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炮灰的脑嗨
问两个问题:
1、有一个王朝,前五十年休养生息,人口翻倍;后五十年民生凋敝,人口减半。你更喜欢哪个时期?
2、有一个王朝,前五十年韬光养晦,政局动荡;后五十年开疆拓土,国威远扬。你更喜欢哪个时期?
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是同一个王朝:西汉,前五十年是文景时期,后五十年是武帝时期。不同的问法,得到的答案完全不同。
但如果你问一个人:你愿意生活在武帝时期还是文景时期?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选择武帝时期。
你问他为什么?他会脱口而出:打匈奴、通西域、尊儒术,王朝巅峰,这是何等的荣耀时刻!
他全然不知也不愿知道武帝时期的百姓,生活每况愈下,流民四起,国家处于崩溃的边缘。史书记载,“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
但你还没法反驳他,“没有武帝的雄才大略,五胡乱华就会提前上演,你愿意成为匈奴人的‘两脚羊吗?”
如果你继续追问:“也就是说,你更希望自己生活在武帝时期,牺牲自己照亮后人,是吗?”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念出那段倒背如流的陈宝国版电视剧《汉武大帝》开篇序幕:“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给了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成了一个伟大民族永远的名字。”
他更喜欢武帝时期,因为他始终是站在国家的宏大视角去考虑问题的,彷佛自己就是皇帝,睥睨天下,而不是“起为盗贼”的百姓。因此他不会思考到,如果自己生活在武帝时期,很可能陷入赤贫,家破人亡。他更不会知道,单单一个匈奴怎么可能把大汉折腾到如此境地?
文章《秦国明明很强大,但为何无人愿意当秦民?》,就有读者留言:没有秦国的大一统,现在都不知道你是不是中国人?(我数了数,他加了9个问号)。但他不会思考到,秦国百姓和六国百姓都不愿意做秦人,纷纷逃离秦国的统治。他也不会想到,秦朝统一后,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就使得中国人口从4000万降低到1500-1800万,损失55-62.5%的人口。他更不会知道,商鞅变法之前,列国纷争,但中国总人口在战国中期达到4500万的高峰,不减反增。(上述数据都来自于葛剑雄《中国人口史》)
他自己如果生活在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或秦朝,不仅是一个会说话的工具人和螺丝钉,而且生命都得不到保证。
这就是很奇怪的逻辑:长城让他很自豪,但他就是修长城的人;金字塔让他很激动,但他就是搬砖的人。明明是炮灰,却天天对着大炮喊“乌拉乌拉”。
俗称炮灰的“脑嗨”:虽然被利用,但总觉得自己在参与一项伟大的事业。
他们从来不觉得自己是秦国百姓,而是秦国的“操盘者”:秦王身边的近臣甚至是秦王自己。除非他穿越到秦国或汉武帝时期,去亲身体验百姓的一日三餐,才有可能改变观点。
2
国家人格化
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组成这个国家的一个个人,才是具体的、真实的。但是,很多人忽视个体的当下直接感受,用一种很宏大的叙事,将国家人格化,用国家成就取代个体利益,将国家成就拟人化为与自己息息相关。这个国家成就,既包括当下的,也包括历史的。
说中国,喜欢说人口红利的“红利”,不喜欢说“人口”,用一个冷冰冰的数据代替了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劳动者吃得怎么样?住得怎么样?不提。仿佛他能获得“红利”、不是“人口”。
说欧洲,喜欢说他们分裂,落后的中世纪一千年,跟我们的汉唐盛世相比,差得太远。
说美国,区区两百年历史的“乳臭未干”,岂能与我五千年文明古国相提并论?
说日本,区区岛国,曾是我国的学徒,而且现在连个军事主权都没有,GDP早就被我们超过,是发达国家又有什么用?跟我们比还是差得远。
说俄罗斯,GDP跟我们的一个广东省差不多,真是败家玩意。
几乎所有的叙事结构,都是跟自己不相关的宏大叙事,很少涉足微观层面的个体生活。比如,外国的猪肉价格如何?福利制度怎样?假期多不多?
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以一个糕点伙计为例,说明了这种“脑嗨爱国”。这个伙计一无所有,却总是摆出一副热爱祖国的样子。于是,一位邻居就问他:
“你说你的故乡,你的祖国,指的是什么呀?是你那座烤炉吗?是你自出生后就再也没见过的那个村子吗?是你那两位破了产弄得你只好去做糕点来谋生的父母住过的街道吗?是你永远也当不上那里警卫官的一名小书记的市政厅吗?是你在那里永远也当不上一名抱蜡侍童而一个愚蠢的人却做了总主教和公爵有两万金路易年俸的那座圣母院大教堂吗?”
糕点伙计喜欢谈论自己够不到摸不着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却无力改变自己的穷困生活。
当很多人无力改变现状时,这种宏大叙事的确能很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虚荣心,产生一种风景这边独好、星辰大海的幻觉。所以,大家细心观察就会发现:
习惯将国家人格化、关注宏观成就的,往往是工作生活不如意之人;相反那些对生活充满信心的理性之人,偏好关注民生领域和文化领域。
但是,国家人格化并不会持续带来心理满足,如果时间一长,个人境遇并没明显改观,他们就会陷入一种“精神分裂”的思维怪圈:
对国家前途信心满满、对个人命运充满悲观。
这种奇怪的思维,不禁让我想到琼瑶剧的那句雷人台词:爱情比腿更重要。
因此,看待历史时,这些人会下意识地代入皇帝视角,
他们沉醉于秦国的赫赫战功和灭六国的丰功伟绩,却浑然不知秦人逃离秦国和六国百姓不愿当秦人的现实,以及人口下降的灾难。
他们崇拜成吉思汗空前绝后的开疆拓土,却不愿面对蒙古铁骑毁灭文明的累累白骨;
明朝的网文词“不割地、不赔款、不称臣、不和亲、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让他们热血沸腾,却选择性忽视朱元璋开倒车的文明退化以及明朝百姓的严厉束缚,还有明朝皇族的荒淫骄奢和欺压百姓的程度之高,仿佛不存在。
这些君王的丰功伟绩,背后往往是屠杀和奴役。在“脑嗨”的眼里,自己是君王,而不是被屠杀和奴役之人。
3
区分国家与个体
但是,在很多时候,国家行为并不能代表个体,甚至是违背个体利益的。
霍尔巴赫说过:“当你和你的同胞们陷在暴政的铁蹄之下时,绝不要悲伤,因为那是它对于你而言已不再是祖国而是经是一座监狱。”昭和青年显然不懂这句话,沦为日本帝国的炮灰。
1949年,国际社会签订《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明确规定:战俘在任何时间均须受人道的待遇和保护,不得施以报复性措施;战事停止后,应立即释放或遣返战俘,不得迟延。这么规定的理由是:
实际上,将国家(政府)与民众区别对待,是一种共识。中国外交部也一直强调,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是不一样的。
但很多人并不能很好地区分出国家与个体的行为。他们不仅把本国人格化,还把外国人格化。
比如,一部分美国政客对中国不友好,一些国人就把这些政客与美国民众划等号,无视每位美国人的个体性,认为全美都不是好东西。这就导致出现下面这样的丢人场面:
新乡暴雨,受灾人不抱怨救灾不及时,反而祈祷暴雨去淹美国。
还有日本,面对日本的侵华历史和一部分右翼政客的反华行径,民间舆论就把日本民众也妖魔化,甚至认为“原子弹炸少了”,彷佛全体日本人都是“鬼子”。
前不久,就有一位浙江大妈,在商场追着一名日本女子骂:滚出中国去。国人在网上针对此事的评论,基本是一边倒地批评大妈不理智。
这种不理智的国家人格化,不仅伤害着无辜外国人,也极大损害着本国同胞。
2012年因钓鱼岛争端爆发打砸日货事件,日系车主李建利,被人用摩托车的U形锁连续猛砸头部,落下终身残疾,右侧肢体瘫痪。
远的不说,就说最近的,只要有人报道国内的“坏消息”,比如河南暴雨落难现场、弃婴买卖、执法不公,这些都是事关人命的大事,但总会被扣个帽子:境外势力利用、美国打钱了、别有用心,甚至被网暴。
这种畸形心理,实际上就是得癌症之前的“巴黎恋人”的折射:“关心”国家,但不关心甚至仇视一个个真实的同胞。持这种观念的人,自然会高呼秦国和秦始皇的伟大,而眼里没有秦人和六国百姓;对外国品牌的乳滑行为反应强烈,但对十几年都没有解决的国产奶粉问题视而不见。
4
爱国先爱人
启蒙泰斗伏尔泰在《哲学词典》中对“祖国”这样定义:
“故乡、祖国到底是什么呢?是否就是随便一块土地,主人舒舒服服住在一院整整齐齐的住宅里,可能会说:我耕种的这块田地,我盖的这院房子都是属于我的。我在这里生活,受到任何蛮横专制的家伙也不能违反的法律的保护。当其他的人也像我一样拥有田亩和住宅,为了他们大家的共同利益集合在一起,我便在这个集会中占有一票,我便是整体的一部分,共同体的一部分,主权的一部分;这就是我的家乡,我的祖国。”
这就很清楚地表明,祖国是使人民获得利益和幸福的地方。国家是虚幻的,是想象的共同体,只有公民个体才是真实的存在,国家和公共利益的根本出发点是个体,而不是相反!
不仅西方思想这么认为,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也持这点观点。诸子百家的“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立君为民”这样的民本思想,都指出“民”才是根本和目的,孟子更是进一步指出,不行仁政,民众有权推翻君主。
只不过,秦国灭六国后,秦制政权都孜孜不倦地追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断改造古人的思想,抬升国家地位、弱化民众地位,2000年的熏陶下来,个体权益被逼到了角落里。
我们现在提倡的“为人民服务”,就是一种拨乱反正和常识观点的回归。
但是,就这么一个常识,
这种反常识的流行,除了历史原因外,还有一个现实原因:集体是虚的,说自己爱一个虚的东西很容易,因为不需要行动证明,表个态就行,去爱一个个具体的人就难了,是要付诸真实行动的。
罗翔在网上有这样一段深受欢迎的话:
“人类是抽象的,并无具体的对象,无须投入真心,收放自如,还可以为自己赢得道德上的优越感,但具体的人总是有那么多的问题,总是那么的不可爱。爱是要付出代价、恒久忍耐的。真正的爱永远是对具体个人的爱。”
因为廉价,所以流行。
解决奶粉质量问题,太麻烦了;资助贫困儿童,要花真金白银;扶老人过马路,有风险;爱国,多赞美几句,再附加几句反美,强势表个态就行。
所以,横行网络的“五绝”,在反美和民族主义方面频繁出镜,但对民生问题只字不提。详见《谁在利用金灿荣挣钱?惊现华尔街资本!》。
学生粉红们走向口嗨爱国的星辰大海,对自身就业难的问题无能为力。他们越无力,就越喜欢宏大叙事的道德优越感,就越容易被“五绝”利用。
同样的,秦始皇和汉武帝的“铁粉”,只需要表达出固定思维熏陶的话语即可,无需思考,对于他们治下的百姓的生活状况,就需要花费极大的精力去挖掘、去思考。这种思维的偷懒,也是他们习惯性站在皇帝视角睥睨天下的原因。
但是,99.99%的人,都是普通百姓,只是希望平平安安度过自己的一生,我们希望自己的诉求和利益被重视,而不是被单一的情绪裹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关注别人的个体利益,也是他人所需。
因此,虽然“巴黎恋人”那样的言论在网上比较喧嚣,但是,那些关注个体的理性声音很容易得到网民的拥护。
罗翔大受追捧,不仅仅是民众对法治和公平的向往,也在于罗翔在讲课过程中,不断用关乎个体利益的具体案例,去直接展示个人如何维护切身权益。
2019年李诞在《奇葩说》的“救猫论”,爆红网络。李诞反对为了人类宏大的文明去牺牲一只小猫。其理由是:
远方的哭声也很可怜,但近处的哭声你都不管,你管得了远方的哭声吗?远方的哭声只是在你的想象里,你为了一个想象中的哭声,就把身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牺牲掉了。
与此形成向鲜明对比的,是白岩松的“不会吧”。“难道我们现在指望的是房价很低,然后工作到处随便找,然后一点压力都没有,然后只要喜欢的女孩,跟她一追求就同意?不会吧!”自然遭到网友的口诛笔伐。
他用“奋斗”“时代”这样的假大空词汇,去掩盖个体的感受和遭遇,不仅起不到激励的效果,反而获得了“何不食肉糜”的冷嘲热讽。
还有最近翻车的叶檀,一个财经作家想来”恰爱国饭“,被网友”群殴“了。她想用孟晚舟来挑动大家的爱国情绪,自己坐收渔翁之利,但那一句”她在替所有人担罪“惹来众怒,自己演砸了。网友们的言论无不是从个体角度出发,而不是宏大视角。
随着国人的越来越理智,这碗”爱国饭“越来越不好吃了。
5
阶级差别大于国籍差别
马克思明确说过:“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国家首先是上层统治下层的统治机器,初中课本就明文讲过的。无论国家是暴力组建的,还有依靠契约、神力,都摆脱不了这个经典的国家起源论。
马克思说:“工人阶级无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就侧面说明了(在当时的世界环境下)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全世界的无产者是可以共情的,阶级对立大于国家对立。
其实,在全世界,一个人在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切换国籍没啥太大的区别,而同一个国家不同阶级之间的世界有着天壤之别。一个中国的中产阶级,与加拿大中产阶级聊天,其共同话题,绝对要比跟孟晚舟的共同话题多。中国富人跟美国富人的交流,就比跟中国农民的交流要顺畅得多、也收获更多。
精英会同情精英,普通人会同情普通人,然而精英同情普通人的少,普通人嫉妒或者仇恨精英的多。中国知识群体会同情和关注泰国年轻人(主要是中产阶级与学生)的游行示威,但对中国农村的物价知之甚少,对中国富人的身价暴跌暗自庆幸。
即便是美国,它也是是全世界各国上流阶级的美国,而不是美国人的美国。中国大多数富人,或者自己,或者家人,要拿美国绿卡;“五绝”天天骂美国,但家人都会在美国生活或读书,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
既然阶级差别大于国籍差别,那么,说到底,还是我在《秦国明明很强大,但为何无人愿意当秦民?》所说,脱离阶级谈国家利益都是耍流氓。还可以再加一句,脱离阶级谈国家利益也可能是蠢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