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形势,辽国是当年亚洲大地最强大的国家。宋辽战争处于劣势,不是因为宋军很弱,是辽军很强。加之宋朝施行重文轻武的政策,严重削弱武将地位。
两方面因素导致宋军在和外部作战中不占优势。苦苦挣扎,以防守为主。但是开封不像洛阳,长安一样有山川险峻护佑,一马平川的开封地理环境更是加剧了北宋灭国的进程。
第三次宋夏战争中宋军胜了吗?
宋夏战争,历时三年,先后爆发的战争“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也称是为宋夏陕西之战,宋夏陕西三大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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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夏战争:第三战定川寨战役公元1041年(庆历元年)年末时,北宋重新安排军事部署,将陕西地区划分为延、环庆、泾原、秦风四路而分兵驻守。启用韩琦为知秦州、王沿为知渭州、范仲淹为知庆州、庞籍为知延州,共调集重兵二十万余众,虽说部署略显得当,但是还是经常被揍挨打,处于一个被动的局面。
公元1042年(庆历二年),李元昊和西夏众臣们几经筹划后,获悉道北宋精锐之兵多驻扎于沿边各军事重镇,而关中之地兵力略显空虚,决定采用暗渡陈仓之计,乘隙而入。
王沿腐败无能,因循守旧,无所作为,因此这里就是陕西四路中最薄弱的一环,李元昊第三次发动大规模入侵的矛头就对准了他。
所以,李元昊在以东之地留置诸部藩兵阻击潼关,以图断绝两川之间互相驰援之兵,此计目的就是为了一举掠夺关中要地。
公元1042年(庆历二年)九月,西夏大军兵分两路,围攻镇戎军(宁夏固原附近)。时任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渭州的王沿调遣泾原路招讨、经略、安抚副使葛怀敏等大将统兵御敌。
闻元昊徒军信壕外,乃议质明掩袭。赵明谓怀敏曰:贼远来,利速战,其众数倍,锐甚。为今之计,且以奇制之,宜依马栏城布棚扼贼归路,固守镇戍以便饷道,俟其衰击之,可必胜,不然,为贼所屠,怀敏不听,命诸将分四路趣定川寨。《续资治通鉴长编》
葛怀敏等将率领的大军行至定川寨附近时,因判断失误遭到西夏大军的围杀,定川水源被西夏军切断,故无法坚守待援,然而葛怀敏率众欲突出重围未果,以葛怀敏为首的数十位将军杀身成仁,北宋九千余将士阵亡。
西夏大军一鼓作气、武力掠夺了渭州及周边七百余里的疆域之地,北宋关中诸地在西夏大军的践踏之后呈现出一片尺椽片瓦、满目疮痍之景。
随后,李元昊妄图向东挺进,在渭州潘原地区被宋军狙击而溃败。元昊欲组织反击,但获报范仲淹调拨的重兵正在前来驰援的途中,迫不得已打道回府,退回西夏境内。
最后,李元昊谋划攻克关中之战的阴谋未能计获事足。
长驱抵渭州,幅员六七百里,焚荡卢舍,屠掠民畜而去。《宋史.葛怀敏传》
宋夏之战,北宋军事失利原因,我认为主要集中在以下观点:将帅无能累死三军。我们通过试析领导这三次战役的地方军事统帅来看,范雍、夏竦、韩琦等人都有一个雷同的弊端,那就是文官带兵。
人尽皆知,自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宋朝之后,就奉行重文抑武的国策,间接颠覆了战乱纷争时期以武为主的用人纲领。史曰:
儒臣委西路,不能身当行阵,为士卒先,至于选择大将,乃其职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可以说,特别是范雍、夏竦二人简直就是尸位素餐志大才疏。
范雍在延州,屡贪小利,贼遂激怒其众,执以为辞。《续资治通鉴长编》我们暂且不论范雍因为贪图小利而制造边境事端的出发点是为了什么,单就这个问题而言,元昊则是有理有据,从而占据了话语权,也为西夏兴兵侵扰北宋有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借口。所以说,范雍就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庸才。
那么,作为三川口之战的最高统帅范雍对宋军战场失利又要负有哪些责任呢?其责之一、时任延州知州、环庆安抚使的范雍作为一方统帅,却是一个胆小如鼠、只知道自保的一个不舞之鹤之辈。因此负有病态固执、领导不力,一意孤行、指挥不当之责。
其责之二、由于范雍的军事部署毫无章法可言,又加上其错误的战术,间接地导致了一连串的军事失误,也直接加快了北宋边境驻军的惨败。因此负有决策不明、行为导向杂乱和执行不力之责。
其责之三、由于范雍的误判,让元昊的诈降诸蕃族顺利的进入了金明寨。当时,李士彬建议其将这些西夏投降部落族民悉数迁至南疆,而范雍独断专行致使这些人留在了边境各寨,留下了一颗颗定时炸弹,为李元昊顺利攻克金明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负有遇事不查、独裁专断、督查不力之责。
其责之四、范雍在调遣刘平、石元孙等将驰援延州的决策上发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援军奔袭土门,却在范雍的错误指挥下,舍近求远奔赴至保安,结果导致这支部队钻进了西夏军的口袋,让元昊玩了一场请君入瓮的游戏。因此负有情况不明、决策失误,主观臆断、朝令夕改之责。
说完范雍,我们反观夏竦。乃是一个平庸懦弱之辈,更还是一位贪慕美色和及时享乐主义者。
竦在陕西畏懦苟且,不肯尽力,每论边事,但列众人之言,至遗敕临督,始陈十策。尝去巡边,置侍婢中军帐下,几致军变。《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真可谓手下将士在战场上与夏军打得是惨无天日,生死未知,而夏竦躲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优哉游哉,逍遥自在地纵情女色。
作为一方统帅,时任泾原、秦风路安抚使的夏竦来说,面对诸战如此惨烈的战事,竟然为了自保而不施援助之力,由此可见其是一位胆小懦弱之辈。还有纵观以往来看,夏辣更是一个无勇无谋、缺乏主见和魄力之人。
我们还可以从前沿阵地上,看那些摧锋陷阵的将领,诸将虽是金刀铁马、久经沙场,但同样也是一些战功平庸,没有啥大能力的志大才疏之辈。
例如:参加三川口之战的宋将刘平则是个英雄主义者,虽胆大心雄却心无谋略。古往今来,任何一场战争拼的是智谋而不是看谁的胆子大。
元昊寇延安,刘平、石元孙败没,钤辖黄德和遁还,延州不纳,又走州。《宋史》而指挥好水川一战的宋将任福论其将帅之智,与士卒相雷同。究其失败的原因,无非有二。一是任福过于自大,注重现实利益,中了元昊诱敌之计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
二是违背大将韩琦既定的军事战术部署,擅自变更作战计划,从而直接导致了好水川之战的失败。再多说一点,作为任福的直接领导韩琦在战略上也犯了兵家大忌轻敌的绝对性错误。
方元昊倾国入寇,而福所统皆非素抚循之师,临敌受命,法制不立,既又分出趋利,故至甚败。《续通志》我们反过来再看指挥宋军激战定川寨的大将葛怀敏,则更是一位软弱无能,奸伪狡猾之辈。葛怀敏战败的原因,似乎是一目了然。一是,源自其战场指挥失误所致;二是,源自于各路驰援之军未能及时伸出援手所致;三是,其不听部将的良言,也是导致战败的元素之一。
泾原副都部署葛怀敏与元昊战,没于定川寨,曹英、李知和、赵、王保、王文、刘贺、李岳、张贵、赵、许思纯、李良臣、杨遵、姚、董谦、唐斌、霍达皆遇害,余军九千四百余人、马六百余匹悉陷于贼。《宋史全文资治通鉴》纵观北宋三次军事失利,武将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在宋朝重文抑武的影响下,各别武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自保思想在作怪;二是由于参与宋夏之战的北宋军事指挥者大多属于是空洞浅薄之徒,因而爆发战争时失败也就是一种必然之事。
朝廷用空疏茸者为偏裨,以游惰怯懦者备行伍,故大举即大败,小战辄小奔。《宋史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