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了魏征是忠臣 李世民为何要推倒魏征墓碑?
是推碑不是挖坟，更不是鞭尸
《旧唐书·卷七十一·列传二十一·魏征传》中记载魏征死后，“太宗亲临恸哭，废朝五日，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给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赙绢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帝亲制碑文，并为书石。”
据新唐书，在魏征死后，因他生前举荐的人参与太子承乾谋逆，唐太宗便怀疑他有营私结党，对他进行“推倒碑石，磨灭碑文”之类似于“鞭尸”的惩罚。（推碑和挖坟可不是一码事）
魏徵死后，李世民经常对身边的侍臣说：“用铜镜可以端正自己的衣冠，以古史作为镜子，可以知晓兴衰更替，以人作为镜子，可以看清得失。我经常用这样的方式防止自己犯错，但现在魏徵去世，我少了一面镜子。魏徵去世后朕派人到他家里，得到他的一页遗表，才刚起草，字都难以辨识，只有前面几行，稍微可以辨认，上面写道：‘天下的事情，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国家就安定，任用恶人国家就衰败，公卿大臣中，感情有爱有憎，自己憎的就只看见他的恶，自己爱的就只看见他的善。爱憎之间，应当审慎，如果爱而知道他的恶，憎而知道他的善，除去邪恶不犹豫，任用贤人不猜忌，国家就可以兴盛了。遗表的大意就是这样，然而朕思考这事，自己恐怕不能避免魏徵所说的这些过错。公卿侍臣，可以把这些话写在手板上，知道朕有过错一定要进谏。
不久之后，侯君集以谋反罪被处死，杜正伦被罢免，魏徵曾经向李世民推荐这两人，说他们有宰相之才，魏徵又拿自己前后的谏辞给史官褚遂良，李世民知道开始怀疑魏徵是不是侯君集一党的。于是手诏取消衡山公主（后来被封为新城公主）与魏徵长子魏叔玉的婚约。把公主许给另外个大臣的儿子了，鞠躬尽瘁的魏征最后得到竟然是这个结果。
魏征墓，位于昭陵主峰西南的山中，由于道路不便，很少会有人专程前往一拜。
贞观十九年（645年），李世民亲征高句丽，战士死伤数千人，战马损失十分之七八，他深深悔恨这一举动，不禁慨然叹息说：“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于是立命驰驿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徵，又重立纪念碑。
《新唐书·卷九十七·列传二十二·魏征传》中记载太宗晚年听信谗言，“而仆所为碑，顾其家衰矣。”“辽东之役，高丽、靺鞨犯阵，李勣等力战破之。军还，怅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邪！”即召其家到行在，赐劳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复立碑，恩礼加焉。”
可见，魏徵死后，曾因侯君集和杜正伦时间被怀疑，导致“推倒碑石，磨灭碑文”的惩罚，这种惩罚并非鞭尸，要非和鞭尸联系起来的话，属于一种“精神鞭尸”，因为古人死后的碑文是用来陈述一生功过对错的，把碑石推倒，碑文磨灭，等于抹杀了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做为，在某种意义上甚于鞭尸。但是当太宗再次做出错误决策并为之付出代价后，重新认可了魏徵的作用，重新立碑祭祀。
李世民的晚年扬了魏征的坟墓，这到底是为什么？
李世民和魏征，千百年来，这二个明君与诤臣之典范的响亮名字，一直在中国大地上久应不息。他们两人之间的君臣之情谊，合作之默契，诸多之佳话，在历史上广为传颂并被称道至今，成为后世君臣竭力仿效的楷模。可为什么魏征死后不久，李世民就下令砸毁魏征墓碑呢？这实在是因为魏征犯了为人臣子之大忌而死后又无利用价值所致。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魏征得势受宠后，竟忘了自己与李世民曾是欲置对方于死地的政敌关系
魏征出身河北巨鹿魏氏，是北齐之名门望族。他的生存信念是“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在这一信念支撑下，魏征先后或主动或被动地改变了五次主人，在他成为李世民门下臣之前，是以谋士身份奔走于李建成鞍前马后的。在此期间，他曾为李建成献出了及早动手除掉李世民的毒计若干条。李世民玄武门干掉李建成后，马上就把魏征喊来痛骂：“你这个背主弃义的小人，为何明目张胆离间我兄弟情感？”魏征则从容说道：“当日皇太子李建成若听从我的劝告，哪会遭逢今日之祸？”面对欲置自己于死地且又死不悔改的魏征，李世民居然以政治家的风度和韬略“为之敛容，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数引之卧内，访以政术”。固然魏征当时的表现有他自己的谋略与心机，此文就不作分析了。
……对魏征就职后的许多谏言、谏书、谏条，李世民并非发自内心喜好和接受，这是李世民的一种政治姿态和做秀手段。他要以对魏征的容纳来衬托自己的开明并打造自己的政治形象。李世民也并不是真心相信和喜欢魏征，这从他对魏征任用的官职以及从贞观十年后就不再理会魏征就可以看出。他只是为了自己的皇权利益而不得不任用魏征，同样，为了使自己的口碑与形象目标可以达到，他又不得不忍受魏征的进谏。以至于李世民多次忍无可忍，在不同的场合忿忿地说出“早晚有一天要将魏征杀头”、“我恨不得杀了这个乡巴佬”等话来。如果不是魏征死在了侯君集案之前，恐怕魏征的头颅早已落地。李世民忍到最后不得不将魏征赶走编史去了，远离了朝堂，落得了眼前的清净。这说明李世民对魏征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他也曾多次有过置魏征于死地的想法和杀机。
可惜的是，随着魏征的日益得势受宠，他忘记了自己与李世民之间并非好友、战友和有着正常感情基础的君臣关系，而是曾经都想置对方于死地的政敌。因为忘了自己是谁，魏征就多次扮演了老板他爹的角色。尽管他的许多君臣理论和治国见解都是高明的，但是主子就是主子，奴才就是奴才，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使老板享受不到皇家的特权及愉悦，是李世民积怨旷久而导致魏征死后受辱的深层原因。
二魏征泄秘宫事戳了李世民龙之颜面，是魏征死后受辱的直接原因。
贞观十六年，魏征染病卧床，李世民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房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李世民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可魏征死后半年，李世民就开始怀疑魏征在朝廷内有结党营私的嫌疑。后来，李世民又得知消息：魏征曾把自己给皇帝提建议的书稿给当时记录历史的官员褚遂良观看，李世民怀疑魏征是故意博取清正的名声，心里很不高兴。先前李世民已经同意把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长子魏叔玉，这时也后悔了，下旨解除婚约。到后来他越想越恼火，便下令推倒了魏征的墓碑，砸毁了自己的“镜子”。
三魏征越位荐相犯了李世民心之大忌，是魏征死后受辱的根本原因和政治原因。
为什么李世民对死后的爱卿魏征恨得如此深切？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考证后分析认为，在李世民心目中，因魏征既非山东贵族，又非山东武人，其责任仅是接洽山东豪杰，监视山东贵族及关陇集团，以供分合操纵诸政治集团之妙用。如果魏征的行动越过李世民赋予的这种权力，就犯了李世民大忌。魏征推荐杜正伦为相，而杜正伦出自山东之盛门，则李世民赋予魏征监视山东贵族之作用消失，转过来有联合山东社会文武两大势力之嫌疑。侯君集这人在两唐书本传虽没有详载其家世，只说他是个武将，据陈先生考证，候君集与李世民都属于六镇胡汉关陇集团，史书上说，他的才能出将入相没有问题，魏征举荐杜候二人，等于集合了当时东西文武三大社会势力，而他自己身为其枢纽，这是李世民最不能容忍的，幸好这些事暴露在魏征死后，否则后果也是罪责难逃。
分析至此，可能有朋友要问，那李世民为什么又要修复魏征墓碑呢，难道是李世民承认自己委屈了魏征不成？修复魏征墓碑是真，但这只是李世民为自己的光辉形象又添抹了一层重重的浓厚靓彩而已，并非想为魏征平反。贞观十八年初，李世民东征高丽失败后耳边重又响起自己大言不惭地批评魏征的话，感觉十分丢面子，不得不对群臣说出了“如果魏征在，决不会让我有今天”的反省话，他一边承认错误，一边又下令重修了魏征墓，并且让魏征的儿子承袭了国公的爵位。李世民的真正用意是修复了自己的面子，重塑了自己的纳谏惜臣形象.
通过对李世民为魏征重修墓碑之事分析，我倒认为李世民为自己和魏征二人的政敌君臣关系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李世民与魏征虽然并不是志同道合，亲密无间的上下级关系，但二人是具有政治大韬略的政客之间，各自从对方身上博取青名又彼此澄清自身污名的利用关系，这一点，我想李世民心中是应该清楚的，而且在这场政敌相互利用游戏中，又对自己胜出魏征一筹感到颇为得意。
因为玄武门政变后，是魏征免死重用事件洗净了李世民身上的血迹，澄清了李世民玄武门逼父让位、杀死兄弟、侄子、纳室弟媳的诸种污名。李世民通过对魏征的重用不杀和纳谏晋职在向世人证明，连魏征这种想置我死地的人，我李世民都能容忍重用，又怎么能忍心杀死自己的同胞兄弟呢，实在是我的这二位兄弟做事太绝，天殊当死。
反过来又是李世民成全了魏征的地位和声望，澄清了魏征先后事奉多个主子不是忠贞之臣的污名。魏征通过对李世民貌似死谏的做法在向世人证明，不是我魏征反复无常事奉多主，实在是我以前的主子昏庸愚蠢不明智，而非我魏征不循臣道只忠一主并随其同死而终也。
李世民与魏征，一段明君和良臣的传说，一对政客极致利用的典范，明乎？
简单地说就是：后来有人进谗言说魏征曾收受贿赂，小人的陷害，以及君主自身强权，所以就把魏征墓前的碑让人砸毁。
李世民不杀魏征的真实原因：绝非宽容那么简单
稍微学过历史的都知道，唐朝有个皇帝叫李世民，他手下有个犯言敢谏的大臣叫魏征，魏征经常指出皇帝的不足，跟皇帝争锋相对。李世民虽火冒三丈，但也不会痛下杀手。最经典的故事莫过于下面这个，几乎家喻户晓。
有一次，唐太宗罢朝,大骂道：“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听了，非常纳闷，问道：“谁触怒了陛下?”李世民说：“还不是那个该死的魏征,屡屡在朝堂上跟我对着干,让我下不了台。”长孙皇后听完，换了身朝服站在李世民面前。李世民看后，惊讶地问：“皇后，你这是干什么?”长孙皇后这般解释：“我听说‘主圣臣忠.现在陛下圣明,所以魏征敢于直言，能够在圣明皇帝的后宫里，我感到非常幸运，又怎敢不祝贺呢？”
“出头鸟”魏征
大臣们给李世民提意见，特别是直言敢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其中的困难，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1.颜值。一些电视剧中的李世民风流倜傥，和蔼可亲。那么史实中的李世民颜值如何？是大帅哥、美男子嘛？NO！完全不是，据《贞观政要》记载，“太宗威容俨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李世民的容貌庄重肃穆，文武百官见了他，吓得手足失措。所以李世民不是一个面善的领导，他看起来好似大灰狼、不像喜羊羊，无形中，给进谏者增添了许多压力。对此，李世民心知肚明，所以每次接见大臣，“必假颜色”，勉强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
2.权力。这是最关键的因素，李世民要是没权，谁会怕他？韩愈有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朝阳路八千。”伴君如伴虎，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倒大霉，本来进谏是为了皇帝好，结果你说了逆耳忠言，人家不领情，还要宰了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就算不杀，贬到儋州、崖州等偏远地区，仕途受影响不说，还得受皮肉之苦。一个官员，千辛万苦爬到高位，与其进谏冒风险，还不如多磕头，少说话，至少不亏。李世民和李治都抱怨过：群臣不喜欢进谏，都喜欢明哲保身，要是大家进谏都蔚然成风了，李世民也没必要去鼓励，甚至花钱赏赐。
3.作风。李世民是个军人出身的皇帝，18岁随父起兵，27岁前，已经是位饱经沙场的名将，这样的人，往往行事果断、眼里揉不得沙子。在玄武门之变中，他能够亲手射杀自己的兄弟；李元吉死后，她跟弟媳走在了一起，生了一个孩子，后来鉴于四弟无后，就把这个孩子过继给了元吉。不管什么原因，能对兄长、弟媳下手，那绝对不是懦弱之徒，连他们都能动，你作为一个大臣，他有什么下不去手的？
给李世民进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魏征不但敢进谏，还敢直言进谏，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与之相对的，同为宰相，房玄龄就没有这样的胆量。贞观十年，有人向李世民打小报告，说那些三品以上的官员，个个自命不凡，仗着自己官大，不把王爷们放在眼里，李世民闻讯大怒，把三品以上的官员召来，臭骂一顿。眼见皇帝火气极大，“玄龄等战栗，皆拜谢”，魏征却能有理有据的反驳。
再如贞观十五年，李世民听说高士廉、房玄龄问玄武门的修缮情况，大怒，将两位宰相叫来训斥一顿，听完，房玄龄的反应是“拜谢”，主动承认错误。魏征呢？他的做法正好相反：“臣不知陛下何以责玄龄等，而玄龄等亦何所拜谢。玄龄等为陛下股肱耳目，于中外事岂有不应知者！”不知道你们在搞什么鬼！简直莫名其妙！人家房玄龄是陛下的股肱之臣，了解下北门的事有什么不可以。
魏征这么喜欢当出头鸟，李世民非但没整他，还让他在身边工作了十六年，最后得以善终，其中的原因真的只是因为宽容？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原因一：安抚太子、齐王余党的需要
我们还是从头开始说起，武德九年六月的宫廷政变结束后，怎样处理东宫、齐府余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时秦府众将想来个绝的，把李建成、李元吉的心腹百余人全部杀掉，家产查抄，以解心头只恨，此言一出，闹得人心惶惶。然而，李世民并不希望这样，因为他刚刚夺权，地位并不稳固，若将宫府余党赶尽杀绝，容易激起他们的殊死反抗，破坏社会安定；且唐朝刚刚建立九年，内则民生凋敝，外有突厥威胁，李建成在地方也有势力，如果再激化出一场内战，百姓、政府都承受不起，东突厥可获渔翁之利。所以用李渊的名义大赦天下，下诏：“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
说是这么说，但新当局真的对政治犯既往不咎嘛？人们心中不禁打了个大大的问号，特别是宫府的余党们，他们“虽更赦令，犹不自安。”与此同时，不断地有人检举他们，抓捕他们，想趁机邀功领赏，在这样的背景下，李世民留了魏征一命。当他得知问魏征一直劝大哥杀自己，大哥不从时，便厉声质问：“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魏征举止自若，回答说：“前太子要早听我的，绝对不会有今天的下场。”可见魏征挺横，就算败局已定，他还敢这么说，真是死不悔改，属于顽固分子。在一般人看来，李世民应该对他恨之入骨，必欲杀之而后快。
可出人意料的是，李世民非但不杀，还委以重任。此举便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连魏征这样，敢当面顶撞我的太子余党都没有被处分，那其他余党呢，就更不用说了，组织定会对他们宽大处理、既往不咎。在这件事中，魏征就是唐太宗树立的典型。好比当年刘邦封赏雍齿一样，众将见刘邦最恨的人都有赏，自己那份呢？肯定也少不了呀！既然有利益可得，那还闹什么事!洗洗睡吧。
原因二：严峻的形势
贞观十一年，马周上奏：“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人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李世民执政十一年，户口尚且如此稀少，贞观初年的经济情况便可想而知了。玄武门之变后不久，突厥铁骑就打到了渭水便桥，给新政府很大的压力。李世民全程参与了打天下的过程，懂得帝位的来之不易，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他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纳谏，巩固既得利益。
“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大乱之后，政府的上策当是无为而治，多鼓励生产，少干扰百姓，少加派赋税、徭役。说是这么说，但皇帝的权力很大，欲望很强，他要想穷兵黩武、修造离宫别馆，老百姓依然会被征发。这个时候，魏征的作用就凸显了。当李世民想劳役百姓、违背制度，魏征可以谏止，确保大政方针不脱离既定的轨道。
多年后，李世民曾对长孙无忌说，我登基之初，大家意见不统一，“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但魏征却劝我：“偃革兴文，布德惠施，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我听了他的话，效果很好，现在“天下大宁”，周边的少数民族都来朝拜我，“此皆魏征之力也。”贞观三年，高昌王鞠文泰入朝，西域诸国获悉此事，也想派人到长安朝贡，魏征知道后，连忙劝谏：“中国始平，疮痍未复，若微有劳役，则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经州县，犹不能供，况加于此辈。”一句话：别让这些“蝗虫”来了，老百姓受不了。贞观四年，李世民又修洛阳乾元殿，给事中张玄素直言上谏，魏征得知后，大加赞赏：“可谓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可是好景不长，正如魏征所言：“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贞观初年，李世民能积极纳谏，明显是受了内外形势的影响，等到十几年后，位置坐稳了，经济发展了，颉利被擒了，唐太宗就不可避免地骄傲自满、松懈下来。对于这样的变化，魏征深有感触，贞观十二年，他对李世民说：“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已后，见人谏，悦而从之。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黾勉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最近一两年，您已经变得不喜欢人们进谏了，常常表现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鲜克有终。
原因三：犯颜进谏只是小概率事件
在一般人眼里，好像魏征每次阐述自己观点时，都会触怒李世民，让他下不了台。但如果细看，会发现犯言敢谏并不是经常发生，在大部分情况下，双方的对话还是能够心平气和的。什么情况属于犯颜进谏？比如皇帝因为什么事很生气，发火了，导致决策失误，大臣们明知道有问题，但考虑到皇帝心情不好，都不敢说话，这个时候劝谏，就是犯颜进谏。还有可能是皇帝决策失误，或者有过失，可事情敏感，群臣不敢言，然后你不畏艰险地指明问题，虽然皇帝不乐意听，甚至大怒，但你不屈服，这也算犯颜进谏。
然而，唐太宗不会每次决策都失误，也不会天天发火，否则跟昏君没什么区别了，魏征犯颜进谏的事情一般隔一段时间发生一次。所以当你看《贞观政要》，里面记载与魏征有关的事件大约五十起，犯颜敢谏的事十多起，再算上两唐书，还有笔记小说什么的，总数几十件的样子。要是一个月发生几十次，确实让人受不了。可魏征替唐太宗工作了十六年多，平均一下，每年就几件而已，属于小概率事件，魏征的大部分进言不会触怒唐太宗，只是因为犯颜进谏容易使人印象深刻，所以很多人误以为全是这样。
原因四：注重方法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魏征进谏非常注重方法，贞观八年，陕县丞皇甫德上书不合皇帝心意，觉得他言辞激烈，别有用心，是恶意诽谤君上，妄议中央。魏征就进言说：“昔贾谊当汉文帝，上书‘可为痛哭者一，可为长叹息者六。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之心。”通过引用贾谊上书文帝的典故，巧妙说明自己的观点。在魏征的谏言中，上至三皇五帝，下至隋炀帝，都是他进谏的素材，其中被用较多的是隋炀帝，因为唐太宗跟隋炀帝有亲戚关系，本人又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可谓殷鉴不远，用杨广的事例显得更有说服力。
除了典故，魏征还很擅长譬喻，比如李世民想封禅，魏征劝谏，他这么打比方：“有人长患疼痛，不能任持，疗理且愈，皮骨仅存，便欲负一石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现在的大唐，就好比刚刚康复的病人，大病初愈，瘦的跟皮包骨一样，可你却让他背一石米，日行百里，肯定是不可能的。有时候，魏征还会用比兴的手法：“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长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从树木、河流，谈到了治国。
《旧唐书》说魏征：“好读书，多所通涉。”《新唐书》说魏征：“通贯书术。”从魏征劝谏的内容看，两唐书所言不虚，如果没读过很多书，哪里讲的出这么多典故。你去跟皇帝进谏，只是干巴巴地讲大道理，那效果可能就一般般，要是掌握了很多方法，旁征博引，引经据典，令人信服，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动手杀人，那完全就是昏君所为了。
原因五：幕后的势力集团
李世民不杀魏征，还因为他与山东的关系特殊，魏征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山东豪族，他是这个利益集团在朝中的代表人物。据孟凡雄与桂士辉研究，魏征并非如两唐书所写，出自钜鹿魏氏，而是出自馆陶魏氏，因为唐朝人看重门第，如果一个人出自名门望族，往往被高看一眼，所以在魏征发达后，称自己是钜鹿魏氏，以弥补馆陶魏氏影响力相对逊色的缺点，借此抬高身价。那么魏征的父亲是什么身份呢？对于这个内容，《北史》有记载。
原来，魏征的父亲叫魏长贤，此人“博涉经史，词藻清华”，担任过汝南王悦參军事、平阳王法曹参军、著作郎、上党屯留令，曾上书讥讽时政，为权贵所不容。武平年间去职，之后不再出仕。纵观其一生，没有当过太大的官，也没有很大的作为，混的并不好。既然如此，为什么《北史》要记载他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有个好儿子。《北史》编撰于初唐时期，魏征作为宰相，不得让宰相之父名垂青史，《北齐书》和《魏书》就没写魏长贤。
魏征小时候，还没成年，父亲就死了，非常落魄，曾出家当过道士，隐居了一段时间。他之所以能够上位，除去才华、太子余党身份外，还因为时代背景，在隋末战争中，他脱颖而出，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先受到李建成的赏识，后获得李世民的认可，最终在贞观年间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与魏征背景相同、经历类似的还有很多，他们并非世代显宦的名门望族，而是靠乱世崛起的山东庶族。
当初瓦岗寨失败后，魏征跟随李密来到长安，并没有被起用。于是他主动要求“安辑山东”，朝廷批准了，出发后，魏征修书一封给昔日战友、同为山东庶族的李勣，劝其降唐，李勣得到书信，很快同意。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又派魏征到山东“宣慰”，还允许其“便宜行事”，想利用他在山东的影响力，迅速稳定局势。途中，碰到有人押送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师行去京城，魏征放了他们以安抚人心。李世民听说后，也表示认可。贞观六年，诸王、大臣多次劝李世民封禅，李世民自己也同意了，唯独魏征以为不可，他说：“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崔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山东地区民生凋敝，要是封禅大部队来了，不知要给山东豪族带来多大的物质消耗，所以魏征表示反对。
“上尝语及关中、山东人，意有异同”，在李世民的眼里，山东人、关中人确实是不一样的，为此，张行成劝他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有东西之异；恐示人以隘。”魏征不过一介文人，没什么可怕的，但站在他身后的人有份量，李世民虽然有时候不满魏征的直言，但考虑到他的背景，也不得不慎之又慎。站在统治者的角度，他需要利用山东庶族，牵制山东士族的势力，要是山东庶族被刻意削弱，门阀士族恐将膨胀。这对中央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原因六：印象管理
最后一个原因：李世民很善于印象管理，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让其他人对你产生好印象。玄武门之变中，杀兄的事情饱受外人诟病，登基之后，怎么把自己的形象翻过来呢？这时，魏征的作用便体现出来了，李世民说：“朕历观自古人臣尽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尽诚规谏。”君明则臣直，李世民善于纳谏，容忍魏征，自然可以获得美名。故在千百年后，人们评价李世民时往往感到矛盾。
有时你甚至会发现，李世民的形象建设都有些过了，比如亲自给大哥送葬，还哭之甚哀，人都是你杀的，你哭的这么伤心会有几个人真正相信？还有贞观四年，史书记载：“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李世民接手的，是隋末的烂摊子，且贞观前三年都有大灾，“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经济基础差，还有大规模的灾害，怎么第四年突然就能发展的这么好了？还全国范围内的夜不闭户？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以上现象不符合常理，可能贞观四年的情况却有好转，但好不到这个程度，史书明显过誉了。没准，当年的“大唐新闻联播”就是这么播报的。
魏征垂暮之年，心想有两件事情，一是劝谏李世民不要征高句丽，二是想让儿子娶公主，李世民看望魏征，满口答应。
魏征死去，李世民却忘记了承诺，向高句丽征战，大军势如破竹，李世民说：若是早些年征战，早就一统天下了。都是该死的魏征老匹夫百般阻拦，耽误了这么多年。”想到这些，李世民立即下旨：“掘了魏征的坟。”
魏征死还不得安宁，但是魏征还是有一定眼光的，没有太多的兵力在这里把守。更何况，这里人烟稀少，土地贫瘠，丝毫不能给大唐带来好处。于是，李世民不久就做出决定：放弃了征战多年、死伤无数将士、花掉了大量库银得到的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