说，中国传统数学在数量关系上是以算筹制为主线贯穿一起，以提高机械化的计算技术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的。同时，文化价值观的传统特点也造就了一批传播和发展作为技艺数学的群体，这是促进数学机械化发展的人才优势，尤其是在相对稳定的文化环境中，其传统价值观念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哲学史的基本特点有哪些?

中国哲学史的特点是由中国社会的特点决定的。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奴隶制不典型，封建制发展得相当充分、完善，封建大一统的国家结构形成时间早、持续时间长；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没有达到成熟阶段。这就使中国哲学史具有五大基本特点：第一，正如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的典型性决定其哲学的典型性、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典型性决定资产阶级哲学具有典型性一样，中国封建制的典型性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具有典型性。这典型性就是中国哲学与政治、伦理思想的紧密结合。中国哲人历来追求人的内心世界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平衡为最高目的，追求治世之道，追求成贤成圣。这就使中国哲学必然与其政治伦理紧密结合。中国哲学史以封建制为最长。春秋战国、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长达2000多年，因而中国社会思潮的发生发展也与漫长的封建社会密切相关。第二，中国哲学产生于奴隶社会，而其主要发展过程在封建社会，其主要流派是儒家，这就决定了中国哲学史以儒家哲学为主干。因为中国哲学在先秦曾经是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秦汉以后，宗法制封建社会的建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哲学定为一尊。随着封建宗法制的发展，儒家哲学又以不断的自我改造来适应封建宗法制的发展，特别是董仲舒“罢黜（chù）百家，独尊儒术”和朱熹以“天理”为中心的两次改造，强化了儒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的地位。第三，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充分发展，使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在与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斗争中，达到了古代的最高水平，并形成了悠久而持续的传统哲学。先秦诸子争鸣时期是中国哲学史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基本奠定了中国哲学发展、演化的总格局，其最大成就是产生了儒、道、法三大思想文化主潮，而儒、道是中国哲学的两座主峰。儒家保存、整理、弘扬了传统文化，从教化立场出发，着重探索了人性理论；道家从道法自然的反思高度，论证了人生至道的哲理，这两者成为中国人文主义哲学的两座主峰；法家综合了儒道的人性理论和谋略思想，形成了高度完备的法家哲学体系。这三大文化主潮的侧重点都是社会观，而不是自然观；都是研究“人”，而且不是孤立的、个体的、孤独的“人”，而是群体的人或人的群体，是社会的人和人类的社会，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独特性：寻求人际关系的稳定、有序、和谐，堪称唯物、辩证的人文主义或有机和谐的人文主义。第四，中国古代哲学家对天与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的关系进行了长期、持久的论辩、探索，提出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等观点。不少哲学家为了使社会得到和谐、平衡、健全的发展，力求调整人际关系，因而特别重视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使王权高于神权，使人伦高于鬼神，具有无神论的倾向。第五，中国哲学史在国内的百家争鸣中注意兼容并包、兼收并蓄；在国际的文化交流中，先是吸收印度原始佛教哲学，使其中国化，后又和西方的基督教哲学及其他哲学相结合。这说明中国哲学颇具包容性和融合性的特色。这使中国哲学史成为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它不仅是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的结晶，也是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合流、融合的结晶。总之，中国各派哲学的总特征都是以“人”为中心、以社会为重点作为研究对象的。并且都崇尚以整观（“合”）、和谐（“和”）为特色的辩证的研究方法，这是中国哲学的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