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为什么敢发动高平陵之变？
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司马懿趁曹爽及其诸兄弟陪皇帝曹芳去高平陵扫墓的时机发动政变，夺取都城洛阳，一举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曹爽集团，最终将曹爽及其亲信骨干全部诛灭并夷三族。
这场政变从正始十年正月甲午开始，到丙午大赦天下，司马懿一共只用了十三天的时间。至此曹魏政权开始进入了倒计时，司马氏集团逐步掌握了政权并最终篡位建立晋朝。
为什么会发生高平陵之变这样惨烈的政变呢？这一切还要归于魏明帝曹叡的临终托孤。
高平陵之变剧照
曹叡托孤的纠结反复
青龙三年（公元239年），在位12年，年仅36岁的魏明帝曹叡就不行了。因为继任者曹芳年仅八岁，魏明帝在为他挑选辅政大臣时可以说是殚精竭虑。第一版的辅政大臣名单是这样的：燕王曹宇为大将军，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辅政，很明显是一个全宗室阵容。曹宇是曹操的儿子，辈份很高；夏侯献身份未知，不过应该也是宗室夏侯家的人，曹爽是曹真的儿子，曹肇是曹休的儿子，秦朗是曹操的养子。
后来因为燕王曹宇的辞让，以及魏明帝身边宠臣刘放、孙资的建议，曹叡又提出了第二版名单：曹爽代替曹宇为大将军，与太尉司马懿共同辅佐曹芳。曹爽代表的是曹氏宗族的势力，司马懿则是世家大族的代表。第二版提出后因为曹肇的强谏魏明帝打算收回，后来又听从了刘放、孙资的建议继续实行。
曹叡在托孤大臣的选择中为什么反复纠结？从当时刘放的一句话中可以看出一丝端倪，刘放在劝阻魏明帝收回第一版辅政大臣名单时说：陛下忘先帝诏敕，藩王不得辅政。
为什么曹魏政权要求藩王不能辅政呢？
曹叡剧照
汉代的政治格局在不同的阶段是完全不一样的。西汉初年大封同姓诸侯王，最后引发了七国之乱。七国之乱被平定后，诸侯王的势力被极大地削弱，基本退出了政治舞台。这一教训一直影响到了东汉以及曹魏，所以刘放才提出了藩王不得辅政的遗训。到了东汉，由于东汉诸帝多不永年，也就是很多皇帝登基时年龄都很小，于是只好由太后辅政，太后援引家族力量介入政权，就形成了外戚势力。外戚势力的壮大给皇权带来了极大的危险，小皇帝在成年之后又依靠身边的宦官进行夺权斗争，于是宦官势力兴起。东汉开国的功勋阶层形成的豪强士族以及累世经学形成的学阀士族等士族势力也是东汉朝堂中的一股重要势力。
在何进被杀之后，宦官势力被一扫而光，曹魏政权建立后又严格限制外戚干政，所以在曹魏政权中占相当地位的是世家大族与寒族势力。得益于曹氏家族及夏侯氏家族前期的人才辈出，远宗或旁系子弟在曹魏政权中也是一股非常重要的势力，比如曹操时期的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丕时期的曹真、曹休、夏侯尚。双方在朝堂中的势力相对均衡。曹丕去世时给明帝留下的辅政大臣中，曹真、曹休是宗室势力，陈群、司马懿则是世家大族，双方的功绩相差不大，因此明帝时期的政权相对要稳固的多。
但是到了魏明帝临终之际，朝堂势力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宗族势力的持续衰弱，从曹真、曹休之后，曹氏家族以及夏侯氏家族基本没有了能够独当一面的军政人才。最后的辅政大臣曹爽也只是一个政坛新秀，被魏明帝火线提拔到大将军的位置上，从资历以及军功上看要欠缺的多。
其次是世家大族实力的持续增长。司马懿是这一时期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三朝元老，魏文帝去世时的辅政大臣中就有他。军功卓著：杀孟达、讨公孙渊、抵抗诸葛亮的进攻，这些战功都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声望。长期居于高位，政治影响力也无出其右。而且在魏文帝曹丕开始推行九品中正制之后，按家世品级取士，世家大族参与政权的通道完全敞开，寒族受到了抑制。
曹叡在执政时期也看到了这一危机，因此在九品中正制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的形势下，于景初年间任命刘邵作都官考课，意图限制世家大族对人才选拔的操纵，把人才选拔权力进一步收归中央。不过因为大臣们的反对，一直没有实行，到明帝去世后考课法就废弃了。对曹氏政权的不安也使得魏明帝在临终前提出了全宗室的辅政大臣方案。之所以最后选择司马懿，一方面确实是因为宗族内人才凋零，才不堪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退而求其次缓解与世家大族势力的矛盾。
曹爽正始改制，司马懿为首的世家大族受到压制
曹爽在掌权之后就开始将军政大权收归自己。首先是用邓飏之谋将郭太后迁往永宁宫软禁；然后听从亲信丁谧的计谋尊司马懿为太傅，明升暗降，乘机削去司马懿的军政权力，最后司马懿在正始八年被迫以退为进称病在家。将与司马懿交好的蒋济升为太尉，趁机免去蒋济原执掌禁卫大权的领军将军一职，改任命其二弟曹羲为中领军。
司马懿剧照
高柔是曹操时期就已经任职的元老重臣，任廷尉长达二十三年，但是在正始六年后先转为太常，后又转为司空司徒。看起来是受到了重用，官职直线升迁，但是廷尉执掌天下邢狱，权力很大，太常及之后的司空司徒则基本没有什么实权。
此外曹爽还对少府王观下手，王观曾经担任曹操的文学掾，也是元老重臣之一。少府掌管宫中珍膳、宝货、御衣等，曹爽等人奢侈放纵，常常索取御府内物资，害怕王观严守法度，于是便调任王观为主掌皇帝车马的太仆。
在基本清除了朝堂中掌握实权的元老重臣或亲司马懿的势力后，曹爽在何晏、夏侯玄等人的谋划下掀起了正始改制，不过改制的具体情况以及成果在史书上很难看到。在《魏书·夏侯玄》传中，借由夏侯玄回答司马懿的问题陈述了一些改制的内容，主要有三条：
一、 削减中正的权力，提高和扩大吏部的职权。
二、 撤销郡一级，行政区划变为州县二级。
三、 简化服饰排场，兴朴素之教。
第一点削弱中正的权力，对世家大族的打击非常大。中正官是曹魏实行的九品中正制的重要支撑。九品中正制就是由中央政府统一设立中正官品评人才，依据家世、才能以及品行三大标准，将人才划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以此作为官员选拔任用的依据。中正官分为大中正和小中正，州一级的为大中正，郡县级的为小中正。中正官通常由品级较高的官员担任，从现任官吏中选派。
九品中正制在前期确实是一套有效合理的人才选择方案。但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正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尤其是随着世家大族经济政治权力的不断壮大，九品中正制逐渐沦为了世家大族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中正官考量人才更多依据家世背景以及与自身关系的亲疏。沈约在《宋书》上说：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但以后却成为“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举世人才升降盖寡，徒以凭借世资，用相凌驾。”
所以正始改制对世家大族权力的限制很大，引发了世家大族阶层的强烈不满。
曹爽剧照
被夺权的司马懿为什么还能顺利的反戈一击
正始十年正月甲午，司马懿发动政变，进宫觐见郭太后，得到太后诏书废除曹爽及其兄弟职位。然后令司徒高柔持节行大将军事，统领曹爽军营；命太仆王观行中领军，统摄曹羲军营，从而控制了洛阳城内的军队。之后与太尉蒋济屯兵洛水浮桥逼迫曹爽，并派侍中许允、尚书陈泰劝降。最终曹爽同意放弃一切权力投降。在整个政变过程中除了桓范等少数几人出城投奔曹爽外，其他公卿大臣或作壁上观或协助司马懿。最终司马懿以谋反罪名杀了曹爽兄弟及其党羽何晏、丁谧、邓扬、毕轨、李胜、桓范等人并夷三族，朝中曹爽的势力被一扫而光。
从整个政变经过来看，司马懿利用自己辅政大臣的影响力，暗中联合被曹爽打压的郭太后以及元老重臣、世家大族势力，打着阻止曹爽谋权篡位的大义旗号，主导了这场政变并取得成功。
政变的成功，与司马懿父子的精心谋划也分不开。正始八年司马懿被迫称病在家，资治通鉴记载正始九年“太傅懿阴与其子中护军师、散骑常侍昭谋诛曹爽。”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开始谋划，一方面是司马师此时中护军的身份。中护军掌管禁军、主持选拔武官、监督管制诸武将，因此能够以此为掩护阴养三千死士。此外还积极渗透曹爽集团。司马懿在政变当天夺取武库的路途中要经过曹爽的住所，曹爽帐下守督三度准备射箭阻止，都被另一将领孙谦在旁边阻止，因此孙谦很有可能已经被司马懿拉拢。
此外曹爽也志大才疏，世说新语中记载曹爽兄弟多次一起出城游玩，桓范建议不要一起出城，否则如果有人关闭城门谁也进不来，结果曹爽并没有重视，而是回答谁敢关城门，继续我行我素。司马懿发现了这一漏洞，并最终利用这一漏洞发动政变。在曹爽被司马懿堵在高平陵后，曹爽也没有听取桓范挟魏帝曹芳到许昌并招外兵讨伐司马懿的建议，而是选择投降去做富家翁，最终导致被夷三族的惨剧。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那就是高平陵之变中，司马懿与高柔王观等元老重臣、世家大族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以拥护魏帝曹芳大义的保皇派同盟，还是紧紧依附司马懿同荣辱共富贵的政治同盟？在我看来应该是前者。
比如参与政变的几人基本都是被曹爽排挤而被司马懿刻意拉拢的人。他们的参与更多是为了打倒曹爽，推翻正始改制，维护自身的利益。比如这几人中与司马懿关系较为密切的蒋济，曾经在劝降曹爽的过程中担保曹爽不会被杀只是免官，结果最终曹爽被夷三族。高平陵之变后蒋济因功进封都乡侯，食邑700户，但是他上书拒绝封赏，并因为失信于曹爽而发病死了。蒋济并未与司马懿共同策划政变，只是参与者工具人而已，这点晋人已经看得很清楚。 元康元年（公元291年），楚王玮将害汝南王亮，公孙宏劝说道：“昔宣帝废曹爽，引太尉蒋济参乘，以增威重。大王今举非常事，宜得宿望，镇厌众心。司徒王浑宿有威名，为三军所信服，可请同乘，使物情有凭也。”可见在晋人眼中，司马懿引蒋济参加政变，只是为了减少众人不满之心、增加威严气势，从而提高政变的合法性。
还有陈群之子陈泰，出身于名门望族颍川陈氏，也协助司马懿参与了高平陵之变，但是在高贵乡公曹髦被司马昭杀后号哭尽哀，可以看出陈泰也是保皇派。
从司马师、司马昭掌权期间发生的几个事件，也可以看出司马氏家族与世家大族之间并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政治利益集团，司马氏的势力要相对薄弱的多。比如在司马师掌权期间，中书令李丰想要推翻司马氏势力，推夏侯玄辅政。具体的实施方案中，也只是谋划杀掉司马师，不担心世家大族的反攻倒算。司马昭在平定诸葛诞淮南叛乱时期，奉帝及太后讨伐诸葛诞，也就是将曹髦与太后都带在了身边南下不离寸步。清人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写道：司马氏则当文帝、明帝国势方隆之日，猝遇幼主嗣位，得窃威权，其时中外臣工尚皆魏帝所用之人，内有张缉、苏铄、乐敦、刘贤等伺隙相图，外有王陵、毋邱俭、诸葛诞等相继起兵声讨，司马氏惟恃挟天子以肆其奸，一离京辇，则祸不可测，故父子三人执国柄，终不敢出国门一步。可见司马氏集团此时力量的薄弱。
所以高平陵之变其实还是司马懿版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戏码，不过这里的诸侯是士族势力。司马懿隐藏自己窥窃神器的政治野心，以与曹爽相当的辅政大臣的崇高地位，反对发动正始改革损害世家大族利益的曹爽集团，在大义以及利益上吸引了世家大族的支持。在实际掌控政权之后采取一系列怀柔政策，经过三代人的努力，才真正将世家大族与自己绑定在了一起。
由于曹魏几代人的改革证明了世家大族已经发展为了庞然大物，贸然损害他们的利益会有难以承受的后果。司马氏政权吸取曹魏的教训，既联合世家大族，又大力培植宗族势力，两股势力相互联合构成晋朝政权的基石。不过最终司马家族也受到了来自这两股势力的反噬，大力培植宗族势力导致八王之乱，大力维护世家大族的利益也导致东晋朝廷皇权旁落，“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