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名臣公孙弘，凭什么六年从白丁到丞相？他真的是阴险小人吗
丞相号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人臣所能达到的顶峰。自汉武帝起，丞相还有一个荣誉——封侯。所以，在帝制社会，一个人能做到丞相位置，无异于登天。当然，汉武帝一朝除外，那时候的丞相是高危职业。
汉武帝一共提拔了十三位丞相，六位被杀，一位自杀，剩下的都在战战兢兢中度过。只有两位除外，一位是最后一任丞相田千秋，另一位就是公孙弘。
公孙弘创造的升迁奇迹，史上无双。因为家贫，公孙弘以养猪为生，直到四十岁才从猪圈里洗干净手，回家读书。六十岁第一次入朝为官，到匈奴出了一趟差，事情办得让汉武帝不满意，自觉辞官回家。七十岁第二次入朝做官，用了六年时间，从一名白丁，蹿升至丞相宝座。
丞相们天天巴望着自己被免职，公孙弘在丞相位置上做得有滋有味，凶巴巴的汉武帝一反常态，对公孙弘无比厚待。有一次公孙弘病了几个月，想要辞职，汉武帝坚决不许，给他一笔赏赐，静等他病好了继续上班。
可惜公孙弘入仕时岁数太老了，只当了三年丞相，就以七十九岁高龄，病逝于任上，否则就可以避免后面几位继任丞相的悲剧了。
公孙弘一个垂垂老人，到底有什么能耐，让杀人不眨眼的汉武帝，变得那么“慈祥”？他又凭什么六年从白丁到丞相？《史记》给公孙弘终结了三点：伪诈、媚上、阴毒！
《史记》中的公孙弘形象
汉武帝一朝有个最耿直的大臣叫汲黯，他不止一次指斥公孙弘，言辞非常激烈。有一次，公孙弘和汲黯等人商量好了给皇帝提意见，但是到了皇帝面前，公孙弘看汉武帝脸色行事，背弃了大家的约定，迎奉皇帝。汲黯气愤不过，指责公孙弘说：
“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之，不忠。”
愤怒之下，一杆子打翻一船人的话都说出来了。汲黯也够狠，指责公孙弘“不忠”，直接把他推到皇帝的对立面。后来汲黯又指责公孙弘沽名钓誉，心怀伪诈：
“弘位在三公，俸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
当着金领阶层，拿着高工资，居然跟普通百姓一样，盖布被子，分明是虚伪怀诈的家伙！
汲黯这个人就是个“杠子头”，憨直得要命，让汉武帝又敬又怕。他曾经两次公然抗旨，汉武帝都不加任何责罚，在朝中的威望极高。被这种人“点炮”，公孙弘不是乌鸦也难白。
公孙弘最让人鄙视的，就是对上阿谀奉承的嘴脸，除了汲黯，另一位大儒董仲舒也“以弘为从谀”。司马迁在《史记》中说：
“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辩之。”
不管什么事，意见提出来拉倒，从来不跟汉武帝争辩，一副顺从媚上的姿态，缺少读书人该有的骨鲠之气，更没有高官该有的责任担当。
公孙弘的第三个特点就是阴毒，王立群先生在《百家讲坛》里，曾经说公孙弘是“毒牙丞相”。《史记》说，主父偃被杀，和董仲舒被调任胶西国国相，都是公孙弘搞鬼。
胶西王刘端凶残，杀过好几任国相。司马迁暗示，公孙弘调董仲舒为胶西国国相，就是想借刘端之手，除掉董仲舒。
主父偃逼死齐王后，汉武帝本不想杀主父偃，公孙弘在关键时候摆了主父偃一刀，他说：
“齐王自杀无後，国除为郡，入汉，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主父偃，无以谢天下。”
齐王死后，汉武帝遭受各诸侯王的压力，公孙弘等于提醒汉武帝，不杀主父偃，你就成为诸侯王的目标了！四两拨千斤的一句话，让主父偃被灭族。所以，司马迁说“为人意忌，外宽内深”，对有嫌隙的人，“虽详与善，阴报其祸”。正如王教授所说，状如毒蛇，会在暗处喷毒伤人。
不过，汉武帝不是秦二世，谁都不可能长时间蒙骗得了他。对公孙弘的形象，《史记》的记载未免有偏颇之处。
公孙弘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除了《史记》，《汉书》中也有公孙弘的合传，跟《史记》中，把公孙弘与主父偃合传不同，《汉书》中，将公孙弘与卜式、倪宽合为一传。这个细节其实代表了《汉书》的作者班固的立场，他认为公孙弘和卜式、倪宽是一类人：宽厚、德行高尚。
我们再来反读公孙弘的另一面。
1. 公孙弘“和”的思想
所谓公孙弘媚上，其实有点言过其实。他确实不大跟汉武帝争辩，但也绝不是事事顺从。从罢除沧海郡一事，就可见端倪。
公孙弘二次入朝，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出使西南夷，做调研工作。汉武帝想征发巴蜀百姓，修建通往西南夷的道路，公孙弘调研回来后，认为不可行，他极力劝说汉武帝，但是汉武帝不听。
几年后，汉武帝又下令修筑朔方城，公孙弘再次反对，认为太消耗国力。汉武帝当然不干，他让朱买臣与公孙弘当庭辩驳，结果公孙弘被问得哑口无言。不过，接下来一幕很有意思，公孙弘立刻向汉武帝谢罪，说：
“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原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
我就一个见识鄙陋的人，没看到修筑朔方城有这么多好处，那么就请陛下罢停西南夷和沧海郡工程，好好营建朔方城吧。
奇迹出现了，杠了几年的汉武帝，这次竟然接受了公孙弘的建议，停建了西南夷和沧海郡工程。
可见公孙弘对自己认定的东西，还是相当坚持的，绝不是司马迁所说事事阿谀媚上。所谓媚上，很可能是一些无关痛痒，或者模棱两可的事。更重要的是，适当的让步，正是公孙弘与汉武帝的沟通技巧，比如在朔方城营建上主动认错让步，争取西南夷营建上汉武帝的让步。
这不是大臣与皇帝相互妥协的技巧吗？
有时候，大臣进谏不顾皇帝感受，一味从“理”出发，把皇帝逼到角落里，虽然捞了个“铮臣”的好名声，往往实际效果不佳。所以，公孙弘一般只讲事件的来龙去脉，把背景讲得清清楚楚，通过这些描述，让汉武帝明晰利害关系，自己做出正确决断。
皇帝自己的决断，和听取大臣的意见，很显然自己的决断更有执行力。公孙弘这种沟通方式，其实相当高明，既给了皇帝足够的面子，又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怎么能说是媚上呢？
史学家分析公孙弘的著作，认为他的思想核心是“和”。从宏观层面讲，它符合“天人合一”的思想，从微观层面讲，人主和人臣的对立统一，也是“和”。也就是说，公孙弘以哲学的思想，看待君臣关系，在矛盾对立中，寻找到了一种“和”的处理方式。
这就是公孙弘长期荣宠不衰的原因。
无论别人怎么指责弹劾公孙弘，公孙弘以“和”的态度，不断承认汲黯等人的忠诚，检讨自己的不足，结果汉武帝越发认为公孙弘为人敦厚。
2. 公孙弘简朴养才的一贯作风
说公孙弘伪诈更站不住脚，公孙弘有一个观点，他认为皇帝最怕胸怀不够宽广，人臣最怕忘了节俭。因此，公孙弘简朴一辈子，他所有的收入全部拿来为国养士，平时吃饭绝不吃两道肉菜，到死家无余产。
《西京杂记》记载，为了为国招贤纳士，公孙弘用自己的俸禄开设了三个馆，一个叫钦贤馆，招纳有贤德的人；一个叫翘楚馆，招纳有才华的人；一个叫接士馆，招纳有一技之长的人。为了这三个馆的运营，公孙弘“躬身菲薄，所得俸禄以奉待之。”
请问这样的人，怎么能叫做伪诈？
当汲黯控诉公孙弘沽名钓誉，伪诈欺主时，公孙弘竟然不加分辩，承认自己是“沽名钓誉”。这种胸怀气度，足以让汲黯汗颜。
3. 公孙弘的毒存在疑点
公孙弘的阴毒说法，其实也是存在疑点的。
其一，史书未记载公孙弘与主父偃有私人仇怨，不存在公孙弘报复的嫌疑。
主父偃为人跟公孙弘恰恰相反，做事很极端，“倒行逆施”这个成语就是从他身上来的。所以，主父偃的结局一点不意外。公孙弘主张杀主父偃没有私怨的证据，同时，为了不让汉武帝成为诸侯王的打击目标，抛出始作俑者主父偃，说实话，也没多少可指责的。
其二，董仲舒与公孙弘的恩怨，含糊不清
按《史记》说法，公孙弘与董仲舒同治《公羊春秋》，但是公孙弘学问不如董仲舒，所以很嫉妒董仲舒。董仲舒也认为公孙弘为人谄媚，很看不起他，所以二人存在矛盾。
公孙弘的学问，与董仲舒相比，根本不是一个档次，实在想象不出来，公孙弘怎么可能会产生嫉妒。如果二人不相上下，有可比性，才能有嫉妒的可能，假如拿一个历史业余爱好者，跟学术大师比较，会产生嫉妒感吗？
还有一个事实，董仲舒在被公孙弘举荐做胶西国国相前，因为得罪汉武帝，已经被罢官闲赋在家一段时间。明明是公孙弘保举董仲舒再次出仕，怎么就被理解成了恶毒的报复呢？如果有这样的报复，我也想被报复。
要知道，两汉的荐举制，举荐人是要担风险的，假如被举荐人犯罪，举荐人会受到牵连！《史记》的这个记载，有点倒打一耙的意思。
那么，司马迁为何可以贬损公孙弘呢？
公孙弘的形象为何受到污损
从公孙弘的履历来看，他的特殊经历，早已经让他具备了恬淡的心态。四十岁才开始读书的人，恐怕没谁还指望有出仕的机会，应该是出于个人修为的目的。当公孙弘第二次被举荐时，他坚决不肯，说我已经被证明能力不行，你们举荐别人吧。但是家乡父老就是认准了他，再次举荐了他。
由此可见，生活的阅历让公孙弘对人生的态度，变得相当的豁达，不在乎名利，却对个人的修为相当严，活到那么大岁数，居然能像蒙童一样捡起书本。
所以，班固的立场应该更可信。那么司马迁为何要污损公孙弘呢？
第一个理由：司马迁受董仲舒影响。
很多人不知道，司马迁其实是董仲舒的学生。董仲舒在当时的名气，一点不亚于孔子，拜在他门下的弟子，多得数不过来，很多人董仲舒都没见过。所以，董仲舒就是当时的儒家“教父”，精神领袖。
老师看不起的人，很难说司马迁没受到影响。逻辑不通的记载，就是明证。
第二个理由：司马迁崇尚的骨鲠之气，与公孙弘的媚上形成鲜明对比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文人中骨鲠之气的代表人物，他的身上具备了反对强权主义，主张人性独立，甚至主张以暴制暴的反抗精神。
这种精神融入了他的文字中，让《史记》充满人本灵魂。因而，司马迁看不起公孙弘，不光来自于董仲舒，也是他个性使然。
第三个理由：司马迁仇视汉武帝的立场
司马迁一生最大的痛苦，就来自于汉武帝。我们从司马迁如椽巨笔中，时时都能感受到他对刘汉皇帝霸道、独裁、残忍的鄙视和愤慨。
司马迁的爱憎分明，让他把这个强烈的感情色彩，融于文字，作为阿附皇权的公孙弘，受到司马迁的贬抑，恐怕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