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中兴实行了哪些制度 有什么影响？
宣帝在民间长大，受过许多磨难，对于官吏的不法和苛政的残酷深有体会，因此在位期间特别重视吏治。他听说黄霸判决公平，于是初继位就建议用黄霸为廷尉正，主管诉讼，得到霍光的许可。黄霸多次解决疑难案件，执法公允，屡受宣帝嘉奖。
从本始元年（前73）到神爵四年（前58），宣帝曾7次下诏征召人才。他还多次派遣使者或丞相、御史的属官，到全国各地审察官员政绩，查处执法不公、擅兴徭赋者。史称“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这些措施，极大地提高了政府行政机构的运作效率。
宣帝对于基层官吏的选拔极为重视，认为“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他每隔5天就要听取丞相及下属部门报告本职工作，任命刺史、郡守、王相等地方官员时，都要亲自接见并仔细交谈，了解他们的经历和政绩，听取他们将来的施政方针，并与其到任后的行为相互对照。
地节四年（前66），渤海郡闹了灾荒，人民不断起事。宣帝拜龚遂为渤海太守，并且问他：“何以治渤海？”龚遂回答说，百姓因饥荒而闹事，应该抚而安之。他请求一切便宜从事，不拘旧法，得到宣帝的同意。到了渤海，龚遂行文诸县：“罢逐捕吏，诸持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无得问；持兵者乃为‘贼’。”于是百姓纷纷抛弃武器，拾起农具，重回田中生产，郡中很快安定下来。
宣帝认为郡太守的选任是否得当，对于当地官吏的办事作风和百姓的生活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太守更换过于频繁，会引起地方上的不安定，官吏无所适从，百姓生活势必受到影响。因此他轻易不调动太守职位，对于政绩显著的，或者颁发加盖国玺的文书予以鼓励，或者增加俸禄，或者赏赐金帛，或者赐以关内侯的爵位，而尽量不用调动职务来表示奖赏。但朝廷公卿大臣中如有缺位的话，一般都从优秀的郡太守中选拔人才接替。
由于宣帝对吏治的认真整顿，使得“汉世良臣，于是为盛”，最有名的就是魏相、邴吉、黄霸和龚遂。魏相字弱翁，是济阴定陶（今东山定陶西北）人。他曾先后担任过茂陵令、河南太守、扬州刺史等官职，以执法认真而闻名。他被任命为丞相后，对内主张整顿吏治，考核实效，对外主张避免战争，以减轻百姓的兵役和徭役负担。他还向宣帝建议赈济灾荒，派遣官员巡视各地，平冤狱，宽租赋等。
邴吉字少卿，鲁国（今山东曲阜）人，他保护刘病已的时候，孩子年龄还小，长大以后根本就不记得他立过什么功劳。邴吉在昭帝时任大将军长史，很受霍光器重，升迁为光禄大夫给事中。昌邑王被废后，他向霍光推荐流落民间的刘病已，宣帝因此才得以继位。
宣帝对这些事情全都懵懂无知，他只知道霍光最初是派邴吉来三兆村迎接自己入京的，因此继位后，仅赐邴吉关内侯的爵位。地节三年（前67）邴吉被任命为太子太傅，因为他悉心教育皇太子刘奭，才初次得到宣帝的赏识，从此官位节节攀升。魏相为丞相时，邴吉任御史大夫，神爵三年（前59）魏相去世，邴吉继任为丞相。
邴吉从未向宣帝提起过当年救护之功。后来掖庭令收到一个名叫则的宫女的上书，称她曾经养育过宣帝，宣帝派人查问，宫女回答说：“此事邴吉一清二楚。”于是掖庭令把她带去邴吉府中对质，邴吉训斥她说：“我是曾经让你照顾皇曾孙，但是你不尽心喂养，有时还打骂他，你岂敢居功？只有渭城的胡组和淮阳的郭征卿，才是真正对皇帝有恩的人。”
掖庭令回报宣帝，宣帝这才恍然大悟，此后更为感激和重用邴吉。邴吉注重边境戍守、时令农情等大事，宽让不拘小节，很得属员和朝廷大臣们的拥戴。某次邴吉出外巡察，看到百姓斗殴，死伤满路，他不发一语，看到有人赶一头牛，牛吐着舌头呼呼喘气，他倒慌了神，匆忙上前询问：“你赶着牛走了多远啦？”
他的下属非常疑惑，邴吉解释说：“老百姓斗殴，自有长安县令、京兆尹等地方官员逮捕审问，身为丞相，只要年终考评他们的政绩就可以了。丞相不应该管这种小事，所以我过而不问。然而现在是春天，不应该很热，那头牛却没走多远就开始喘气，我恐怕气候有异，会影响农业生产。三公的职责是调和阴阳，所以我关注这件事情。”下属全都拜服，认为邴吉识得大体。
宣帝朝的名臣，还有上面提到过的黄霸，也官至丞相，以及龚遂，做到水衡都尉，封建时代将两人并称为“龚黄”，作为“循吏”的代表。因为有这些人的悉心辅佐，宣帝时代，尤其是前、中期的政治，才会被称誉为“吏称其职，民安其业”。
宣帝还很尊重儒家学者，甘露三年（前51），为统一五经文字及对经义的解释，他下诏征集群儒，会聚京师。儒学经师刘向、韦玄成、薛广德、梁丘林、戴德、戴圣、欧阳底余等应诏而至。他们在石渠阁（未央宫中的藏书阁）聚会，讨论五经异同，由太子太傅萧望之上奏讨论结果，宣帝亲自审查，以考定五经。此次会议后，五经学者队伍壮大，弟子增多，尤其是谷梁《春秋》之学，大盛于一时。
然而虽然尊重儒家学者，宣帝本人却很清楚，仅靠儒家主张的仁爱、礼仪，是无法治理庞大的国家的。汉初虽号称以黄老之术治天下，但那不过是基本方针而已，具体事务的处理，往往沿用秦朝的严苛法术。武帝罢黄老，尊儒家以后也是如此，外儒而内法，是所谓王、霸道杂糅运用的统治方针。
太子刘奭深深沉迷于空泛的儒家道德中，他认为当时持刑太深，建议减轻刑罚，重用儒生，宣帝教育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霸道”是指法家的办法，用刑法和权术统治人民；“王道”是指儒家的德、仁之政，从思想上教化人民。宣帝两手并用，继承并发展了武帝、霍光以来的施政，也对后世的统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