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封锁的重要性，论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最合理方式
郑成功收复台湾，赶跑了荷兰殖民者，这是一项伟大的功绩，但是他使用的手段很可能并非是战争，而是采用经济封锁。
1661年，郑成功起兵攻入台湾，驱逐了荷兰殖民者，将宝岛收复。无论在我国内地，还是台湾，都因此将历史教科书中将郑成功称为民族英雄。这个称谓当然不存在问题，也符合历史事实，但教科书及通常史书上的叙述细节却存在很大问题。
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在事实上继承泉州籍巨商李旦垄断东亚海域商贸的地位后，也效仿李旦的做法，不仅尊奉明朝皇室，投效福建官府，而且还与日本的德川幕府、盘踞东南亚和中国台湾的荷兰殖民者建立了广泛的贸易联系。郑芝龙被明朝招抚，从“海防守备”一路升至福州总督。荷兰殖民者为讨好郑芝龙，与之签署了商业与军事合作协议。清军入关并席卷中原后，郑芝龙投降，其子郑成功拒绝降清，而是竖起反清大旗，与之同时还整合了其父势力，希望继续控制东亚东南亚的海上贸易。郑成功势力在当时应被界定为武装割据的海上军事商团势力，最初并没有对荷兰人占据台湾提出实质异议。
但当清朝中央完成中原一统，郑成功势力所控制的地域范围被不断蚕食，荷兰殖民者又打算抛开郑家寻求更稳靠的贸易伙伴。这当然是郑成功无法容忍的，双方的合作关系开始出现裂缝，并逐渐上演直接冲突。正视这些历史事实，并不至于影响台湾自古以来归属中国的历史事实以及郑成功民族英雄的历史地位，并且，还将有助于驳斥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将海上贸易、商业文明说成是欧洲人专利的谬论。
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博士，铭传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专任副教授骆芬美所著的《被误解的台湾史：1553-1860之史实未必是事实》一书，近日引进到内地出版。这本书发掘并引用了大量的历史直接记录，还原出1553-1860年间中国台湾地区历史的诸多真实细节——这些历史真实，在内地和台湾的历史教科书中，或被简化的历史叙述和定论所掩盖，或受到严重误读，而长期鲜为人知。
以本文开篇引述的郑成功势力与荷兰殖民者爆发冲突的起因为例，点明郑家势力的性质，可能会让那些习惯于用典型忠臣良将标签解读历史的人感到颇为失望，却更符合历史逻辑：如果从郑芝龙到郑成功，以至后来的郑经，郑家势力不是一个海上军事商团的话，就无从筹集收复台湾、后来长期对峙清朝中央的经费资源，也不可能拥有足以击溃荷兰殖民者、震慑其他欧洲国家殖民团伙的军事技术。
同样可能让习惯了教科书版本叙述的朋友感到惊愕的是，郑成功之所以能够成功收复台湾，最大的依仗并不在于军力(尽管其军事力量确实足以压倒荷兰殖民者)，而是经济封锁。骆芬美在《被误解的台湾史：1553-1860之史实未必是事实》这本书中就介绍指出，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目的在于在当时的东亚、东南亚贸易中占据主动。郑成功决心驱逐据台的荷兰殖民者后，对之采取禁运战略，直接击破了后者的贸易链条，大批到台湾务农经商的福建居民为此返回大陆。荷兰人一度派来了海军舰队准备迎击郑成功的军队，苦等无果后就撤回巴达维亚(今天的雅加达，当时荷兰殖民者在亚洲的中心据点)，之后，郑成功才对已经陷入空前疲敝的据台殖民者发起了致命一击。
《被误解的台湾史：1553-1860之史实未必是事实》书中还介绍了其他一些很难“出现”在教科书成为“史实”的“事实”，对于内地读者加深对台湾历史的了解很有帮助：荷兰殖民者在据台的30多年里，对台湾进行了积极开发，特别是大力引进福建等沿海省份的汉族居民到台务农和从事商贸，并在台湾先住民部落中开创了自治式的头目制度;郑成功死后，台湾郑经势力在与清朝中央对峙期间，因清廷推行海禁令造成了贸易和财政困难，专门“招商引资”引来了英国商人，英国人对中国的实际了解始于此，几十年后为突破清廷贸易限制、逆转贸易逆差而推出了鸦片贸易;郑成功来台之后，台湾民间曾一度信赖玄天上帝(真武大帝，明王朝册封的海神、北方最高神明)，施琅逼降郑克塽后，清廷为了收拢台湾人心，转而推崇另一位海神妈祖，竭力通过官方力量“造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