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元和中兴 为何成为了唐王朝一次回光返照？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这场动乱以后，藩镇割据始终都是帝国的心腹大患。俗话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唐朝后期的很多君主都曾经试图解决藩镇割据的问题，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那么有没有人成功或接近于后成功呢？当然有，他就是开创了元和中兴，重振皇室权威的唐宪宗李纯。很多人都津津乐道于他的削藩成就，但其实这只是结果，在这过程中他还做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工作。今天我们就来详聊一下元和中兴的外象与内因。
公元802年，大唐元和十五年。这一年唐宪宗李纯这位正值壮年的君主离开了人世，这位君主就是。后世人对于唐宪宗的离世，一直都是。其中传播最广的说法，就是唐宪宗命丧于宦官的手中。不论如何，唐宪宗作为中晚唐时期最有文治武功的，最终迎来的并不是一个好的结局。而历史上唐宪宗李纯的死，似乎也在隐喻着大唐江山的。
即位的最佳年龄
李纯是唐顺宗的长子，27岁登基为帝，可谓正当盛年。在古代，处于这个年龄段的人心智已经非常成熟，加上精力旺盛，又拥有年轻人渴望建功立业，万象更新的心气儿，正是能有所作为的时候。他祖父唐德宗在位时期发生了泾原兵变，叛军攻陷长安，德宗携带宗室家眷出逃奉天，后多亏宰相李泌和大将军李晟配合默契，平定了战乱才使得德宗可以“还与旧都”。而李纯的父亲唐顺宗虽然立志革新，但孤立无援，经常不得不向现实妥协。李纯从小耳渲目染，深知皇室衰微，百姓困苦，国家财政收入微薄。不解决藩镇割据的弊端，李唐王朝的中兴将无从谈起。因此他从即位开始就苦读列圣实录，见到贞观、开元故事，甚至激动的书不离手，可见他心中对于恢复朝廷权威的渴望是十分强烈的。
重建纲纪，安抚人心
新君登基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让大臣们对皇帝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心，相信自己辅佐的会是一位有所作为的明君。唐宪宗刚上台就立马遣散了多余的宫廷乐工，坚决拒绝部下进献的50名女子充入自己的后宫，以身作则缩减开支，主张节俭。当时荆南有位官员为他献上两只百年难遇的寿龟，他不仅拒绝接受，还命人将这两只“祥瑞”直接交到有司处理，并一再表示要重建朝廷的德治。唐宪宗的这些做法向廷臣们发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那就是我想成为你们期望中的明君，请你们尽心辅佐我中兴唐朝。
当然作为唐朝这家“超级公司”的老板，只谈付出不谈利益等于耍流氓，这时候唐宪宗要让各阶级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806年也就是他登基的第二年，唐宪宗就迫不及待的颁布了大赦令给在职的文武官员都发了福利，赐予了相应的勋和爵，包括神策军和其他地方军的将士们。当然他也没有忘记跟随皇室出生入死的忠义之士，对于凡是当过宰相以及在代宗、德宗两朝流亡期间不离不弃，依然在皇帝身边效忠的人给予了特殊的荣誉。这即表明了皇帝对廷臣们的某种关怀，也安抚了之前可能被遗忘而心生不满的人，可谓是皆大欢喜。唐宪宗希望建立一种和谐有序的君臣关系，一改德宗、顺宗在位时期与官僚集团对峙的态度，这将更有利于他的统治。
军政中央集权化的践行者
开完大会，发完福利，暖一下大臣们的心后，唐宪宗就需要大臣们暖暖自己的心了。所幸的是大臣们并没有让他失望，第一个让他精神为之一振的就是宰相杜黄裳。他于805年至807年初任宰相。杜黄裳并不是一个只会背诵经史子集的腐儒，他主张皇帝应该是上天与平民之间的代理人，一个国家必须要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上下级之间要权责分明，只有这样国家才能稳定繁荣。他鼓励唐宪宗尽早开始军政中央集权化的改革，因此在战略上显得比较激进。806年西川节度使刘辟不服中央政令，举兵叛乱，唐宪宗最初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来处理此事，打算准备周全了再出兵平乱。但杜黄裳坚决主张要先发制人，一鼓作气拿下西川。他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唐宪宗任命神策军节度使高崇文统领全部禁军前往征讨，可以说杜黄裳是把唐宪宗的家底和自己的政治前途全部压在了平川事宜上，不过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高崇文不负众望，打的叛军丢盔弃甲，最后俘虏了贼首刘辟，送到京城斩首示众。通过这件事唐宪宗对杜黄裳也是敬重有加。
要重塑皇权必须先要找到钱
不过唐宪宗的大手笔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他那吝啬的祖父唐德宗一生省吃俭用给他留下的财富也没有多少。当时朝廷的税收状况十分糟糕，宰相李吉甫在807年的奏疏上说全国仅有8个镇能正常向朝廷缴纳税款。另一位宰相裴垍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了一个为唐宪宗筹措军费，改善经济状况的办法。当时唐朝已经显现出通货紧缩的危机，铜的价格上涨得非常快。为了应对这一情况，裴垍给绢设置了一个中间价，使其马上和铜一样成为物品交换的媒介，具有了一定的货币性质。唐朝地方官员的薪资和军需用品的开支之前普遍都是用货币进行交换的，后来全部改成混合实物支付的方式以应对铜价过高的风险。
至于中央向地方收税难的问题，裴垍对原先的两税法进行了修改，他解除了地方政府对征收税款的控制，严格规定藩镇收入的明晰。原先藩镇除了向会府支取税款外，经常向各地州县索取税款，这一改革意味着藩镇必须根据收支表上的数字向会府支取税款，只有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州县的支持。而各地州县也不用像以前那样向藩镇缴纳税款，但必须把原来的“留使”部分连同州县自己应交的税额一起上缴朝廷。没有具体数据表明裴垍的改革实际为中央增加了多少税收，但从唐宪宗屡次对藩镇用兵的情况来看，税收状况应该是有所好转的。
大刀阔斧的收拾藩镇节度使
有了钱就有了兵，有了兵之后唐宪宗就准备大显身手了。正当皇帝在思考拿谁开刀的时候，偏偏就有人喜欢撞在枪口上，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808年，河北三大自治镇之一的成德镇节度使王士真病逝，他的儿子王承宗继承了官位。咱们古代办事儿都讲究个名正言顺，所以王承宗希望朝廷能颁布个正式任命书给自己正名。这时候的唐宪宗深受平定西川功业的鼓舞，对待这些桀骜不驯的节度使也变得自信起来，这种以前只不过是走个程序事情这回到了他手里就不好办了，他要求王承宗放弃藩镇节度使世袭制的陋习，并且交出成德镇下面的两个州给中央才肯颁布诏书正式任命他为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当然不会接受这样苛刻的条件，于是双方于809年末爆发战争，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到了第二年年中，中央军和承德军就双双退出了战场。因为朝廷的大军是由河东、义武、卢龙、横海、魏博、昭义等六镇兵马抽调而来，缺乏统一的调度，加上唐宪宗又任命既平庸又贪婪的宦官吐突承璀担任主帅，致使20万唐军徒劳无功，而王承宗也没有实力直捣黄龙，杀入长安逼迫皇帝就范。既然如此那就都散了吧，各回各家，以后有机会再一决雌雄。
不过俗话说逃得了初一，逃不过十五，王承宗最终还是难逃覆灭的结局，这事情还要从淮西叛乱开始说起。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病逝，他的儿子吴元济和王承宗一样继承了父亲的官位，要求朝廷给予他正式的任命。没想到这次唐宪宗连要求都不提直接拒绝。皇帝这么做是有底气的，因为吴元济的势力周围全都是效忠于朝廷的藩镇势力。可以说宪宗此举就是为了逼反吴元济，将淮西镇的控制权收归中央。因为淮西镇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比较独立的状态，而且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影响着帝国的漕运事业。吴元济不出意外于815年的挑起了战乱，而之前说到的王承宗则在次年宣布支持吴元济的叛乱。唐宪宗任命宰相裴度主持平叛事务并兼任彰义节度使，裴度率禁军奔赴淮西并与随邓节度使李愬等集中优势兵力和所有的资源，大举进攻吴元济，相继攻破蔡州与淮西镇，吴元济被俘。818年朝廷正式宣布淮西镇被撤销。由于淮西军迅速瓦解，成德军独木难支，王承宗自料难以与朝廷大军相抗衡，乘着还没彻底撕破脸皮，赶紧送自己两个儿子去长安当人质，表示归降之意。而唐宪宗也考虑到远征之师已经疲惫不堪，需要休养生息，所以接受了王承宗的降表，依然任命他做成德节度使。820年王承宗病逝，他的弟弟王承元上表归顺朝廷。
中兴背后的危机
不过唐宪宗毕竟是人而不是神，是人就会犯错误，他在最大限度的恢复中央权威的同时，也为王朝埋下了危机的种子。纵观宪宗一朝，宦官干涉军政事务一直是个尾大不掉的问题。尽管宪宗皇帝曾经在西川叛乱的压力下解除了宦官对神策军的控制权，但这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罢了，是面对特殊形势下不得不做的妥协。上面提到的吐突承璀因为讨伐成德军的失利而被唐宪宗解除了兵权，并被打发出朝廷，可没过两三年唐宪宗就免去了吐突承璀的主要政敌李绛的职务，又重新召回了吐突承璀。你很难想象当时宦官的权势大到什么程度，当特务，索取贿赂，抓神策军只是家常便饭，他们甚至可以在藩镇军队的人事安排上做手脚。后来宦官梁守谦还当上了枢密使，成为皇帝身边非正式咨询机构的负责人。当时枢密院的两个枢密使和神策军的两个监军，并称为“四贵”，宦官甚至已经达到了能够与宰相分庭抗礼的境地。
一家之言
公元820年唐宪宗暴毙而亡，年仅43岁。他的死因至今依然是个谜，众说纷纭，真假难辨。很多人认为唐宪宗是因沉迷于修道炼丹，服药过量而死。也有人认为是一位名叫陈弘志的监官刺杀了他，还有学者说他是死于宦官集团间的内杠，真相现在已经很难被还原。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李纯确实是唐朝后期为数不多能够有所作为的皇帝。他有理想，渴望建立唐太宗时代的功业，恢复唐玄宗时代的盛世，他曾经一度使衰败中的唐朝重新回到正轨，他建立了皇帝与廷臣之间相对和谐的共事关系，改革货币和税收制度增加了国库的收入，进一步恢复帝国的中央集权化进程，都具有积极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他纵容宦官把持朝政，为非作歹，也为日后唐朝的崩溃埋下了隐患。正因如此，他创造的中兴局面并不彻底，也无法改变唐朝衰落的命运。
历史上唐宪宗在位的十五年时间中，对于唐王朝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因为，自“”结束后，唐王朝陷入了持续数十年的分裂局面。当时以“”为首的地方藩镇势力，始终都同唐庭采取对抗的姿态。这样的局面，直到唐宪宗时期才得到改变，以至于，历史上唐宪宗在位的时期被史料称为“元和中兴”。可是，“元和中兴”最终还是成为了唐王朝的一次回光返照，在唐宪宗死后，局面立马又重回到了失控的局面之中。
唐宪宗李纯的存在，对于中晚唐一百多年的历史来说，仅仅是一个缩影而已。在唐王朝败乱景象的背后，实际上是藩镇之祸的反复。在“安史之乱”结束后的一百四十四年时间里，唐朝始终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藩镇祸乱的反反复复。以至于，唐王朝也最终也亡在了地方藩镇的手中。那么，唐王朝的藩镇之祸，为何始终都没有办法得到根治?
首先，唐朝藩镇之祸始终无法得到根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并不在于节度使有多么专横，有多么居心妥测。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节度使的背后始终都有一支强大的力量作为支撑，这支力量就是牙兵。在唐朝乃至时期，牙兵集团一直都是主导朝代更迭的重要力量。牙兵本来是瓦解的产物，随着节度使职位的普遍开设，“兵随将走”的情况也就成为了中晚唐历史的一个真实写照。
从某种意义上讲，唐朝所对抗的并非是节度使，对抗的是整个牙兵集团，唐代节度使可以说是牙兵集团利益的代言人。而一旦节度使不能维系牙兵集团的利益，那么牙兵集团往往会选择重新拥立节度使，来维系既得利益。可见，对于唐朝皇帝来说，要想彻底的解决藩镇问题，不是简单的换个节度使，平定一些叛乱能够解决的，更为重要的是要彻底解决牙兵的问题。而以中晚唐时期的唐朝国力，应付整个牙兵集团显然有些杯水车薪。
除了牙兵集团外，唐王朝无法根治藩镇问题，还在于唐王朝本身。我们回顾中晚唐时期的历史就能发现，唐朝的国策实际上并非是持续性的。当时的“牛李党争”就对如何应对藩镇势力形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应对藩镇进行打压，而另一派则要默认藩镇势力的存在，这样自然就使得藩镇问题愈发恶化了起来。
“牛李党争”只是晚唐时期的一个缩影而已，在如何对待藩镇问题上，唐朝始终都没有一个既定的国策。并且，中晚唐时期“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情况也十分明显，这就使得唐王朝不停地处在变动之中。举个例子，时期的名臣在对待节度使藩镇问题上，始终都采取打压的姿态。而在宣宗继位之后，李德裕也随之被贬。李德裕的被贬黜，从一定程度上讲，使得唐王朝刚有起色的削藩情况，最终功亏一篑。
历史就是这样，唐王朝的藩镇之祸始终都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而究其根本原因，无疑就是牙兵与朝臣，当然还有许多原因。因为中晚唐时期的历史，要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当我们将这一百多年的历史连续在一起看的话，便能发现，唐宪宗死后唐王朝实际上就已经失去了削藩的大好机会。而元和十五年，自此也成为了唐王朝一个始终难以愈合的伤口。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的国祚达289年之久，而除却一百多年的初唐、盛唐外。“安史之乱”后的140年时间，被后世学者统称为中晚唐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中，每个皇帝都要面对前任皇帝手中的烂摊子。作为唐德宗之后的皇帝，唐宪宗李纯所接手的则是德宗时期遗留下的乱局。在德宗一朝，藩镇之祸极其严重，以至于最终演变成“奉天之难”。
但是到了德宗的孙子唐宪宗一朝，这样的局面则得到了很大的改观。这是因为新继位的唐宪宗，接过了先辈削藩的衣钵。在其治内，展开了大力度的削藩。尤其是对淮西藩镇持续两年多的用兵举动，更是成为了唐王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因为，唐宪宗平定淮西叛乱后，曾经割据五十年之久的“河朔三镇”纷纷上表归附唐王朝。这使得唐王朝得以重现一统的局面，因此，后世多称唐宪宗一朝为“元和中兴”。但历史上的“元和中兴”终是唐朝中晚期的昙花一起，而这次中兴也成为了唐王朝的一次回光返照。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历史上的“元和中兴”，在后世史学界有着很高的赞誉，同时这个中兴的开拓者唐宪宗李纯，也因为这次中兴，而得到了史书极高的赞誉。可我们从大的视角来看这个“元和中兴”的话，便会发现，在唐宪宗死后不久，藩镇旋即又脱离了唐朝的控制。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死后不久，卢龙、魏博、成德三镇便接连发生叛乱，再一次脱离唐王朝的控制。
由此可见，“元和中兴”并没有彻底的解决藩镇问题。这也是为何宪宗死后，不出一年的时间，藩镇便复叛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河朔三镇”选择归附唐王朝，很大程度上，是慑于唐王朝兵威的一个结果。唐宪宗在位的时候，藩镇势力尚且能够受到压制。而在唐宪宗死后，藩镇势力则又迅速死灰复燃。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便会发现，“元和中兴”的大背景下，唐朝同藩镇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同时，所以说“元和中兴”是唐王朝的一次回光返照。则在于“元和中兴”之后，唐王朝逐渐默认藩镇的存在。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于，唐朝在这之后，已经完全没有力量，在进行大力度的削藩。因此，后世史学界也往往称“元和中兴”后，到唐王朝彻底灭亡这段时期为晚唐。
当然，藩镇问题只是一方面而已。“元和中兴”相较于此前贞观、天宝年间的盛世景象，实际上有着很大的差距。在经历了德宗时期的战乱，以及宪宗一朝的连年用兵之后。唐朝百姓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而唐朝所以能够勉力维持，则完全是因为依靠于江淮地区的赋税。“元和中兴”虽然使得唐朝得以恢复一统的局面，但是国力民生，在这段历史时期却没有得到有效的恢复与发展。
其次，“元和中兴”的出现，并没有彻底的逆转唐朝日益衰败的大趋势。而在“元和中兴”之后，虽然也有皇帝力图振作，但终没能扭转唐王朝日益衰败的趋势。在黄巢起义后，随着各地节度使的裂土封王，唐朝皇帝则完全成为了“周天子”一般的存在。
唐朝历史上的“元和中兴”，可以说是中晚唐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虽然，唐宪宗力求振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宪宗本人并没有彻底的解决藩镇问题。而“安史之乱”后的颓势，也并没有因为“元和中兴”的出现，得到彻底的扭转。以至于，“元和中兴”最终成为了唐王朝一个短暂停靠的驿站，同时也成为了日薄西山的唐王朝的一次回光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