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吴三桂最大的败笔是，弑杀永历皇帝朱由榔？

清康熙元年（1662年），刚刚登基不久康熙皇帝收到了一份由吴三桂送给他的“大礼”。

就在这一年的六月，南明最后一个政权的“皇帝”永历皇帝朱由榔，在云南昆明的篦子坡，被吴三桂用弓弦勒死，一同被杀害的还有朱由榔的儿子以及眷属，共计二十五人。

凭借着如此“不世之功”，吴三桂也来到了他人生中权势地位的巅峰，他本人获封“平西亲王”，是清朝历史上仅有的两位被封为亲王爵位的“异姓王”，他的儿子吴应熊不仅迎娶了皇太极之女建宁公主，并且在官阶和地位上，也得到了不断地提升。

然而，擒杀永历皇帝朱由榔，不仅成为了吴三桂人生之中又一个挥之不去的“污点”，与此同时，也成为吴三桂人生中“盛极而衰”的重大转折，就此让吴三桂一步步的走向了失败的深渊。

擒杀永历帝，已经不是吴三桂第一次“背叛”明朝。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面对浩浩荡荡向北京开来的李自成大顺农民军，崇祯皇帝将吴三桂看作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崇祯皇帝紧急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并命令吴三桂放弃关外全部领地和据点，火速驰援北京。

从宁远到山海关的距离是120公里，三月初五，吴三桂接到旨意从宁远率军开拔，抵达山海关的时候，已经是三月十九，这120公里，吴三桂足足走了14天，这时的北京城早已经已经被李自成攻破，崇祯在极度的失望中在煤山上吊自缢，正统明朝就此灭亡。

得知崇祯自缢、明朝灭亡后，吴三桂起初选择的是投降李自成，但是由于李自成对其家族的拷掠以及其大军进入北京后的种种行为，让吴三桂最终改变的想法。

这个时候的吴三桂重新举起了“明朝忠臣”的大旗，开始以“借兵”的方式与关外的清军进行着接触。

然而，多尔衮看出了吴三桂的想法，他并不接受吴三桂所谓的“借兵”，他只接受吴三桂的投降，而吴三桂想要继续忠于大明，或者说假借忠于大明以谋求擅权自立的想法也伴随着他在山海关大战时的阵前投降而终结。

在打败了李自成后，重新回到北京的吴三桂俨然是明朝遗老遗少心中的英雄，然而这些明朝遗臣等来的不是吴三桂拥立朱明王朝的复辟，而是清朝这面小皇帝顺治的进京登基。

在此之后，吴三桂也在高官厚禄面前，彻底放弃了“光复明朝”的想法，同时也揭下了他“大明忠臣”的伪装，一次次的将兵锋指向了他曾经宣誓效忠的朱明后裔，成为了清朝荡平南明小朝廷的先锋。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吴三桂亲率大军攻入缅甸，逼迫缅甸国王交出了流亡在缅甸的南明永历政权的皇帝朱由榔，第二年即康熙元年（1662年），吴三桂又在昆明篦子坡将其全家绞杀。

可以说，吴三桂是亲手埋葬了明朝残存抵抗力量的希望，同时也断绝了明朝最后的皇统。

擒杀永历帝，是吴三桂交纳的“投名状”，更是帮了整个清朝的大忙。众所周知，清朝一直以来都是以明朝的“继任者”自居，并且始终强调，明朝是被李自成攻灭，而清朝的江山是从李自成手中抢来的，包括清军入关时，也是打着“剿灭李自成，为崇祯皇帝报仇”的口号。历代清朝帝王也是始终将祭拜十三陵作为一项重要的仪式庆典，这些无疑都是为了证明清朝夺取江山的“合法性”。

当然，这都只是政治上的“阴谋论”，真正当朱明子孙被清朝所俘获的时候，等待他们的便是非常悲惨的结局。

当年南明弘光政权的小福王朱常洵以及鲁王、荆王等人，都是被扣上了谋逆的罪名加以处死，而在《明史》中，对于朱明子嗣的屠杀都写成了“镇压暴乱”：

“顺治三年五月壬戌，京师纷传故明诸王私匿印信，谋为不轨，及行查，果获鲁王、荆王、衡王世子金玉银印，鲁王等十一人伏诛。”特别是朱常洵，连名字都没有提，将其淡淡的放在了“等十一人”之中，真可谓是“别有用心”。

到了康熙年间，民间不断爆发打着“前明朱三太子”名义的起义活动，而当真正的崇祯皇子朱慈焕被擒拿的时候，康熙皇帝迫不及待的将其全家凌迟处死，罪名则是冒充去“前明皇子”，为的也是要掩盖其真实的身份，来维系达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

于是，当永历皇帝朱由榔被擒获的时候，其实清朝也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难题，那就是如何处置朱由榔。

如果将朱由榔押送到北京，一路上山高水远，必然会遭遇明朝的残存抵抗力量的抢夺，这是清朝朝廷所不希望看到的。即便是将其顺利护送到了北京，对其如何处置，也将引发巨大的朝堂震动，毕竟朱由榔已经在南方做了十多年的“皇帝”，尽管政权是风雨飘摇，他本人也是颠沛流离，但是毕竟是朱明后裔，有着极强的舆论基础与合法性的根基，这对于尚未完全稳固的清朝朝廷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威胁。而如果真的是由朝廷下令将其处死，所引发的动荡和影响也将是极为深远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吴三桂非常“主动”的绞死朱由榔，算是帮了朝廷的大忙。

一方面，清朝这面除掉了威胁王朝统治根基的巨大隐患，同时对于各地“反清复明”的起义也给予了一次巨大的打击。另一方面，则是继续维持了大清王朝作为大明王朝“继任者”的“良好形象”，维持了政治统治与政权来源的合法性基础，可谓是一举两得。

当然，对于吴三桂而言，这也是他必须要向清朝缴纳的“投名状”，因为此时吴三桂急需通过实际行动持续性的向清朝表明自己的忠心。

在清朝初年的四位“异姓王”中，相较于“三顺王”，即定南王孔有德、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吴三桂是投降时间最晚的。

当初，孔有德等人在“吴桥兵变”后投降，当时的后金在实力不能与后来同日而语，甚至可以说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三人的投降，颇有一种加入“创业团队”的意味，而他们的王爵也是早在崇德元年（1644年）皇太极改元称帝的时候，就已经被册封的，足可见当时皇太极对这三人的重视。

而不同于“三顺王”这样的主动归降，吴三桂的投降更多的时候是可以看作为被逼无奈之下的“阵前投降”。与此同时，吴三桂与明朝之间，并不像孔有德等人那样，有着非常不堪的过往与极深的仇恨。

所以，如果单从投降的基础与动机而言，吴三桂并不牢靠，而清朝安排吴三桂之子吴应熊迎娶建宁公主并将其留在北京，实际上就是出于对吴三桂的不放心，进而将其当作了人质。

因此，与孔有德等人的“从零做起”不同，吴三桂更像是“从负做起”，而他先做的，就是坚决而又彻底的将自己同大明王朝撇清关系，或者说，与大明王朝之间产生“仇恨”，这样才能表明自己的忠心，获得清朝朝廷的信任。

对于清朝朝廷而言，吴三桂擒杀永历皇帝朱由榔，也能起到“一石三鸟”的目的。

一来，正如前文中说到的，朱由榔是断然不能留存的，而同时，朱由榔也是不能由朝廷下旨处死，所以，通过吴三桂将其绞杀，为的还是维系请朝统治的合法性。

二来，朱由榔的死必然会激起民间的抗议与哗然，如果是清朝朝廷的行为，也必然将招致不满，特别是前明的遗老遗少以及南方汉族的士大夫阶层，而吴三桂的行为可以说是很好的转移了焦点和矛盾，帮助朝廷背下了“黑锅”。

三来，吴三桂此举可以说也是将自己置身于全体汉人的对立面，这就使得吴三桂将成为“被唾弃之人”，也必然会失去天下人的支持与拥护，其影响力与号召力也将受到极大的限制，这对于清朝朝廷来说，也将是更加的放心与安心。

擒杀永历帝后，吴三桂的人生也走上了下坡路。尽管吴三桂因为擒杀朱由榔的功劳被封为了“平西亲王”，并让其在云南“开藩设府”，但是清朝这面也开始着手对吴三桂进行着限制与制约。

就在第二年，即康熙二年（1663年），以索尼、鳌拜等人为首的辅政大臣，便借由云贵军事行动已经停止为理由，收缴额吴三桂的“平西大将军印”，同时以“截其用人题补之权，迁除悉归部选”的名义，收回其任免官员的权力。

康熙六年（1667年），这个时候正在专权的鳌拜，又借着吴三桂疏辞总管云贵两省事务之机，下令两省督抚听命于朝廷中央，加强朝廷对于云贵地方事务的管控；也是在这一年，朝廷还下旨命“平西藩下逃人，俱归有司审理，章京不得干预”，进而收回了吴三桂手中的司法审判以及生杀大权。

如果说猜忌与削权，仅仅是朝廷对于吴三桂处于政治上的不信任，那么双方在巨额军需用度上的分歧，则直接激化了朝廷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顺治十七年（1660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为875万两白银，但是仅吴三桂一镇的支出就高达900万两，因而朝中便有人感慨：

“竭尽全国之财力，尚不足一省之需求。”如果说此时的吴三桂仍需要带兵征战，剿灭南明永历政权，尚情有可原，可在吴三桂擒杀永历皇帝朱由榔后，全国局面相对稳定，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在消耗以及用度上，依旧是朝廷的最大负担。

“天下之赋，三藩耗其二”再加上三藩在属地上的独立统治极大的威胁到了皇权，使得朝廷这面对于三藩是愈发的不满，康熙皇帝甚至还将解决“三藩”问起作为其亲政后计划重点目标，写在了大殿内的柱子上，足可见其决心与态度。

终于，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康熙皇帝乘势作出了撤藩的决定。随后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以及镇守云贵的平西王吴三桂怀着试探性的态度上疏请求撤藩，康熙也都予以批准。

尽管“撤藩”对于年轻的康熙皇帝是一个非常冒险且非常容易激起剧变的决定，但为了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三藩”问题，康熙皇帝还是在大多数朝臣都持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坚持撤藩，而撤藩最终的结果就是被“逼上绝路”的吴三桂起兵反叛。

然而，吴三桂竟然打出了“兴明讨虏”，拥立朱三太子朱慈焕的旗号，真可谓让人哭笑不得。

原镇宁山海关总兵官，今奉旨总统天下水陆大师兴明讨虏大将军吴，檄告天下文武官吏军民等知悉：

本镇仰观俯察，正当伐暴救民，顺天应人之日也。爰率文武臣工，共襄义举，卜取甲寅年正月元旦寅刻，推封三太子，郊天祭地，恭登大宝，建元周启，檄示布间，告庙兴师，克期进发。移会总统兵马上将耿（精忠），招讨大将军总统使世子郑（经），调集水陆官兵三百六十万员，直捣燕山。吴三桂此举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要争取明朝遗老遗少和汉族士大夫阶层的支持与拥护。

可擒杀拥立皇帝朱由榔，已然让吴三桂成为了大明王朝和南明朝廷灭亡的头号罪臣，也更加使得这些人对吴三桂是恨之入骨。所以即使吴三桂打出了“兴明讨虏”的口号，也因为他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只会让人觉得是一种讽刺和嘲笑，而无法赢得汉族人特别是汉族士大夫阶层的广泛支持。

到了康熙十七年（1678年），已经走在穷途末路的吴三桂，也卸下了最后的“伪装”，选择了自己称帝，国号大周，建都衡阳，建元昭武。而吴三桂的皇帝梦仅仅维持了五个月的时间，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吴三桂病逝，结束了他不断背叛的一生。

攻灭南明永历政权，擒杀永历皇帝朱由榔，可以说是吴三桂自投降大清王朝以来，为清朝所作出的最为杰出的贡献，他本人也获封亲王爵位，并且镇守云贵，手中有兵有权，俨然成为了一方诸侯。

这个时候的吴三桂权势地位达到了巅峰，但同时也成为了吴三桂“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永历皇帝的死将整个南方地区“反清复明”的斗争带向了低谷，相对和平的状态使得吴三桂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与价值，反而成为了朝廷的负担，因此吴三桂被逐步限制以至于最终被取缔的历史趋势，也就变得不可逆转。

也正是因为擒杀永历皇帝，使得吴三桂成为了当时天下汉人心中共同的敌人，这就使得其之后的造反，再如何将“民族大义”作为目标与旗帜，也依然是“失道寡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吴三桂兵败身死的最终结局也是一种命中注定。

而不经自己之手，就处死了永历皇帝，清朝朝廷这面不仅没有任何舆论的压力，更不用担心皇权统治合法性受到波及与触动，可谓是“一举两得”。对于吴三桂而言，擒杀朱由榔以及后来的一系列举动，则完全成为了“慷他人之慨”的举动，而他本人也彻彻底底的被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饱受历史的批判。

题干大概是说，吴三桂最聪明的做法是“养寇自重”，让清政府永远也离不开他，这样就不会面临兔死狗烹的下场。表面上，这个说法符合结局。康熙元年，朱由榔被吴三桂弑杀，康熙二年，削藩行动就陆续展开，终于将吴三桂逼上了绝路。

难道弑杀朱由榔，真的就是吴三桂的自掘坟墓？

其实不然，假如不杀朱由榔，吴三桂也逃不出被削藩的命运，除非他能改变自己的定位，自觉交出兵权，做一个田舍翁。

追杀朱由榔，符合吴三桂个人的利益诉求从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依附清廷，是他唯一的归宿。虽然最终他又与清廷决裂，但那是理想破灭下的发狂，不是最理想的选择。

要依附清廷，他就要把“汉奸”的帽子带到底，把“汉奸”的事做到底。朱由榔的存在，让大明死而不僵，围绕他所进行的各种反抗活动频频，有时候兵威还很盛。

顺治九年，永历政权大将李定国，用了半年时间，席卷广西、湖南和广东，取得了震惊清廷的湘桂大捷。十一月，李定国又刀劈清廷的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短短八个月，十几万清兵败在李定国手下。

“逮夫李定国桂林、衡阳之战，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戊午以来全盛天下所不能有。”清廷一听到李定国的名字，就犹如惊弓之鸟，一度曾经准备和谈，以西南诸省为代价，与永历政权平分天下。

这个结局，对吴三桂来说很不妙。如果清廷与南明媾和，他平西王吴三桂无疑损失是最大的，因为他的地盘将不再属于他。没有地盘，当什么藩王呢？万一再不小心变成别人谈判的筹码，那就更糟了！

所以，吴三桂最大的利益，就是让南明赶紧OVER，哪怕是为了让他“汉奸”的不良影响消减到最低，也要让南明早点结束。

清廷对朱由榔的态度，有暂时形势所迫的成分清廷对朱由榔的态度，从一开始的穷追猛打，后来慢慢变成了“温柔一刀”，有过谈判媾和的念头，后来又采取外交攻势，希望缅王配合，主动交出朱由榔，又不断收买土司，让他们暗中使劲。

总之，强硬的军事攻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态度暧昧的柔绵掌。

吴三桂急了，他多次上疏，竭力要求出兵缅甸，以武力解决朱由榔的问题。吴三桂说，朱由榔在缅，将给云南带来“三患两难”，他指出：

“惟有及时进兵，早收全局，诚使外孽一净，则边境无伺隙之虑，土司无簧惑之端，降人无观望之志，地方稍得苏息，民力略可宽纾，一举而数利存焉。窃谓救时之方，计在于此。”清廷对朱由榔为何突然变得暧昧起来？原因很简单，清军入关后，连年征战，加之明朝末年的兵荒马乱，中国大地一片萧条，清人虽然住进了紫禁城，可是天下经济崩溃的现实，一时改变不了，战争实在难以维持了。

所以，清政府只好放低姿态，希望借助外力来解决南明问题，而不是武力。也就是说，本质上清廷不是放松了对朱由榔的追杀，只是方法上有点被动。不过这只是暂时的，一旦经济有所恢复，清廷一定不会对朱由榔客气！

也就是说，在对待朱由榔的态度上，吴三桂与清廷是一致的，不存在清廷对朱由榔手下留情，吴三桂无事生非追杀朱由榔。等清廷缓过来，即便吴三桂想保住朱由榔，恐怕也由不得他。既然注定保不住朱由榔，何来弑杀朱由榔是败笔的说法呢？

留下朱由榔，吴三桂就能养寇自重吗回到核心问题，假如留下朱由榔，吴三桂可不可以对朱由榔，实施常年“边剿边养”的策略，给清廷演长篇电视剧，让他这个平西王永远无法被削藩呢？

其实这个手段不高明，重点不在于想没想到，而是清廷有没有的办法，在于吴三桂有没有实施的资本。

清廷有办法吗？有，需要时间！解决朱由榔问题之前，除了台湾，全国已经统一，他们已经有了集中力量破敌的资本，虽然经济条件不宽裕，稍缓一缓，这个代价对清廷来说付得起。

清廷削藩，重点还是要看国力恢复情况，至于吴三桂与朱由榔的关系，那不是重点，你们愿意演戏就演戏，条件不成熟不会动你，条件一旦成熟，管你戏演得有多真，也要开刀。

所以，吴三桂养寇自重，对清廷来说就是伪命题，人家可以当真戏看，不耽误削藩的决心。

吴三桂有资本养寇自重吗？短时间有，长期肯定不行。还是时间问题，清廷需要时间恢复，吴三桂没办法不给清廷时间吧？除非他现在就起兵。可是理由呢？人家现在也没削藩啊，也没不允许你演戏啊。

以西南一隅敌全国，本来就是此路不通，吴三桂也没那么不自量力，所以从一开始，吴三桂就不想玩养寇自重，尽快干掉朱由榔，才符合他的利益。

那么吴三桂的核心利益诉求，到底是什么？

错把自己当沐氏，是吴三桂走入歧途的根子其实吴三桂是乖宝宝，人家根本没有拥兵自重的心思，他想当清王朝的“沐氏”。

沐氏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大明初年，朱元璋封义子沐英为平西侯，出镇云南，为大名世守边疆。

此后沐氏子孙十八代，一直是大明王朝最忠诚的臣子，直到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逃到云南，沐氏末代黔国公沐天波，依然追随着朱由榔。

这么说，吴三桂是清廷的大忠臣呐！以楷模为榜样，世代效忠，值得表扬呐！

呵呵，谁要给我这么个差事，我还可以比他说得更漂亮！美死你，有这么便宜的事吗？忠诚是人家十几代人做出来，不是说出来的，吴三桂这么说就是偷换概念，打着忠诚的旗号讨封赏而已。事实上，还没到十几代，自己就反了！

再说，吴三桂也当不了沐英呐。沐英自幼由朱元璋和马皇后养大，除了血缘，别的跟一家人无二。当年朱标病逝，沐英悲痛得吐血，不久就病逝，这份感情吴三桂有吗？

藩王实封，明初实行过，已经证明不符合历史潮流。清朝从一开始就没这个惯例，吴三桂三人就是特例，必须纠偏，怎么还指望自己当沐英？糊涂！

吴三桂利益熏心，真的以为凭自己的功劳，还有嘴上说说的忠诚，就可以换来世袭云南王。你看沐氏，虽说世袭，人家其实算不上藩王，没那么多兵力，治理地方的也不是沐府，对中央政府没有丝毫威胁。

吴三桂呢？坐拥精兵十来万，地方官自己任命，税赋自己收，还伸手跟朝廷要补贴。这分明是让朝廷养大爷，哪见到半点忠诚？

但吴三桂把自己都骗了，所以，他要毅然决然地追杀朱由榔，一来表功，二来为自己当沐氏奠定良好条件，其实是自己骗自己玩！要想避祸，他只有主动削藩一条路可走！

综上所述，吴三桂弑杀朱由榔有他自己的政治图谋，题干暗示的，留下朱由榔，玩“养寇自重”的策略根本行不通，也不在吴三桂的计划内。吴三桂的政治目标就是做第二个沐氏，所以，他需要一个安宁的云南，必须尽快清除掉朱由榔。

所以，题干的说法值得商榷，个人认为，弑杀朱由榔是吴三桂必然的选择，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