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自卫反击战》持续十年，最终给越南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在这十年里，越南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从经济方面来看，越南在战争前，经济发展比较顺利。战争时期，越南的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各种基础设施遭到摧毁，整个国家的工业迟迟无法复苏，只能依靠贩卖原材料赚钱。我国商人经常在越南那边低价购买红木，加工成产品后高价出售给其他国家。
从军事方面来看，越南通过这次战争认识了自身短板，为提高军事实力，花费巨大代价进口武器，同时组建海军，企图在海上与我军一决雌雄，结果再次被我军以压倒性优势击败。如今越南只能在部分地区叫嚣，用一些小打小闹的手段，满足自身的虚荣心。
从政治方面来看，越南原本对柬埔寨等周边国家，有着较强的影响力。他们本来试图在东南亚地区称霸，战败之后再也无力干涉其他国家。我国身为强国，综合实力远远超过越南，却始终虚怀若谷，积极帮助其他国家。因此这些国家都特别愿意跟中国相处，并且进行更加深入的合作，越南则是被其他国家冷落，话语权不断缩小，而最终通过这场对越自卫反击战，越南再也无力对中国边境进行侵扰，而战争的后遗症也使得越南在经济和政治发展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长时间无法抬头。
概括地讲，十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彻底打掉了越南反华犯华的嚣张气焰、野心和图谋。
中国各大军区轮战，实现了实战练兵的目的，解放军的现代化作战理念和作战能力有了质的飞跃，国家发展建设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社会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反观越南，国力受到空前消耗，经济到了崩溃边缘，连连发出求饶信号。自此，再也未敢在中越边境挑事闹事，中越国界线也得以顺利划界确权。
南宋抵御蒙古45年的防御体系，如何土崩瓦解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明白南宋针对蒙古的防御体系是什么样的。南宋和蒙古的国境线大体继承了宋金边境，而在应对蒙古进攻的过程中，南宋也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有效的防御体系。那便是以长江为主干，以沿长江以及支流的各城寨堡垒为节点组成的一整套大纵深防御体系。在实际作战中，这一防御体系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战区，即四川战区，荆襄战区以及江淮战区。四川战区以成都、重庆为主要支撑点，依托北部大巴山等一系列山脉，保护长江上游，扼住通过长江顺流而下进攻江汉平原的通道道。荆襄战区则以左翼的大巴山、武当山，右翼的大别山等山脉，以及汉江为依托，并以汉江江畔的襄（阳）樊（城）为主要支撑点进行防御，保护江汉平原以及通过汉江长江东下进攻下游的通道。江淮战区是最要害的防线，因为它保护的是背后的京畿要地，本着“守江必守淮”的原则，这一战区以长江为依托，以淮河为前沿进行防御。
南宋三大战区防御体系
三大战区并非是独立作战的，在上游掩护下游的同时，相邻战区之间还有相互的支援与呼应。这样一条防线，有山河，有关隘，又有一派猛将强兵，至少在表面上看来，这几乎是一道不可突破的天堑。那么蒙古人是如何突破这一防御体系的呢？
自公元1235年蒙宋战争全面爆发，至1279年南宋灭亡，整整45年，这期间蒙古一共对南宋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征服战争。即1235年－1241年的窝阔台征宋，1256年－1259年的蒙哥攻宋和1267年－1279年的忽必烈征宋战争。三次战争虽然并没有连续进行，但在打破南宋防御体系的角度来讲，三次战争有一定的承继性，那么我们来看看蒙古人是如何打破南宋的防御体系的。
窝阔台攻宋之战
公元1235年，蒙古窝阔台汗以南宋发动的“端平入洛”战役为由展开攻宋战争。窝阔台制定了三路出击的战略，对四川，荆襄和江淮战区同时展开进攻。初期进攻十分顺利，东路军一度打过淮河，攻占庐州（今合肥），兵锋几乎抵达长江沿岸，并在巢湖造船练习水军，企图“谋捣江面”；中路军占领襄阳，一度攻占江陵（今荆州），几乎形成沿江东进的局面；西路军占领了汉中，并越过大巴山，攻入四川，一度占领成都，宋军被压迫至川东一带。但后期攻击乏力，荆襄和两淮地区的密集水网稻田以及四川地区的崇山峻岭都大大限制了蒙古骑兵的机动力，同时，蒙古军队缺乏水军的缺点也暴露无疑。而南宋军队也很快稳住阵脚，在孟珙等将领的组织下次第展开反攻，使蒙古军再没有寸进，甚至有逐步后退的势头。1241年窝阔台汗去世，蒙古军主力回撤，首次攻宋无果而终。
孟珙像
蒙古首次攻宋的失利，除去窝阔台汗的突然病逝的原因外，还有其准备不足以及战略不对头的原因。比如蒙古军队缺乏水军，南方地形不利骑兵突驰，以及宋军据城严防难以攻破，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三路出击不分主次，导致力量分散难以集中力量打击首要目标。而南宋则在此战之后正式形成了三大战区的防御战略。首先派余和孟珙分别主持四川和荆襄战区的经营，余在四川大修山堡，尤其注重川东地区，著名的钓鱼城便是在此时修建的，试图逐点防御，以克制蒙古骑兵的机动力；在荆襄则大力经略襄樊，重新修建城防，增兵囤粮，并增修战守器械，襄樊一带驻军最多时达13万人；同时，对江淮战区也针对骑兵作战的特点做了适当调整。此时，三大战区防御体系正式建成。
蒙哥攻宋之战
公元1253年，蒙古汗蒙哥发动了第二次攻宋战争。蒙古人也深知缺乏训练有素的水军难以正面突破长江防线，于是也采取了大迂回的包抄战略。早在1252年下半年，蒙哥汗便派忽必烈与兀良合台沿四川与吐蕃交界处，长途奔袭1000多公里，进攻云南大理国，以期对南宋的侧背方向形成包围态势，经过一年半的行军和战斗，1253年冬，蒙古军攻占大理国，侧击南宋的战略预期得以实现。1257年春，蒙哥命蒙古军兵分两路攻打南宋，东路军由忽必烈率领，主攻荆襄，西路军主攻四川，同时，命兀良合台经广西北上策应。与第一次攻宋类似，攻四川一路初期顺利，一度攻占成都，控制了川西地区，宋军被压迫至重庆一带，以钓鱼城为支点进行防御。宋军在依托钓鱼城坚守不退的前提下，荆襄主帅吕文德亲率万艘战船逆长江而上，突破蒙军封锁，抵达重庆，对重庆进行了有力支援，大大增强了川东地区的抵抗力量。公元1259年7月，蒙哥汗在钓鱼城下中弹去世，西路军无功而返。倒是忽必烈的东路军对南宋政权造成巨大压力。蒙哥死后，忽必烈并未退兵，1259年8月，忽必烈率军经蔡州渡过淮河，破大胜关抵达长江北岸，9月，渡过长江开始围攻鄂州。但负责策应的兀良合台军由于久在江南，士卒战马均遭重大损失，并且由于水土不服，军中疫病横行，实力被大大削弱，因此并未起到有效的策应作用。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在鄂州城被围攻数月的情况下力保不失。随着南宋援兵陆续抵达，以及汗位争夺战日趋白热化，忽必烈最终不得不悻悻撤军北归。二次攻宋再次折戟。
钓鱼城攻防战
第二次攻宋战争，虽然依然折戟沉沙，但却并非是全无战果，在四川的战事极大破坏了四川战区的战争潜力，无论是在城堡摧毁还是人口杀伤，四川都承受了极其惨重的损失。
忽必烈灭宋之战
1268年，元世祖忽必烈组织了第三次攻宋战争。这次战争同样是三路出击，但以荆襄战区为主攻目标，四川与江淮方向仅为策应，试图通过攻占襄阳，控制汉江，随后“浮汉入江”，沿长江水陆并进直捣南宋腹心。1268年5月忽必烈出兵，次年6月包围襄阳，襄阳攻防战持续了6年，期间南宋组织多次增援均被击败，而守将吕文焕的多次突围同样没有成功，1273年正月，元军以回回炮攻破樊城，2月，吕文焕献襄城投降。在此过程当中，四川战区完全没有力量对荆襄战区进行任何支援。襄阳是荆襄战区最重要的战略支点，襄阳的易手，不仅意味着荆襄战区基本失守，同时也意味着三大战区组成的防御体系的完全崩溃，南宋王朝的覆亡也进入了倒计时。很快，元军沿汉江顺流直下攻占鄂州进入长江，随后南宋军便是一败再败，一发而不可收拾。丁家洲之战、焦山之战两次败北，南宋政权再无力组织大规模抵抗。1276年正月18，南宋皇帝投降，随后便是陆秀夫负帝投海以及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故事了。
留取丹心文天祥
蒙古军队前期之所以不能打破南宋的防御体系主要是由于南方的水网以及山地环境大大限制了其骑兵的突驰能力，而宋朝军队在与契丹、党项以及女真军队的长期作战中已经磨练出了高超的筑城以及城防战术水平，那些建在山巅江畔的雄城巨寨也是当时的蒙古军队所难以攻破的；同时，前期蒙古军队缺乏水军，在南方水网密布的环境中难以展开有效的战略战术机动；同时，南宋在应对蒙古进攻中所逐渐形成的三大战区相互间的守望互助以及相互支援也大大加强了防御效率。而蒙古军队在前两次进攻中极大的残破了四川战区的战争潜力，包括人口杀伤以及城防摧毁，到第二次攻宋之后，宋军基本便被压缩到川东一带，当第三次攻宋战争发动时，四川战区仅能依靠钓鱼城自保，虽然无军未能从四川顺江而下进攻荆襄，但在主攻荆襄方向上却完全消除了来自四川宋军对侧翼的威胁。另外就是蒙古人有针对性的发展了水军，在两次攻宋失败之后，忽必烈任用宋金降将大力编练水军，在进攻襄阳的作战中，水军作用异常突出，在长达6年的围城中，宋军的多次水上救援几乎全部被元军水军所挫败。最后一点先进武器的使用也起到了巨大作用，在对襄（阳）樊（城）的作战中，引自西域的“回回炮”对破坏两城的城防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是朝廷腐败，皇帝昏庸，又接连出了史弥远贾似道等几个大奸相，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二是有能力的将领被压制猜忌和迫害，最后投敌引狼入室，比如刘整。三是蒙元兵强马壮，忽必烈领导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