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冷兵器到热兵器：明朝火器发展何以逐渐落后

中国在唐朝末年最先发明了火药，宋朝最早制造出管形射击武器，直至14世纪末期即明朝建立之初在火器方面还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元代贬斥知识分子和摧残文化之后，明初文化界多少有些复兴气象，却又受到朱元璋、朱棣所建立的绝对君权和落后的单一农业结构的思维压制，僵化的理学禁锢着思想，科技创新只限于少数工匠之中，冶金等众多技艺水平及其产量还不如宋代。此时的西方却在文艺复兴后出现了科学发展，并兴起了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火器水平也超过中国。15世纪可谓东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接着葡萄牙人填补了明朝郑和远航后主动放弃的海洋空间，就此开始了西方对东方的征服。

明朝建立之初，已拥有铜火炮、火枪、燃烧爆炸罐一类的热兵器。在对付北方游牧民族时，装填缓慢且射程近的火器不适宜对付骑兵，明军仍主要依靠刀矛等冷兵器，火器的发展在百年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522年，驶到东方的葡萄牙舰只在今日香港屯门附近海面进行了中西方的第一次海战，参战明军在火器上已明显居于劣势，只是对手因人少和补给困难而退去。

葡萄牙船和荷兰船接着远航至日本长崎，历来长于对外学习的倭人立即购买了火枪、火炮，随后大力仿造，16世纪的日本内战中便出现了号称10万之众的火枪队，倭寇对华进犯时也拥有了火器优势。1548年明军在抗倭时缴获了日本的“铁炮”（日语“枪”之意），戚继光等将领认为应学习仿制，不久便制造出单兵射击可用的“鸟铳”，其具备了近代步枪的早期特点，性能同西方和日本的装备已相差不多。1592年至1598年明军进行的“抗日援朝”战争以驱逐日军获胜，后来南明的郑成功收复台湾时能击败当年世界上最强的荷兰海军，除依靠数量优势外，也是因武器还基本处于同一代水平。

不过此时的中国武器制造业因缺乏科学思想指导，对外来兵器的先进性还停留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阶段，只是出于战场需求的感性认识去购买或仿造。明朝的“海禁”政策并不严，曾大量购买“佛郎机铳”这种16世纪欧洲最流行的轻型火炮，后来又购买重达几吨的荷兰产的“红夷”大炮（后又称“红衣大炮”）。葡萄牙针对这一需求，在澳门一度建立了远东最著名的铸炮基地，明朝最多时一次就购买了80多门大炮。1626年明军将领袁崇焕在抗击后金军进攻宁远（今辽宁兴城）时，主要就依靠11门红衣大炮将对方击退，努尔哈赤也为炮火所伤，遭遇了其起兵后最大一次败绩。

明军在实战中感受到外国火器的威力，也有了仿造积极性。至崇祯三年即1630年，明朝仿制出的大中小型红衣大炮达400余门，还改进制造出迅雷铳（装五根枪管的火绳枪，枪管轮流发射）、连子铳（原始连发枪）和翼虎铳（装三根枪管的短射程轻便火绳枪）等。明末一些精锐军队中火器手的比例已高达60%，这表明明军已进入冷热兵器并用的时代。李自成攻破北京时，崇祯皇帝带着一小队太监想突围，手里拿着的也是三眼铳（装三根枪管的火绳枪），只是因出不了城门才被迫返回景山上了吊。

尽管明末已有实现从冷兵器到热兵器飞跃的一个机会，却缺乏机制改革的氛围，政治军事体制依然僵化，经济混乱和饥荒遍地又导致暴动蜂起。著名科学家徐光启曾提出“正兵”计划，其学生、时任登莱巡抚的孙元化上呈了建立全副火器装备的新营制方案，朝廷却都以靡费为名拒绝拨款。明朝内部倾轧又导致一些将领携带红衣大炮等精良武器投奔满清，结果清军在1641年锦州一带的会战和1644年同李自成军交战时占据了火炮优势，明末仅有的那点军事装备改革成果最终为他人作了嫁衣。

入主中原的清朝原本文化十分落后，起初因作战急需也重视火器，却只能仿制而无力搞科技创新。清廷稳定政权后更为闭关自守，长期迷信“弓马定天下”的传统，出于防范心理又由八旗兵垄断枪炮，火器发展近乎停滞，东方封建古国同西方资本主义新兴国家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越拉越大。正是由于明朝的昏聩和随后清朝的愚昧保守，中国丧失了跟上世界武器发展大潮的宝贵机遇，最终出现了近代落后挨打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