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得风骨而晋得风度，晋朝人只有风度吗？
后世对魏晋士林的印象基本限定于“风度”与“风骨”这两个词，主流观点以为，细致区分的话，则魏得风骨而晋得风度。
自竹林七贤以降，率性、放诞、疏简、厚自奉养，逐渐占据晋朝士林风气的主流，即使西晋开国元勋中最具德望才器的羊祜，其在镇守荆州与东吴对阵的前线，也是“在军常轻裘缓带，身不被甲，铃阁之下，侍卫者不过十数人，而颇以畋渔废政”（《晋书》），但他在西晋开国之初就精准的预见到从甥王衍“方以盛名处大位，然败俗伤化，必此人也”（《晋书》）。
到了东晋，作为士族领袖的谢安，无论是面对桓温的强势逼宫，轻身直入桓温军营生死系于一线之时，还是面对前秦八十万大军兵临肥水之际，所展现出的也都是雍容豁如的谈笑自若。到了南朝刘宋时，谢灵运在遭受宋文帝及朝中权贵放逐之际，仍毫不敛迹，放任性情，“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晋书》）。
自西晋开国及刘宋之时，这些士林主流们，无论在多么恶劣的政治环境和自身困促中，皆能一如既往的悠游不羁，像王衍那种面对石勒胆怯乞生之辈，着实不多。
晋朝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儒学式微，晋武帝要与已位列三公之位的卫瓘联姻时，出身累世儒门的卫瓘竟“自以诸生之胄，婚对微素，抗表固辞”（《晋书》），其自卑如此。两汉以经学取士，儒学昌盛，曹魏时，乱世取士以才，实际上曹魏前期所使用的人才，基本都是东汉所培养起来的。三国战事频仍，地方州郡大权率多握在武将手中，魏明帝时期出现了一种情况：无论武将还是文臣治郡，大多都不喜欢亲理民政，而是将大多事务委任给僚吏，到了曹魏后期，地方州郡上贤能的僚属已少之又少，才学门第卑劣的群吏成为辅佐州郡宰守处理具体政务的人。
到了魏晋禅代时，这一风气又进一步演变成地方州郡长官莫不以亲理政事为俗务，概以追求自身情性之欲为高雅。而此时，朝中公卿在司马氏的利刃之威与富贵相赂下，已形成崇尚奢靡，及时行乐，鄙谈世务的风气。汉宣帝有句治国名言“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即与皇帝能共同治理好国家的就是这些循良的郡守，因为郡守是代表国家和皇帝来亲民，是维系民心的基石。
东吴灭亡后，晋武帝并没有想要改变业已形成的门阀政治架构，也不想深入改革吏治，建立新的选拔人才之制度，仍继续沿用乱世中建立起来的那一套权宜制度，并不为长治久安做深远谋虑，所以作为曹魏变节的三公何曾对其子预言“‘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此子孙之忧也。汝等犹可获没。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亡也”（《晋书》）。这些居位的士族们，无论在生活态度上，还是在精神追求上，皆已背离儒家以天下为己任，致君尧舜，谐理王道的精神。如此世风既然形成，主流士族莫不以此相尚，竟以标示虚名取得进入仕途谋取富贵的手段，羊祜所说的败坏天下风俗，即谓此也。
可以说晋武帝时期，国家最大的危机并不在于五胡深入，封建诸王，而是统治集团上下莫不以慕虚求名为务，几乎没人勤于理政，为国家长治久安而思谋。为后人所熟知的，出身东吴的潘岳、陆机、陆云等人，虽然皆有建立功名的志向，都因急于进取而所附非人，英年早陨。
那么，晋朝门阀之外的中下层士族又是怎样的精神状态呢？
史书上说永嘉衣冠南渡，意思是说永嘉之祸时，衣冠士族皆渡往江南避难。实际上，这里所谓的衣冠，主要指的是门阀家族及政治上的中上层士族。从《晋书》的载记上可以看出，众多中下层士族并没有选择东渡，而是选择避往辽东、幽代、凉州或周游中原、安卧乡里。其时，辽东慕容氏及凉州张氏皆厚遇衣冠，致力招揽英才，而幽燕为天下诸州中雄强者，彼时战事少，故衣冠愿投之以观风云。云中、代郡及塞下为鲜卑所居，拓跋鲜卑能收用汉人，所以部分衣冠士族也愿意归之。晋元帝在建邺未称帝时，晋怀帝尚守洛阳，怀帝被俘，晋愍帝又守长安，愍帝投降匈奴汉国后，西晋才彻底灭亡，在怀帝、愍帝与匈奴汉国相攻战之时，底层士族并没有选择为西晋效力实际也不存在这样的政治机遇，而是纷纷入仕汉国。
匈奴汉国为刘宣辅佐刘渊所建立，刘氏祖上娶大汉公主，世代自称为汉氏甥，因而冒姓刘氏。刘宣为刘渊祖叔，宣年长，两人俱历仕魏晋。刘氏皆好学，刘渊虽然久在京师洛阳成长、居处，交接门阀，但并没有染上晋人崇尚奢靡、清谈务虚的习气，刘渊之子刘聪也在洛阳生活很长时间，同样没有学习晋人的尚清谈习气，以刘氏父子的聪明才度，如果用心研思清谈之技，也定然会赢得晋人嗟叹。刘氏虽是匈奴人，但却始终传承汉朝风气，重视儒学，子弟皆爱经史，能文能书，并不追随晋人的风尚。
刘渊称帝，国号“汉”，主要目的虽然是为迎合人民思慕汉朝厚德，以此收揽民心。但众多汉族士人选择辅佐刘氏，最主要的还是因为这部分士人同样是以儒学立身，渴望建立功名，因为与门阀和上流士族是两种精神特质，他们基本不可能在大晋朝廷立足，更不会得到尽展才用的机会，而新兴的汉国则提供了他们再造乾坤的机会。史书上确实没有明书这部分士人是否出身儒生，可是只要翻开《晋书》刘聪载记，从这些人对刘聪的众多谏言中就能清楚的看示出他们的儒生身份。
刘聪在位九年，只是前二三年中比较贤明，其后纵酒好色，信用奸佞，挥霍享乐，沦为昏君。令人震撼的是，以陈元达为领袖的这些儒生出身的士人，纵然在刘聪一日斩杀七位诤臣的淫威下，仍毫不畏死前赴后继的向刘聪进谏，即便最终选择忿恚自杀，也未避难退身，忠直敢谏之士远远超过两晋，朝中正直之气几乎可与汉朝比拟。
刘氏汉国覆灭后，中原士族分仕刘曜建立的前赵及石勒建立的后赵，其后又分仕前秦、前燕、代国，大部分士族始终以儒学辅佐各国，在追求个人功名的同时，这些士人共同政治目标都是尽快平定中原战乱，还天下太平，五胡十六国时期虽然各族人民在战乱、天灾中死亡者不可胜计，但矢志匡扶明主的这些寒门士人同样也拯救了千千万万幸存的百姓，而且为保护和延续中原文明也做出了莫大的贡献。而南渡的衣冠士族们，直到南朝灭亡，主流士林也没有恢复士人应有的以天下为己任之精神。南北朝对峙时期，南北即便文化交往紧密，南朝文学更是为北朝所膜拜，但北周以尊儒而发起的改革与兼并战争，还是完全源自中原士族的进取，长安之所以能够代表北方重新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南朝那些衣冠后代们所做的贡献，实在少之又少。
故以此而言，风骨不惟只在曹魏，只是晋朝的士族呈现两极分化，上层士族有的是风度，而下层士族拥有的是风骨。风度的延续，造就了南朝文学的兴盛，风骨的延绵，奠定了北朝民族融合和华夏大一统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