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母亲厌恶，被弟弟迫害，最后被迫还击的郑庄公为何反而被唾骂？
“郑伯克段于鄢”是《左传》里第一个故事，情节可谓跌宕起伏，饱满盈实。
它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故事，一个有开头，有结尾，有细节的故事。毕竟此前的历史文献记载的都非常简略，完全没有故事的曲折婉转。
那么，中国历史上这第一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
总结下来，讲的就是一个家庭内部母亲与儿子、兄长与幼弟之间的矛盾纠葛；讲的是一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故事，同时也是政治秩序的混乱，是“春秋”这个乱世的开端。
“郑伯克段于鄢”的郑伯，指的是郑庄公，是郑国的国君。在他即位时代，郑国爆发了一场政治混乱。
但是，郑国这场政治混乱的隐患，早已在郑武公时代埋下了。
郑武公，是郑庄公的父亲，他的夫人叫武姜，是申国的公主。
“姜”是申国的国君的姓，“武”是郑武公的谥号。古代的贵族女子嫁人之后就不再用自己的名字了，而只用姓氏，前面再加上另外一个字表示区别。
武姜生的第一个孩子，就是郑庄公，名叫“寤生”。
所谓“寤生”就是生产的时候孩子的脚先出来，这把武姜给吓坏了。
毕竟在古代医学不发达，难产，是很容易把妈妈害死的。所以，可想而知，武姜第一次生产的经历给了她极为痛苦，也极为恐惧的体验。
也就是因为如此，武姜对于自己这个大儿子，从一开始就非常讨厌。从给这个儿子起名叫“寤生”也能看出来了。
后来，武姜又生了个小儿子，取名叫“段”，也就是“郑伯克段于鄢”的另一位主角。
这个当妈的，对两个儿子不能一视同仁，厌恶大儿子，却非常偏心小儿子。偏心到什么程度呢？她几次三番地给郑武公吹枕头风，要废黜大儿子寤生的合法继承人地位，让小儿子段继位。
这就很过分了。因为它动摇了嫡长子继承制这一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
所谓嫡长子继承制，就是说父亲的一切政治地位和财产，只能由正妻生的第一个儿子来继承，其他儿子没份，没资格。
没资格，没份，你也不要想，更不要争，这就保证了政治秩序的稳定。
否则，人人不安于自己的身份，都想分一杯羹，那就会制造混乱。一个家族乱了，可能就会财散人亡；一个国家乱了，可能就会政局摇荡，血流成河。
而武姜就自己的那点私心，就想动摇国家的根基。幸好郑武公还是个明白人，没有色令智昏，没听老婆的话，不同意换储，武姜没有得逞。
后来，郑武公死了，大儿子寤生终究还是即了位，变成郑庄公。
武姜成为一国太后，还是不消停，继续折腾郑庄公。
她对大儿子说，把制邑这个地方给你弟弟吧。
郑庄公为难，说，制邑是个险要的地方，虢叔当年就是死在这儿的，要不咱换个地方吧。
制邑，在哪呢？它南边连着嵩岳的崇山峻岭，北边连着黄河的天险鸿沟，东边连着广阔平坦的黄河中下游平原，西边则连通着东周都城洛阳，所以制邑这个地方从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武姜倒也没有坚持，说那行吧，那你把京邑这个地方给你弟弟吧？
京邑在哪儿呢？在制邑和郑国首都新郑之间，是一个规模宏伟的城池。
郑庄公这次没犹豫，答应了武姜，把京邑给了弟弟段。段到了京，被称为“京城太叔”。
不过，郑庄公的大臣们都很不赞同。
有位叫祭仲的大夫就跟郑庄公说：“如果一座城池规模太大，那对国家来说，可不是个好事。一般来说，大的城市，规模不能超过首都的三分之一，中等城市不能超过五分之一，小城市不能超过九分之一。你把这么大的京邑分给段，这不合规矩啊，恐怕将来是个麻烦。”
郑庄公表示很无奈，他说，老太太非要让我把段封那儿，我能咋办呢？
祭仲的预料果然没错。段在京邑没多久就开始搞事情，让京周边的一些地区向自己称臣。
于是，又有臣子坐不住了。
公子吕就对郑庄公说，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国君呀，现在您打算怎么办呢？您要是想把国家送给你弟弟，那我干脆去他那儿干算啦；要是您没这个打算，还是早点除掉他吧。
郑庄公还是很淡定，说：没事，他自己就能把自己给作死啦。
段呢，一看郑庄公没反应，就继续扩大势力，又把两属的边邑改为自己统辖的地方，一直扩展到廪延。
在这期间，臣子继续劝，但是郑庄公也还是继续表示淡定，还说出了一个历史名句：多行不义必自毙。
直到有一天，太叔段修治城廓，修整盔甲武器，收拢军队，准备好兵马战车，将要偷袭郑国国都了。而一向宠爱小儿子的武姜准备在他兵临城下的时候，打开城门呼应。
郑庄公收到段要谋反的消息之后，终于一拍桌子：到时候啦！他派兵去镇压他弟弟的叛乱。
正如郑庄公预料的那样，京邑的老百姓并不亲附段，段后院失火，战场又失利，形势越来越差，一路败退，逃到鄢这个地方。
庄公又追到鄢城讨伐他，把弟弟段赶出了郑国。段逃到了卫国的共。大概正是因为后来段一直待在共，所以史书上把他称作共叔段。
这个关于宫廷叛乱的故事，几乎是一个中国读书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诸多学者都对此事件进行了诠诂阐释，有褒有贬，众说纷纭。
特别是对郑庄公，有人欣赏同情他，有人厌恶批判他，有人认为他大孝存焉，有人认为他是虚伪典型。他的形象在不同的时代，不停地变化着。
这个故事提供了一个人尽皆知的典故，叫“多行不义必自毙”。多行不义而最终自毙的人，当然就是段。如果不是他恃宠而骄、恣意妄为，又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
而郑庄公在此则扮演了一个隐忍宽厚的兄长角色。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着母亲武姜和弟弟段的骄横，满足了他们的各种要求，直到忍无可忍。
这是个关于“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的故事，这是个关于“农夫与蛇”的故事。
有些学者认为郑庄公是个很不错的人，做到了温良恭俭让，就连宋代大文豪苏轼也这么认为。
苏轼认为，在对待段的行为上，庄公已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忍耐：“当太叔之据京城，取廪延以为己邑，虽舜复生，不能全兄弟之好……”
但是，其他的人却未必会这么觉得，他们觉得郑庄公是个虚伪之人。
他们不否认段的可恶行径，段根本不像个弟弟，也不配做弟弟。但是，哥哥就配当哥哥了吗？段固然有罪，可是郑庄公就没有罪吗？
不然，史学家为什么称呼郑庄公为“郑伯”呢？这自然是在贬低郑庄公。
之所以称呼郑庄公为“郑伯”，是“讥其失教”。也就是说，他作为兄长，却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弟弟，这是他的罪责。
这观点在现代人看来，很不以为然，弟弟要学坏，哥哥能有什么办法？何况不是还有亲妈武姜在吗？倘若郑庄公真的管教了弟弟段，按照武姜的偏心程度，估计还很不乐意呢。所以，郑庄公根本没错嘛。
但是，古人的观点跟现代人是有些不同的。古人的逻辑是，弟弟犯错，兄长是有责任的，长兄如父，子不孝，则父之过嘛。做兄长的没尽到教导他走上正途的义务，这就叫“兄不兄，弟不弟”。
有人甚至还认为，郑庄公是姑息养奸，故意纵容弟弟段，让他势力壮大，同时让他的恶也壮大，目的就是为了处心积虑地杀掉他。
这个评价可谓惊悚，若照如此看来，郑庄公可就太过阴险狡诈、城府深沉了。
被人怀疑有这样的猜测的还有一代明君汉文帝与弟弟淮南王刘长的故事。
汉文帝兄弟俩的经历可以说是郑庄公兄弟俩的翻版。汉文帝也曾对弟弟刘长掏心掏肺，好的让人没话说，但最后刘长也造反了。
等到镇压之后，汉文帝还舍不得杀掉弟弟刘长，只是流放了他。谁知，刘长气性大，活活把自己饿死在了路上。
因为这件事，老百姓们还编了一首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这可伤了汉文帝的心了，为此，他大病了一场。
那么，这真是帝王们有意为之吗？
毕竟，郑庄公和汉文帝的“开恩”和“宽大”，客观上助长了弟弟的骄横恣肆，以至于事情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特别是郑庄公，他是被称为春秋“小霸”的君主，就这么一个精明强干的国君，若真的只是龟缩一隅，眼看着弟弟段势力的壮大，而毫无安排，还真的让人觉得不太相信。
再说了，儿时的郑庄公是个可怜的孩子，自出生就被亲生母亲冷眼相待，身边还有一个受母亲偏爱而愈发骄纵的弟弟作对照，大儿子心里岂会好过？
作为儿子，郑庄公他又何尝不渴望母慈子孝；作为手足兄弟，他又何尝不希望长被大衾？而其母、其弟又是怎么对待他的呢？
姜氏失之母道，偏爱少子，助子为虐，以私情干政；弟弟段有恃无恐，嚣张跋扈，最后起兵造反。被如此这般对待，就算郑庄公心怀怨恨也是自然。
长大后，他如果真的是纵容着弟弟的恶，直到他的恶行被天下人所知，而后一举歼灭，不留后患，倒也可以理解。
因为庄公的孝悌，可以说是已到了山穷水尽之地。
而这个家庭悲剧的缘由，就是母亲武姜的偏心所致。母亲恶子，当然子也就惧母、恨母。这是一种何等荒谬的可恨又可怜的人伦紧张。
在武姜有意的推动下，在王权争夺的逼使下，他们的关系从对立到敌视，最终走向崩溃。
倘若一个母亲能对孩子们一视同仁，事情很大可能不会成为如今这个局面。
说到武姜，就不得不提这故事关于武姜的结局：郑庄公把自己母亲关了起来，并且发誓不到黄泉不见面，但是他很快就后悔了。
一个叫颍考叔的大臣就给郑庄公出了个主意，说你要见你妈也很简单，只要挖一条地道，挖出了泉水，这不就是黄泉吗？你在这地道里和你妈见面，不就没有违背你的誓言吗？
于是，郑庄公就依此计跟武姜见了面。
《左传》上说，“遂为母子如初”，好像母子俩冰释前嫌，就此霁月光风，天下澄清。
但仔细想想，可能吗？想想武姜这几十年是怎么对待大儿子的？想想郑庄公是在怎么一种环境下成长的？母子俩的“如初”，又能好到哪去？
再说了，郑庄公的后悔，真的是因为思念自己的母亲吗？还是说为了能让自己名声更好听一点，而做出的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