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蜀汉：军政掣肘、上下离心，诸葛瞻为何还与姜维不和？

公元253年，对于蜀汉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不仅仅在于费祎被刺杀身亡，更在于蜀汉四相接连亡故对蜀汉政局带来的重要影响。

一、费祎之死

刘备死后，诸葛亮开创了蜀汉全新的顶层结构。这是一种类似于内阁制度的权力模式，诸葛亮居成都时，刘禅基本属于垂拱而治，而诸葛亮负责具体事务；诸葛亮北伐期间，总领前方军权，而后方内政委任费祎、董允等人。

而这种政局，被后来的蒋琬、费祎所基本延续了下来，大将军总揽军政，刘禅垂拱而治；只是不同的是，蒋费在成都的时间越来越多，北伐军事越来越倚重姜维。

皇帝垂拱而治、权臣安于臣位，这样的现象在蜀汉稳定地维持了数十年，不得不说，这是中国封建史上的奇迹。而这种现象得以维持，诸葛亮的高风亮节开了一个好头。

然而，费祎之死，为这种现象打上了一个句号。

当然，这并不是说，权臣们开始不安于臣位，而是在这种过于稳定的政局之下，蜀汉的后继之才太少了。蒋琬费祎董允基本都是在诸葛亮时期就处于要职的熟手，而诸葛亮死后数十年，蜀汉政坛几乎再无新星涌现。

当然，位置总要有人接替的。费祎死后，陈祗、董厥、樊建等人先后接替了尚书令的职位，主政蜀汉，后期诸葛亮之子诸葛瞻也复出，录尚书事。

并不能说他们无能，但比起蜀汉四相来说，他们的差距是明显的。

二、姜维“宣战”

这些人主政时期，与蜀汉四相有两个差距：

其一，他们不能抑制以黄皓为代表的宦官势力的崛起；其二，他们的威望与老革命姜维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因此他们只能后方之政，却难以插手姜维的军政。

本来蜀汉四相牢牢的掌握着皇帝刘禅，宦官势力也被压制得完全抬不起头。而陈祗大约是因为本身威望不足，为了更好的执政，将宦官黄皓引为内援。

陈祗时期，黄皓从一个小小的黄门令逐渐擢升为中常侍，几乎与陈祗平起平坐。陈祗死后，黄皓已经成为庞然大物，接手政务的董厥、樊建、诸葛瞻等人已经无力制约。

而黄皓手中最大的牌，就是深居内宫的刘禅。利用这张王牌，黄皓几乎是作威作福，名义上还是董樊诸葛等人执政，但最后几年的蜀汉政局，已经显得有些讳莫如深了。

那么，有人说，这是诸葛瞻“内不能除黄皓”的原因，还是没说到姜维呀？

姜维对蜀汉政局的影响，也正与此有关。刚刚提到，费祎死后，在蜀汉军界，姜维已经是一等一的大佬，没人可以制约。而姜维又继承了诸葛亮的北伐遗志，率领蜀汉的主要军事力量，不断的北伐。

长期领军、无人制约，是不是有那么点跋扈难制的味道了？

当然，本来这也仅仅是一种隐隐的现象，还不至于让蜀汉军政分离。加之，姜维对蜀汉的忠诚是无人怀疑的，因此还属于可控范围之内。

但姜维做的一件事，让这种军政分离的现象，逐渐走向了不可控的方向。

262年，长期在外的姜维，回到成都。看到政局已经如此败坏，黄皓如此权势逼人，他气急败坏，竟然公开向刘禅直言，黄皓可杀。

这一举动，几乎代表着他与宦官势力宣战了。而皇帝刘禅却并不准备让他们你死我活，而是和起了稀泥。

醒过神来的姜维，意识到黄皓势力已经盘根错节，而自己对政局已然生疏，皇帝也不支持自己，顿时心凉了半截。从此，他长期屯田沓中，再不回成都。

刚刚提到，姜维本就无人可以制约，现在他又公然不回成都，这就意味着他不接受蜀汉中央政府的领导，而是要自专。这两种行为加在一起，在蜀汉执政诸葛瞻们的眼中，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制”的跋扈将军了。

然而，此时蜀汉正处于多事之秋，除了姜维，北线抵抗曹魏的军事任务似乎也没有人能够完成，加之姜维对蜀汉的忠诚也是有目共睹，又掌握着蜀汉的大部分军事力量，否则，姜维早就被蜀汉朝廷传檄讨伐了。

或许有人觉得没有这么严重，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佐证：当邓艾阴平偷渡成功后，为何刘禅放着姜维的大军在外，毅然决然的选择了投降，朝议的时候竟然没有人提议去与姜维汇合？其中的微妙之处，你细品。

三、蜀汉三派和诸葛瞻们的理想

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明确，蜀汉后期的顶层结构，基本上被分成了三派：

第一派是，以黄皓为首的宦官派。他们利用垂拱而治的皇帝刘禅的信任，形成一股隐形力量，制约着蜀汉的最高决策。

而刘禅之所以信任他们，似乎也有一种利用他们来防止大权完全旁落的心理。正是这一点，是黄皓们得以立足的关键点。

第二派是，以姜维为首的汉中军政大佬们。实际上，姜维并不愿意单独成派，但对黄皓的“宣战”失败，导致他事实上成为一派。

这一派的主要资源是手中的北伐军，还有大部分诸葛亮时期留下的军界大佬。虽然在政局上他们的影响微乎其微，但蜀汉北部的军事压力决定了他们的重要性。

第三派才是蜀汉政局的主角，以诸葛瞻、董厥、樊建为首的执政派。他们本是蜀汉实际上的执政者，应该成为蜀汉军政舞台上的绝对领导者，掌控一切。

然而现实是，因为他们的威望不足，姜维们并不听命；又由于皇帝刘禅的信任，黄皓们屡在人事任用、军政决策上干扰他们的决策。因此他们像小媳妇一样，过的非常憋屈。

这三派相互不服从，谁也没有绝对的力量压制其他两派，虽然没有分裂，但无疑蜀汉上层已经是军政离心。

而蜀汉晚期政局的微妙之处，还不仅仅在于此。

细心的小伙伴们如果去查一下陈祗、樊建、董厥的履历就会发现，他们的出身和蒋琬费祎等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几乎都在荆州北部的诸郡县。无独有偶，诸葛瞻之父诸葛亮也是荆州人。

虽然荆州派是否存在一直一个难以确凿的话题，但有一点是明确的。

这些出生荆州的执政们，还有诸葛亮直接提拔的姜维们，一直执着于诸葛亮制定的北伐扩张方略。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方略遭到了蜀汉本地豪强们越来越强烈的反对，谯周的《仇国论》得以流传就是最好的证据。更严重的是，甚至于蜀汉的功二代、姜维手下的将领们也有很多人持有这种观点。

军政上层坚持北伐，而中层和底层则厌倦了频繁用兵。这是蜀汉的上下离心。

军政离心、上下离心，这就是蜀汉晚期的政局。

而诸葛瞻们心中的理想，是一个没有离心的朝堂，军政集权的蜀汉政权。那么，政由谁出呢？

当然是政由尚书台而出，对内除去宦官的掣肘；同时掌握军权，对外剥夺姜维等人的军权。简而言之，向蜀汉四相时期一样，由诸葛瞻们总领军政，外统诸军，内清朝堂。

真的是这样吗？有一个例子可以佐证。

260年，凭借乃父诸葛亮的功劳，诸葛瞻刚刚坐上录尚书事的位置。2年后，姜维北伐败归，诸葛瞻等人上书，说姜维好战无功，国内疲敝，请求削去姜维等人的兵权。

削去姜维的兵权，那么兵权归于谁？自然归于尚书台。而有意思的是，录尚书事中，诸葛瞻是唯一的武官。

而诸葛亮之子诸葛瞻临死前曾说，“吾内不除黄皓，外不制姜维”。这句话中，隐含着诸葛瞻们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遗憾。在他们的眼中，内有黄皓弄权、外有姜维难以约束，同为蜀汉的内部隐患，而如他父亲诸葛亮时期的蜀汉军政一统，没能在他的手中再次实现，是他毕生的遗憾。

我们不能说诸葛瞻们、姜维们谁对谁错，但蜀汉四相死后，晚期的蜀汉政局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样风平浪静，而是暗流涌动。

只不过由于内外形势复杂，大家都明白“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并没有太多的拿到明面上来进行斗争，所以这些都不为人所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