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歇到范雎，催生秦国远交近攻战略的，为何是两个“外国人”？
战国中后段、秦昭襄王执政后期，秦国改变了以往四面出击的打法，暂时搁置、拉拢距离较远的齐、燕以及拥有广阔纵深的楚国，重点打击、蚕食家门口的三晋（韩、赵、魏），这就是著名的“远交近攻”战略。直至嬴政时期，秦国按照韩、赵、魏、楚、燕、齐的顺序，如愿吞并六国。众所周知，上述战略的制定者，是投奔秦国的魏国人范雎：公元前270年，他以这个战略为敲门砖，成功打动了秦昭襄王，“平步青云”进入秦国的政治核心。但其实在公元前273年，为了阻止秦、韩、魏三国联军灭楚，楚国使者黄歇就曾向秦昭襄王提出了与此相似的概念；而秦王不仅立即罢兵，甚至迫不及待的与楚国恢复和亲。那么，这个战略为什么具有如此惊人的说服力，以至于让秦昭襄王言听计从？为什么这样一个关系到秦国国本的大计，提出者竟然是两个“外国人”，秦国朝野难道就没有战略家？我们先看看黄歇、范雎两人分别说了啥，再分析出现这一怪现状的背后原因。
黄歇说秦：一文退千军公元前280-277年，秦国举起屠刀，连续砍向南方大国楚国：公元前280年，司马错从蜀地攻占楚国黔中地区，楚军连败，不得不割让上庸、汉北地；公元前279年，秦国卷土重来，名将白起攻下楚国鄢、邓、西陵；公元前278年，白起再次下重手，不仅攻下郢都，还焚烧了历代楚王陵墓所在地夷陵，《史记·楚世家》哀叹：“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顷襄王不得不往东北迁都至陈；公元前277年，白起再度拿下巫、黔中地区，秦国设立黔中郡。
由上图可见，经过这四年的割肉行动，秦国拿下了楚国几乎1/4国土。更要命的是，西部这些地区，是楚国数百年家业的根基所在；发源地都丢了，楚国一时间几乎只剩下半条命。不过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公元前277-273年间，秦国转而重点伐魏，可怜的魏安釐王接位四年、被爆锤四年，不得不选择割地求和。公元前273年，眼见韩、魏先后被降服，秦昭襄王计划派白起协同这两国，以泰山压顶之势大举攻楚。三国大军正厉兵秣马之时，担心被一举灭国的楚顷襄王派出使者前往咸阳，此人正是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黄歇（后来的战国四公子之一春申君）。形势危急，黄歇到达咸阳后立即向秦昭襄王上书一封，其篇幅较长，但思路走向比较清晰：第一步，戴高帽、画大饼。对于秦昭襄王即位34年来的卓越成绩，黄歇不吝溢美之词。比如，秦王派盛桥前往韩国任职，不费一兵一卒得到百里之地，“王可谓能矣！”；派兵伐魏，轻轻松松夺下河内、酸枣等大片土地，兵锋直抵对方国都大梁，魏军却畏畏缩缩不敢迎击，所以“王之功亦多矣！”；二年后卷土重来，不仅打服魏国，甚至还让楚、赵两国惶惶不可终日，互相间不敢救援，“王之威亦单矣！”。这还没完，黄歇认为秦王还可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向夏禹、商汤、周武王三位圣主看齐，与春秋五霸相媲美，即所谓“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但有一个前提：断绝后患，避免物极必反。
第二步，点出隐患。所谓的后患，就是韩、魏两国。为了证实这一点，黄歇列举了两个鲜活的案例：其一，当年吴王夫差听从越王勾践的建议，挥师北上，在艾陵全歼10万齐军；最终他却被自己信任的勾践逼死在三江之滨，身死国灭。其二，智瑶轻信韩、魏两家，率领他们一同攻赵；然而在胜利指日可待之时，韩、魏、赵三家却突然联手，将智氏灭族。以史为鉴，秦国如今若联合世仇韩魏、攻打常年和亲的楚国，极有可能会步夫差、智瑶的后尘；就算这两国无异心，但当秦楚两强相持、元气大伤之际，这两国若协同齐国趁机渔利，抢下江、淮一带的膏腴之地，届时秦国即使如愿灭掉楚国，也会养虎为患，面临更强大的敌人，即“有毁楚之名而无得地之实。”第三步，指出方向。黄歇认为秦国目前应与楚国亲善，转而深耕、消化正苟延残喘的韩、魏两国，如此一来，秦国力量自当倍增；其后，携平定两国之余威，往东夺取齐国的西部，彻底掐断北方燕、赵与南方齐、楚之间的联系，四国不能形成合力，自然对秦国俯首帖耳。（大概是下图这个意思，朋友们将就看）
秦昭襄王愉快的答应了，立即命令白起停止军事计划，并让黄歇回国推进双方和亲事宜。第二年，黄歇陪同楚国太子芈完来到咸阳做人质。为了表示诚意，秦、魏、楚三国还联合攻打了一次燕国（公元前284年五国伐齐，燕国占了大便宜，需要被压压气焰）。楚国就这样逃过了一劫，得以躲在东边舔舐伤口。公元前270年，秦国先是在阏与跟赵国打了一架，却意外败给了赵奢；其后又长途奔袭齐国，夺取了刚、寿两地。也正是在同一年，魏国人范雎逃到了秦国，秦昭襄王的对外扩张战略再次得到升级。
范雎入秦：魏国的亡命人，却是秦昭襄王的“及时雨”与黄歇一样，当时的范雎在魏国也是个小人物；不过与前者以辩才救国不同，同样口舌极佳的范雎却因自己的这一才华获罪、不得不装死保命，最终依靠秦国使者王稽逃到秦国。依靠王稽的推荐，范雎见到了秦王。正是这次见面，他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战略，迅速博取了对方的信任。他的逻辑脉络大致如下：首先，长途攻齐是极大的错误。为了证明，他也举了个案例。公元前285年，齐湣王携灭宋之余威，往南侵楚，虽然取得节节胜利：“破军杀将，开辟千里土地”；但却受制于地理条件，无法达成实际控制：“尺寸之地无得”；更糟糕的是，在齐国疲惫之际，第二年五国联军杀上门，齐王惨死、齐国几乎灭亡，最终韩、魏两国坐收渔利。
因此，如今秦王应采取远交而近攻的方针，可以实现“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的目的。而实现这一战略的关键，正是家门口的韩、魏两国。从地理位置上而言，这两国位于中原核心区，是天下的中枢；而且经过秦国多年的打击后，早已无险可守。若彻底控制这两国，不仅可以控制中原的核心、将周天子置于自己掌控之下，还可以通过南北的通途长驱直入，打压楚、赵两国；楚、赵若归附，齐国必然六神无主；由此韩、魏两国则更沦为秦国的掌中之物。秦昭襄王大喜，将范雎任命为客卿（跟张仪当年的职位一样），负责策划对外扩张。那么，黄歇、范雎两人的思路为何被一眼相中？以我们如今“事后诸葛亮”的视角出发，自然很明朗；在当时秦昭襄王的的眼里，则是因为这俩人精准的戳中了自己的“痛点”。
黄、范二策，殊途同归，却一致戳中了秦昭襄王的痛点从上文可知，范雎与黄歇两人的战略并不完全相同。共同之处：秦国的对外扩张，应落脚于韩、魏，而且原因也出奇的相似——这两国处在秦军的眼皮下，基本无险可守，具备一鼓作气拿下的可行性；以此为基础，秦军不仅无后顾之忧，还能以这两国便利的地势，向其他各国进军。不同之处：黄歇的思路是先韩、魏，其次齐国，赵、楚最后，这可以理解，毕竟他是楚国人；但这个思路存在两个隐患：战线过长，尤其要提防军事强国赵国的南下截击；可能会刺激齐国与南北合纵，增加秦国的压力。而范雎的顺序则是韩、魏，其后赵、楚，齐国放在最后（打酱油的燕国直接被无视了）；如此一来，战线几乎是往外平推，而且避免过早刺激齐国，更加稳妥。因此，与黄歇相比，范雎的思路更像是强化版。前者虽客观上对秦国有利，但实际出发点是为楚国争取恢复的时间；范雎虽然有报复魏国的私心，但其策略更加稳扎稳打，完全契合了秦国当时战略定型的需求。
而秦昭襄王看似轻易被二人打动，实际上自有其深思熟虑：第一，以连横杜绝合纵。秦国虽横行天下，但仍惧怕一个局面的出现：六国合纵。如在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客死咸阳后，同仇敌忾的东方各国曾出奇的团结，联军甚至杀了到函谷关，秦昭襄王不得不割地退兵。因此，当黄歇以智氏的覆灭为例时，无异于提醒了他：韩、魏两国本来就是背后捅刀子的惯犯；并且“王无重世之德于韩、魏而有累世之怨”，再加上东边急于恢复实力的齐国，秦国攻楚之日，也许就是各国联手复仇之时。而范雎则将秦国的短期目标进一步缩小到到韩、魏两国，拉拢正专注于休养生息的齐国，这一思路本质上正是以连横击破合纵。所以，秦昭襄王看似耳根子软，实际上是以清醒的头脑、遏止秦国轻敌冒进的苗头，定位于依靠雄厚的国力军力、辅以各个击破的连横之策，由近及远、从易到难，逐渐吃下各国。
第二，要灭国，更要吃独食。公元273年，如果秦王坚持原计划，楚国真的有可能面临灭国之灾。甚至连黄歇都描绘了这一场景：魏氏将出而攻留、方舆、铚、湖陵、砀、萧、相，故宋必尽；齐人南面攻楚，泗上必举当时的韩、魏两国常年被割肉，急需宰羊自补；而齐国不久前几乎被五国掐死，也需要输血养神，而庞大、肥硕的楚国无异于是他们的理想对象。因此，若秦国自西线进攻，韩、魏由北至南，齐国在东线趁火打劫，楚国必定凶多吉少。但这也有一个副作用：韩、魏、齐三国也会实力大增，秦国等于宰了一只肥羊、却养大了三只恶狼，况且这三只狼很有可能联合起来反咬自己一口。所以，如果自己不能独吞楚国，那就暂且稳住它，将精力转向消化现成的肥肉韩、魏；至于鞭长莫及的齐国，姑且让它在东边自娱自乐。
第三，远交近攻的客观前提：齐、楚对秦国已难以构成威胁。齐、楚两国，曾是东方的两大传统豪强，也是秦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但在此时，它们已经今非昔比。楚国硬生生被秦国打残，这里无需赘述。齐国则是另一番经历：公元前288年，齐国的实力正处于巅峰期，秦昭襄王甚至向齐湣王提议两人并称东西二帝；但其后齐国连续灭宋、攻楚、讨三晋，对外过于奔放，以至于引起了五国联合伐齐；公元前284年，除了即墨、莒城之外，齐国全境均被燕国占领。后来，齐国虽侥幸复国，但实力早已与几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经过这次浩劫后，齐国不仅与东方各国已心存芥蒂，甚至失去了争雄天下的决心，一直专注于闭门养疴。因此，暂时搁置齐、楚两强，避免它们“狗急跳墙”，对秦国而言是最合理的选择。
第四，确立新战略，有利于秦昭襄王全面收回权力。见到范雎时，秦昭襄王已在位36年。在这期间，秦国大杀四方、威风八面，扩张事业蒸蒸日上、形势喜人，但这对他个人而言，并非全是好事：36年前，在母亲宣太后（即芈八子）及舅舅魏冉（太后同母异父弟）的主导下，年幼的秦昭襄王嬴稷继位，但大权也随之落入了外戚之手，史书称：王少，宣太后自治事，任魏冉为政，威震秦国其后秦国虽对外大杀四方，但大部分是秦王母亲一系的功劳，甚至连头号名将白起也是魏冉一手提拔起来的，所以范雎声称：“臣居山东时闻秦有太后、穰侯，不闻有王”；若要立事、须先立言，秦昭襄王要收回权力，必须先敲定属于自己的战略思想、创立自己的业绩，这样才能服众；而黄歇与范雎两人提供的思路，无异于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综合以上考虑，秦昭襄王敲定了“远交近攻”的对外战略。公元前268年起，他将火力集中在韩、魏两国身上，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除掉了宣太后、魏冉等人的势力，将秦国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公元前262年，因抢夺中原的制高点——韩国上党地区，秦国与东方头号军事强国——赵国之间爆发了长平之战，并依靠国力的碾压，一举摧毁了对方的核心军力。从此，东方的军事脊梁彻底被打断，秦灭六国就成了时间上的问题。值得玩味的是，在秦、赵对峙之际，一旁的韩、魏分身乏术，远处的齐、楚则坐山观虎斗，四国眼睁睁看着赵国被打趴，却不知“唇亡齿寒”，沉迷于一时的安稳。这正是“远交近攻”战略的成效的体现。那么，如此英明的战略，为什么由黄歇、范雎这两个异国人提出？后来的韩非子给出了答案。
远交近攻，解决了秦国君臣利益不一致的困局公孙鞅之治秦也......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这是《韩非子·定法》中对于商鞅变法的点评。在公孙鞅的变法体系下，秦国各阶层的功名利禄与农战功绩绑定，有效打破了贵族政治，赏罚明确、令行禁止，激励着秦人对内疯狂生产、对外嗜战如命，秦国迅速被打造成虎狼之国。但万事皆有利弊，商鞅变法的诀窍若归结为两个字，那就是：名利；秦人之所以如此搏命，并不是出于爱国，而是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按照秦法，立下相应军功，就能加官进爵、获取封地；虽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相应的利益主要从抢来的土地上榨取，但客观上会带来一种怪现场：秦王利益的增长率，跑不赢麾下的臣子：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公元前284年五国伐齐，秦国的主要战利品是夹在齐、魏之间陶邑，并将它封给了魏冉；其后，魏冉常常借着对外征战之机，扩大自己的封地，秦国的利益却没有随之增长；范雎甚至说：“战胜攻取则利归于陶，战败则结怨于百姓而祸归于社稷”，即好处全让魏冉占了、风险却让秦王担。
可以这样理解，魏冉主政期间，秦国虽然威风八面，但由于战略不集中、四面开花，所取得的利益大部分并没有落到秦王手里，而是被臣子们瓜分，而且还会因冒进带来隐患；而采取远交近攻之策，将主要精力集中于蚕食、消化家门口的三晋，就地设立郡县，则可以“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这才更加契合秦王、秦国的长远利益。但与三晋稳扎稳打，属于灭国战争，对方势必会玩命抵抗，可能会让秦国当权者们血本无归，从长平之战对秦国带来的巨大战损就可见一斑；而四处投机倒把、见机行事，则可以一本万利、赚得盆满钵满。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才济济的秦国朝廷里，没人先于黄歇、范雎提出“远交近攻”的战略，毕竟对秦国、秦王有利的，并不一定受臣子们欢迎；实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一致，还得靠黄歇、范雎这种光脚的外来户来实现。说到这里也许我们会明白，为什么在战国时期，对秦国战略发展贡献最大的臣子，都是来自它国（公孙鞅、张仪、范雎、李斯等等）。
参考资料：《资治通鉴》《史记》《韩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