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和国学的区别是什么？两者的内涵和延伸有哪些？

章太炎认为“国学”是中国固有之学。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国学”一词的解释：“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

宋定国教授在其《国学三部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中作了这样的阐释：“国学”是“中国学术”或“中华学术”的国内简称，是研究中国即中华民族之传统学术文化之源流及其发展的基本规律，以推动我国和世界学术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为目的的科学。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哲学是国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学术思想的国学，哲学应该是其最核心的内容。因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国学就是研究中国之学。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哲学源出希腊语philosophia，意即爱智慧。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根据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解释而形成两大对立派别：唯心主义哲学和唯物主义哲学。

国学与中国哲学之间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

国学：过渡性角色与国学热的现实要求

实际上，当下所说的“国学”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产物，其名缘于“西学”，后因国势蹇滞而沉寂，近十多年来随着中国之崛起又重新喧腾。清末“国学”出场表达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于内而言有“复汉排满”之意，对外则为了保国、保种、保文化，通过整体形式上的中、西划界，拒斥作为“体”的西学。新文化运动之后，“国学”渐渐遁入书斋，学院化的形式成为定局，国学研究被纳入到“分而治之”的学科体系当中，和大学体制紧密结合在一起，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民间讲习或旧式学者的“单打独斗”，已成流风余韵，影响甚微。现代化的“国学”研究，基本上是用西学的眼界和方式来整理古代的典籍材料，即所谓“国故”之学。这种书斋化、典籍化、材料化的状况，已经与现实的生活脱钩，远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社会与文化水乳交融的情景。所以，单从学术形态的转换来讲，“国学”实际上扮演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化演进的中间角色，是旧学问向新学术过渡、中学向西学看齐的中介形式。

在新的学术形态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国学这一过渡性的中间环节当已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出场”的特定历史背景已经消失了，它的含混性也不能适应当今学术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要求。那么，眼下的“国学热”又为什么会出现呢？究其原因，略举大端：其一关涉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国学热”可以说是对以往数十年几代人蔑视传统、践踏传统之社会风气的强烈反弹。其二关涉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长期的“臣服”与“依傍”，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造成了严重的“失语”状态和创新能力的低下，这成为当代人的心病，故借“国学”之名以图范式之扭转。其三关涉全球化时代所特有的身份认同焦虑。既有百多年来民族主义情绪的延续，也有文化同质化之挤压所带来的新的困顿，倡扬“国学”成为突显自身主体性的有效方式。所以，此时的“国学”之崛起，并非讲堂上的喧闹，而完全是基于现实的要求，和世界变幻的风云、时代发展的脉搏跃动在一起的。这就远远超出了学术研究所能涵盖的范围，比之学术化的中国哲学学科来讲，它的涵容度、复杂性和现实感，都要大得多。

中国哲学：现代学术与民族传统的冲突与融合

作为“新瓶装旧酒”的理论体系与文化形式，现代的中国哲学研究隐含了两重意涵现代学术与民族传统。就学科而言，“中国哲学”是模仿西方体系建构的，直接对应西方的哲学学科，所遵循的是西式的学术标准和研究方法，深受近代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影响。作为研究科目，它的价值立场是中立的，追求所谓“客观性”，不偏不倚，不带个人信仰之色彩，甚至不涉及现实的人生。但是，从研究的内容来讲，它的材料主要是儒、释、道经典，很难与西方的体系对应，在价值观上，也强烈地表现出了所谓“民族性”的特征。近些年来，“中国哲学”的身份性被反复质询，原因就是研究范式的过分西化及其依傍性，人们越来越不满意于这过分“冰冷”的研究，而强调“同情的理解”，试图将中国人的生命世界和生活实践植入到相关的理论当中。这样，“国学”的出场，似乎可以补偿原有的中国哲学研究之缺憾，强化民族文化的特征，这就部分地形成了国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对峙局面。注重中国思想之民族特色，就会批评纯哲学的方式；而坚持中国哲学之现代性，就会强调基本的学术规范和要求。

但国学研究并不能代替中国哲学研究，这是目前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从历史来讲，传统学术也是不断更新与变化的，思想与文化的进步靠的是突破与创造，而不是泥古与守旧。像宋儒之于汉儒，就是在经学革新的基础上，继承吸收以往的思想材料，加以创造发挥，建构或丰富了儒家的道体论、心本论，从而拓展了中国文化的精神空间。如果没有宋儒创造性的哲学诠释工作，很难想象中国思想的调适与发展，而儒、释、道的兼容并包与有序和谐之精神统一体的形成也是不可能的。就现实而言，中西文化的深度融合已是不争的事实，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从形而下的器物世界到形而上的精神世界，哪里没有西方的影子？任何剥离的想象都只能是事倍功半甚或徒劳无功的。重要的是寻找各自的位置、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长，交互为用，并行不悖，形成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合力。退一步来讲，国学也不是要回到传统形态，从理念到方法，国学都不可能完全去除现代化的印记。而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也在慢慢地发生着典范的转移，更多地融入了传统的特点，与所谓“国学”的距离越来越近。

国学研究促进了中国哲学范式的转变，也为中国哲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打开了新的空间，提供了理论学术与社会生活相联系的中介，同时也把更多的思想资源纳入到了学者们探讨的话题当中。国学的兴起是和价值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以儒、释、道之经典为载体，废弃经典等于斩断根脉，造成近代以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漂浮感。从学科分类来看，中国传统学术所承载的价值功能在现代学术中一定程度上为哲学所替代，因而要连接上传统的脉络，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就不能不认真地对待国学的价值指向。由此，国学义理的诠释比之文献整理的工作，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来讲可能显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