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战役，战前的预估和战后的结果，是让人大跌眼镜的？

1948年9月中旬，早在济南战役尚未结束之时，粟裕将军就对华东野战军下一步的作战方向进行了筹谋，决心以苏北兵团主力收复当年的根据地中心区淮阴和淮安（两淮），再以不少于三个纵队的兵力攻取海州和连云港（其他部队打援），之后全军转入休整。战役计划亦得到西柏坡的批准。

于是两淮的“淮”字和海州的“海”字，组合起来就成为了这次战役的名称，“淮海战役”的名称遂如此固定下来。然而这仅仅是被称为“小淮海”的战役构想，华野当时尚没有与徐蚌70万蒋军进行大决战的打算，其核心战役目标只是歼灭位于上述地区的黄百韬兵团，将解放区扩展到苏北和苏中，仅此而已。

“小淮海”的战役目标还包括，迫使徐州守敌全部或者大部回撤长江防线拱卫南京，而我军则可以顺利解放淮河以北广大地区。按西柏坡最初的战役时间表：华野须在1948年的十一、十二月份完成上述既定作战任务，然后休整到1949年一月份，三月份再以主力西进配合中原野战军“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然后“秋季以主力渡江作战”。

看懂了吗？淮海战役原定的战役目标不过是消灭黄百韬第七兵团，以三面包围的态势迫使敌刘峙集团主力南逃，然后再酝酿肯定会比较困难的渡江作战，估计时间为1949年8月以后。计划中预估的歼敌目标，除拥有三个军的黄百韬第七兵团（第100军还未转隶）不足80000人外，还包括驻海州的李延年第九绥靖区（辖44军）、两淮的守备部队等，满打满算不超过15万人。

西柏坡同时征求中原野战军的意见，并嘱配合华野作战，1948年9月25日（济南战役进行中），中野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参谋长李达联名复电：“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以第一方案攻两淮，并吸打援敌最好”。此时，从西柏坡到华野和中野都还没有料到，一旦战役发到会演变到何等的规模，更没有预料到此战能把蒋军徐蚌军事集团全部吃掉。

然而计划没有变化快，就在粟裕将军运筹“小淮海”的战役实施之时，蒋军方面也在紧急部署，其中重要的决定就是放弃郑州（孙元良兵团）、商邱（邱清泉兵团）、海州（李延年绥区）、新安镇（黄百韬兵团）等原驻要点，各机动兵团全部向徐州附近收缩，以图与肯定南下的华东野战军决战。9月下旬，当负责配合作战的中野主力包围郑州时，突然发现守敌已大部向徐州方向逃窜。

于是战场态势出现了全新的格局：我两大野战军已处在可以东西两向夹击徐州的有利位置上，至1948年11月初，济南战役和辽沈战役均已胜利结束，我军野战部队的数量首次完全压倒蒋军，形成了314万人对290万人的反差。东北野战军入关已成定局，华野和中野再无后顾之忧（原曾担心华北之敌南下增援），战略决战的条件日臻成熟，11月8日，经过与张震参谋长的彻夜商谈后，粟裕给西柏坡发出了军史上著名的“齐辰电”。

这封电文的伟大意义在于，粟裕首次提出在歼灭黄百韬12万人之后，华野主力暂不南下两淮，而是向西寻求与蒋军徐州重兵集团决战，从而把长江以北的蒋军主力全部歼灭，进而有利于未来的渡江战役。电文中关于“未来长江以南不致有大的战斗”、“严重战斗要在华南才有的打”等预测，历史证明惊人的准确，也充分说明了粟裕天才般的军事头脑（齐指八日，辰指当日7到9时）。

西柏坡的回电迅速而精要：“粟张，并告华东局、中原局：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供应”！这就意味着，伟人也将淮海战役的设想升华到战略决战的“大淮海”高度，要全歼猬集在徐蚌之间的70万敌军。许多年以后，粟裕仍然回忆到：“这封电报虽短，但是字字千钧”。

根据“大淮海”的战役方针，中原野战军奉命全军进入徐州战场，并首先攻占了徐州与蚌埠间的重镇宿县，不仅切断了徐州守敌的运输线和与南京方面的陆上联系，更重要的是，也切断了刘峙集团若干机动兵团和绥靖区南逃的退路，淮海战役进入高潮时分。从华东野战军11月6日南下歼击黄百韬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全歼杜聿集团为结束，我军以伤亡134000余人的代价，共消灭蒋军五个兵团、22个军、56个师、1个绥靖区共555000余人。

淮海战役的全面胜利，在军事上使蒋军在华东地区的精锐主力损失殆尽，尤其是嫡系部队中的骨干邱清泉第2兵团和黄维第12兵团全军覆没，内含被称为“五大主力”的第5军和第18军。淮河以北完全被解放，江北的重镇只剩一个安庆还在蒋军控制下，我两大野战军主力已直逼长江（四月份发起渡江战役），而这场战役的辉煌结果，与最初的构想和预估完全不同，堪称战争史上变化最多、样式最复杂的军事奇迹。

1960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在会见毛主席时，他曾提出一个问题：“主席，你一生指挥过最得意的一场战役是什么？”

毛主席想了想后回答：“四渡赤水！”

四渡赤水是古今中外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堪称毛主席军事生涯中的神来之笔，一举奠定了毛主席在党中央的地位，也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美国西点军校将四渡赤水列入教材当中，外国人曾多次在沙盘上对战役进行推演，但谁做不到像毛主席指挥得那般完美。

四渡赤水战役之前，红军仅16个团三万人，而国民党军却有140个团四十万人，力量对比悬殊。

蒋介石在战前预估将红军彻底消灭在川滇黔一带，而战后的结果却让他大跌眼镜。

遵义会议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大规模的战略转移，这便是著名的长征。

长征初期，由于博古和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策略，让红军蒙受了巨大损失，尤其是湘江血战之后，红军从原来的八万多人锐减至三万多人。

即便遭受了如此重创，李德依然不顾敌人四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坚持按照原定路线北上湘西，试图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将红军置于可能全军覆没的险境。

当时，毛主席已经被剥夺了军师指挥权，但他不忍看到红军葬送在博古、李德等人手中，力主放弃北上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争取军事上的主动。

毛主席的正确意见，得到了中央军委大多数同志的赞同。

1935年1月，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召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结束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遵义会议上，毛主席被任命为周恩来军事上的助手，但实际上是由毛主席负责指挥军事，这次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中央红军在遵义进行休整之时，蒋介石正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企图在长江以南、乌江以北的狭窄地带将红军一举消灭。

蒋介石命令黔军王家烈部、川军刘湘部、湘军何键部、滇军孙渡部等地方军阀部队向川滇黔一带靠拢，还有薛岳率领的八万中央军截断红军的退路。

经过短暂的休整以后，红军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兵力上是三万对四十万。

虽然大军临近，形势危急，但中革军委认为当下并未真的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面对敌人的大军，中央红军至少还有两点优势。

一，敌军部队虽多，但包围圈尚未形成，红军只要争取到战略上的主动权，完全有机会打开一个缺口突围。

二，国民党内部派系众多，彼此矛盾很深，并不团结，甚至相互提防，这也为红军突围创造了有利条件。

土城战役1月19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在四川泸州西南一带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争取赤化四川。如果渡江不成，则留在川南活动，伺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

24日，林彪和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击溃黔军的抵抗，攻占土城，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

川军的刘湘一直将四川视作自己的地盘，无论是红军还是国民党的中央军都不能染指。

红军入川的意图显露以后，刘湘迅速派出八个旅的精锐，以宜宾为支点，迅速向松坎、温水、赤水一带推进，阻击红军北上的步伐。

26日，红军向北推进至习水与赤水城东南一带，而川军的郭勋祺旅、潘佐旅则先后进入温水，对红军的侧后方造成了严重威胁。

中革军委研究了当下形势以后，决定趁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尚在乌江南岸之际，集中兵力歼灭川军两个旅，为北渡长江做好准备。

中央命令红一、九军团在赤水以南阻击南下的川军，伺机攻占赤水；红三、五军团在青杠坡一带迎击郭勋祺旅。

28日，战斗在习水南面的土城、青杠坡一带打响。

战斗开始以后，红军才发现之前的情报有误，原以为川军两个旅只有四个团，实际上却有六个团，共计一万多人，而且全是川军精锐中的精锐。

战斗持续了一整天，红军虽然对川军造成重创，但自身也承受了很大损失。

见敌人仍然源源不断前来支援，毛主席等果断下令，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向古蔺以南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

土城一战，中央红军损失惨重，不仅北渡长江的战略目的未能实现，还付出了四千多战士的伤亡，而且红军面临的形势愈发严峻。

毛主席重获军事指挥权后指挥的第一仗，竟然以失利告终，虽然有情报失误等客观原因，但这对毛主席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无疑是一次严峻考验。

一渡赤水北上受挫以后，中革军委决定西渡赤水以摆脱当前的险境，并试图从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北渡入川，这便是一渡赤水。

1月29日凌晨，红军兵分三路，借着夜色的掩护，从猿猴场、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四川的古蔺、叙永地区前进。

见红军依然试图北渡入川，刘湘命令四个旅在长江沿岸布防，并命令郭勋祺旅、潘佐旅等部队尾随追击。

2月2日至6日，红军屡次试图向北突破，却遭到川军的猛烈还击，北渡计划难以实现。

古蔺位于川、滇两省交界处，红军的到来让云南王龙云十分忌惮，为了阻止红军顺势进入云南境内，他派遣滇军三个旅前往截击。

与此同时，中央军薛岳军团带着黔军的王家烈部也一路尾随红军，追进了川南一带。

红军陷入四面围困的境地，形势十分危急。

2月7日，由于川军的严防死守，中革军委决定暂时放弃北渡计划，转而向云南北部的扎西地区集中，部队休整以后再确定下一步计划。

红军在集结部队，让蒋介石认为是一个聚而歼之的大好机会，立即命令以薛岳部为主力，滇、黔两军配合，集结大军企图在扎西将红军一举消灭。

2月9日，红军在扎西集结完毕，并进行了整编。

与此同时，敌人的包围圈正在逐渐收缩。

滇军与川军从南北两侧向扎西靠拢，中央军吴奇伟部、周浑元部正从黔西、大定向古蔺、叙永包抄。

扎西地区大军压境，唯有黔北地区防备空虚，仅有黔军王家烈一部。于是，中革军委决定再次东渡赤水，杀回贵州。

二渡赤水2月11日，中央红军分三路纵队，从扎西出发向东行军，经过七天的跋涉，于18日抵达赤水河畔，抢在了敌人包围圈合拢之前。

21日，红军全部渡过赤水河，这便是二渡赤水。

红军二渡赤水让还在扎西收缩包围圈的国民党军始料未及，队伍立刻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渡过赤水河以后，中央命令红五军团向北方的温水一带进发，刘湘认为红军这又是想要北渡长江，立即命令郭勋祺部回援。

这样一来，川军的大部分兵力都被牵制到了温水。

红军主力部队向桐梓方向急速行军，中央军吴奇伟部向遵义方向火速驰援。

然而，由于红军二渡赤水太过出人意料，大部分国民党军都被远远甩在了身后，正面实际上只有黔军的王家烈部。

神兵天降的红军打了王家烈一个措手不及，而且黔军战斗力本就薄弱，红军取得了节节胜利。

2月24日，红军占领桐梓，黔军退守娄山关。

25日，红三军团攻占娄山关。

26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击败黔军的反攻，继续向娄山关以南推进。

28日，红军再度占领遵义。

一连五天的激烈战斗，红军连战连捷，士气大振。

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尚在云南扎西，短时间内无法赶到贵州，近距离只剩两股部队，一股是与红五军团在温水对峙的川军，一股是抵达遵义以南的中央军吴奇伟部的59师和93师。

攻下遵义的中央红军获得了大量装备补给，中革军委决定乘胜追击，在敌人主力到达之前，歼灭吴奇伟部两个师。

28日上午，吴奇伟以59师为主力，配合黔军两个团对遵义发起攻击，他本人率领93师在后方的忠庄铺做援军。

红三军团在遵义城南的老鸦山与敌59师展开了阵地战，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双方阵地多次易手，均伤亡惨重。

红一军团从左侧迂回，直插吴奇伟在忠庄铺的指挥部，打了93师一个措手不及，迅速溃败。

在红一军团的追击下，吴奇伟仅率领少量人马逃过了乌江。

二渡赤水以后，红军连战连克，取得了桐梓、娄山关、遵义等地的胜利，击败了黔军王家烈部、中央军吴奇伟部，获取了大量补给，鼓舞了全军士气，一扫长征以来的低迷。

然而，红军取得的这些胜利仅仅只解除了眼下的危机，数倍于己的敌人依然正从四面八方包抄而来，要不了几天就会形成更大的包围圈。

中央红军在贵州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让蒋介石震惊不已，他于3月2日从汉口飞到重庆，亲自部署对红军的围剿计划，改以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南北夹击，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

蒋介石命令：川军三个旅由桐梓向遵义进攻；上官云相部两个师由重庆向松坎、新站进发；中央军周浑元部三个师推进至仁怀、鲁班场一带；滇军孙渡部进至大定、黔西布防；黔军王家烈部收拾残军于金沙集结；中央军吴奇伟部重新整顿为预备队，集结于乌江南岸；湘军三个师沿乌江东岸筑堡，阻止红军东进。

3月5日，中央红军主力向鸭溪、大岗一带进发，试图歼灭中央军周浑元部。

由于有吴奇伟的前车之鉴，周浑元用兵十分谨慎，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并且坚守不出，让红军没有分而歼之的机会。

三渡赤水由于周浑元避而不战，红军在鸭溪一带停留了三四天时间，而敌人的包围圈正在不断收缩，拖延的时间越久，红军的处境就越不利。

中央红军再次面临生死抉择，在这个危急关头，关于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中央内部却产生了强烈的分歧。

前敌总指挥朱德和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等人认为，应该进攻位于打鼓新场的黔军王家烈部，因为黔军本就战斗力不强，又刚遭遇了失败，这股残兵败将根本不是红军的对手。吃掉这股敌人以后，红军可以获得大量给养的补充，再进行下一步军事行动也会更加便利。

前敌司令部政委毛主席认为，进攻打鼓新场的黔军胜算固然很大，但即使取胜也无法让红军的处境得到根本改善，而且一旦陷入打鼓新场，很容易遭到滇军、中央军吴奇伟部和周浑元部的围攻，无论被哪一股敌人缠上，都必然陷入恶战。因此，毛主席主张攻打周浑元部，尽管敌方实力雄厚，红军仍有取胜的机会，即使无法取胜，可以再找机会西渡赤水。

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已经开始策划第三次渡过赤水河了。

3月10日至12日，中央召开了苟坝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在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中央最终采纳了毛主席的意见。另外，会上还成立了以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毛主席的军事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

15日，中央红军在鲁班场向周浑元部发起了猛烈进攻，战斗力最强的红一、三军团从东南、西南两个方向轮番冲锋。

尽管周浑元部的防御工事异常坚固，红军没有攻坚的重武器，但在各种灵活战术的运用下，依然攻下了敌人不少阵地。

战斗持续了一整天，红军重创周浑元部，自身也付出了阵亡480人的代价。

在战斗持续过程中，蒋介石亲自部署的包围圈正在进一步合拢。

川军郭勋祺部已经进驻遵义；吴奇伟部先头部队抵达枫香坝，距离鲁班场一步之遥；滇军孙渡部和黔军王家烈部也已抵达鲁班场附近。

短时间内无法攻下周浑元部，敌人的包围圈又越来越紧，中革军委果断下令，全军脱离战斗向北进发，绕过仁怀向茅台靠拢。

16日，中央红军在茅台附近向西再次渡过赤水河，这便是三渡赤水。

红军全军渡过赤水河以后，将主力部队隐蔽在赤水河以西的山区中休整，派红一军团一个团的兵力伪装成主力部队，直扑西北方向的古蔺县，打川军一个措手不及。

19日，这一个团的兵力在古蔺城外的镇龙山与川军一个团接上了火，川军内部大为震动，火速驰援。

在蒋介石看来，红军这是要集中兵力，再次试图突破川军的防线，北渡长江。

蒋介石立即下令，川军和滇军南北夹击，封住红军继续向西的道路，命令吴奇伟部和周浑元部全部渡过赤水河，尾随追击红军，企图将红军围困在古蔺、叙永一带全部歼灭，而留守在赤水河东岸的，又仅剩黔军王家烈的残部。

这种境况，与红军一渡赤水时是何其相似。

四渡赤水红军仅仅用了一个团的兵力，便将国民党大军全部吸引到古蔺一带，而真正的红军主力却在赤水河西岸仅二三十公里的地方。

21日晚间，红军主力在二郎滩一带再次向东渡过赤水河，这便是四渡赤水。

红军渡河以后，立即向桐梓、遵义进发，摆出一副要再度占领遵义的架势。

当得知红军又神兵天降般出现在赤水河东岸时，蒋介石恼怒不已，于24日亲自飞到贵阳坐镇指挥。

为了防止红军再度占领遵义，蒋介石又命吴奇伟部和周浑元部火速向东行军，向遵义靠拢。

27日，红军在行至仁怀和遵义之间时，再次派出红九军团伪装成主力，向吴奇伟部和周浑元部发起佯攻。

遭到攻击以后，吴奇伟和周浑元迅速集结部队，准备展开阵地战，却不料正面只有小股红军部队。真正的红军主力在鸭溪一举攻破敌人的防线，继续向南进发。

中央红军的这一系列分兵战术，让国民党军不知虚实，疲于奔命，感觉川滇黔边境上，到处都是红军，却不知道哪里才是真正的主力。

31日，红军南渡乌江，红九军团由于遭到敌人的纠缠，暂时无法渡江，便留在乌江北岸协同作战，直到一个多月以后才与主力部队会合。

南渡乌江4月3日，中央红军派出一部佯攻乌江南岸的息烽，主力部队却直扑贵阳。要知道，蒋介石本人现在正在贵阳，此时贵阳城外只有99师在驻防，中央军主力尚远，难解近危。

蒋介石既愤怒又害怕，一面命令各方部队迅速救援贵阳，一面命令99师死守住机场，以便万不得已时还能乘飞机逃命。

5日，红军东进至清水江，并且大张旗鼓地搭建浮桥，做出一副要东进的架势。

蒋介石急忙调集湘军和桂军在东面拦截，防止红军进入湖南和广西，又命令滇军孙渡部、中央军吴奇伟部、周浑元部火速向东追击。

8日，在清水江边停留了三天的红军并未向东渡江，却突然调转兵锋，向西南急行军，从贵阳南面绕了过去，让向东追击的国民党军全都扑了个空。

由于蒋介石把滇军孙渡部调到了贵阳附近，云南的防守力量便薄弱了许多，红军趁势钻进了云南省。

红军的这一系列行军路线堪称神来之笔，在敌人几十万大军之间来回穿插，敌人却一直被牵着鼻子走，疲于奔命。

5月9日，红军主力在皎平渡、洪门渡渡过金沙江，与此同时，原本停留在乌江以北的红九军团也从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渡过金沙江。

红军巧渡金沙江以后，便彻底跳出了国民党四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进入四川以后一直向北进发。

四渡赤水之战，毛主席根据情况的变化，指挥中央红军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调动和迷惑敌人，创造战机，在运动中歼灭大量国民党军，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从而取得了战略转移中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

四渡赤水是两军最高统帅毛主席、蒋介石在军事指挥能力上的一次最直接较量，两人战略思维的优劣，直接体现在了对战争全局的把握上。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到：长征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而四渡赤水又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