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田子方诫魏武侯，可惜他没有听从，不然吴起也不会离开
《资治通鉴》曰：
子击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车伏谒。子方不为礼。子击怒，谓子方曰：“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 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失其国者未闻有以国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闻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者，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 子击乃谢之 ~《资治通鉴.周纪一》事件概述
子击，即魏击，是魏文侯的儿子，姬姓，魏氏，名击，也就是后来的魏武侯。田子方，是当时的大儒，曾拜子贡为师。魏文侯招贤纳士，选贤任能，田子方与魏文侯亦师亦友。
一天，魏击在路上遇到田子方，下车伏谒（这是一种很尊敬对方的行礼方式），但田子方没有回礼。于是魏击很生气，对田子方说：
“到底是富贵者可以傲慢于人，还是贫贱者可以傲慢于人？”
田子方说：“贫贱者可以傲慢于人，富贵者怎么敢傲慢于人？国君傲于人，就会失去他的国家；大夫傲于人，就会失去他的家。国君没有国了，人们就不把他当国君对待；大夫没有家了，人们就不把他当大夫对待。而贫贱者言行不当，穿上鞋离开就是，到哪里去不行啊！”
魏击于是拜谢田子方。
魏武侯：图片来自于网络
解析
按理说魏击身为魏国继承人，田子方作为道德学问皆有口碑的大儒，怎么会这样对待魏击呢？
当时魏国在魏文侯的治理下，已然成为战国首霸。这离不开魏文侯招揽人才的方略，即以贤能为选拔标准，而不看出身。这样很多有才之士都到了魏国效力，比如名士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成为了魏文侯的老师，任座、翟璜、李悝（kuī，又名李克）为治国理政的好手，乐羊、吴起攻城拔地颇有成效。
但魏击虽然也有大才，也能礼贤下士，但他的理念是只从贵族里面选拔人才。这样人才梯队就窄了，不利于魏国人才库的建设。田子方看出了魏击的理念，因此趁这个机会，想告诫一下魏击。
但魏击没有真正的听进去。他这样的用人理念，导致了与孙武并称的吴起的离开。而且这种理念从魏武侯开始，一直贯彻了下去，导致后来很多非魏国贵族出身的大才的流失。比如商鞅、公孙衍、范睢、张仪、尉缭。魏国也因此逐渐衰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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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人去了秦国，为秦国效力，使得秦国逐渐强盛起来。
田子方作为外人，都看出了魏击的用人理念路线，那么身为魏击父亲的魏文侯，难道看不出来？或许魏文侯太忙了而顾不上对子女的教育，别人顾不上可以，但魏文侯你要选接班人、让后人继续掌控魏国、带领魏国继续强大，那么对接班人的培养你就得多用心。
火车头走歪了，整个航向也就走歪了
《六韬.文韬.明传》一节，记录了周文王对接班人姬发的传位教育：
文王寝疾，召太公望，太子发在侧，曰：“呜呼！天将弃予，周之社稷将以属汝，今予欲师至道之言，以明传之子孙。” 太公曰：“王何所问？” 文王曰：“先圣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闻乎？” 太公曰：“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静，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刚，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
周文王卧病在床，召见姜太公，太子姬发也在旁边。周文王说:“我这病怕是不能好了，上天要抛弃我了。周国的社稷，我要托付给你了。现在，我想请教一些治国的至道之言，以便把如何做一个明君的道理，传给子孙们。”
姜太公说:“大王想问些什么呢?”
周文王:“先圣之道，它为什么会亡，为什么又会兴起，背后的道理，你可以说给我听听吗?”
姜太公曰:
“遇见了该做的正确事情，却懈怠了（不作为）；时机到了，却迟疑不决；做了不该做的错误事情，却仍将自己置身于其中（而不知道改正）。这三点，就能让先圣的治国之道衰亡没落，应该停止这些。
如果能够克制和改掉个人的妄动妄为，就能到至柔的状态，柔则静，静则不离道。要时刻奉行大道，这是恭行，能做到行大道，就不会违反大道，这样就能做到崇敬大道。能奉道而行，国家就会强大，不过虽然强大，但是要处事冷静，不过度依赖武力手段征服天下，而是要以德服天下。最后，还要做到不盲目，不冒进，做任何事情，都得从实际情况出发做出正确的应对。
这四点，是道得以兴起的原因。所以说，合乎道的行为，能战胜违背道的私欲，道就能昌盛。反之，如果违背道的欲求和行为，战胜了合乎道的行为，道就会衰亡。崇敬大道，胜过了怠慢大道，国家就会吉利。怠慢大道，胜过了崇敬大道，国家就会灭亡。”
这就是作为君主要修行的“三止四起”。
如果我们生活中都能严格地做到这三止四起，那么想要获得成功，是不难的。仔细对照一下，我们会发现，大多数的时候，事情没做好，应该是三止四起没做好。
做好了三止四起，就能有道，有道就能成功。做不好三止四起，就会无道，无道就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