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寒素士人家世的熏陶
陶渊明的处事态度、人格操守的形成一定有其家族氛围的熏陶。据现有资料来看,对陶渊明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是其曾祖陶侃,二是其外祖父孟嘉。
陶侃是开国元勋,官至大将军,功勋卓著,声名显赫,少年孤贫,为士族所轻,被讥为小人、溪狗,后来凭借着武功才得到了官职,位极人臣。晚年病危之时,主动上表请辞,表现出了难得的自觉和理智。
陶渊明在《命子》诗文中就赞赏其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在陶渊明看来,曾祖对待荣宠的态度确实可圈可点,值得自己学习,这种人格操守作为家族榜样深深的影响着陶渊明。
陶侃为人不喜欢浮华与高谈阔论,常常勉励后辈要爱惜光阴:“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晋书陶侃传》)
陶渊明一生勉励勤奋、珍惜光阴、有节制、自持自守就是深受其曾祖的影响。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对陶渊明的影响更深,为孟嘉写了一篇长达千余字的传记《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这也是陶渊明诗文中最长的一篇。孟嘉少年时即被人推服,“名冠州里,声流京邑”(《孟府君传》)。
孟嘉的出身、性情以及声名都更接近于当时的士族,这对于陶渊明来说是很亲近的,性情和气味和陶渊明都很像。陶渊明为人真率坦诚,性情温和,不喜欢矫揉造作,繁琐屑微;好读书,但是不求甚解,不抠字眼,重在领略要旨;好饮酒,重在从酒中获得“酒中味”、“酒中趣”,而不是沉湎于酒,喝酒无度;好琴弦,重在寄托情怀心意,而不是附庸风雅;好欣赏自然,但是又不脱离实际。
他的生活准则是建立在自食其力、辛勤劳作的基础上的。陶渊明回归田园并不是消极的隐退,而是以另一种生活形式继续奋进。“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三)
自己躬耕劳作虽然辛苦,还得忍受常人难捱的饥饿,但是陶渊明所希望的仍然是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探索在乱世中如何保全自己的气节,维护人性的庄严,为后世开辟了一片更为开合自如的心灵世界,也为以后的中国士大夫们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归宿以及可资借鉴的人生道路。
陶渊明身上体现出了难得的“自然”,认为人应该重视自己的本性,让自己的本性得以舒展,本性不应该受到羁绊,性情之自然确实体现了魏晋之风流。
2.社会政治环境的塑造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是晋宋变易、充满篡乱的时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期,桓玄篡位,北府兵将领刘裕打着复兴晋室的旗号,自立为皇。官场黑暗,百姓深受其害。
陶渊明在《劝农》中写到“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得,抱朴含真。”在陶渊明看来,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时代,人民不在意自己的尊严得失,只为自己的荣利奔走,他怀念远古时期人民的内心淳朴与太平。
当时的陶渊明还是想为百姓做一些实事,为国家建功立业,为晋室复兴做出自己的努力。所以,陶渊明选择了进入官场,五次入仕出仕,但当时社会黑暗,自己的正直、嫉恶如仇是与当权者格格不入的,陶渊明不堪忍受其名节受损,选择辞官归隐。
纵然没有能力改变这个社会大环境,但是起码不会同流合污,把自己做人的气节丧失掉,不如实现自己的园田日梦想,“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都表达了陶渊明对于自然的喜爱,愿意在田园生活中“养真”、“善自名”。
“养真”就是涵养自己本真之性;“善自名”就是善于保持自己的名声。对于陶渊明来说,回归田园不仅可以保全自我,也有追求精神不朽、清名长存的目的。陶渊明的归隐是对世道黑暗的回避,这种回避表明了他不愿与世同流合污的气节。有这一气节,他才能在隐居中忍受饥寒困苦,坚持清静自然的生活。
3.早期田园躬耕的经历
陶渊明八岁丧父,家庭渐渐没落,陶渊明在生活的压力下,学会了扛起责任,躬耕于田。在出仕之前,陶渊明一直过着一种亦耕亦读的生活,日子虽然清贫,但是生活简单,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虽然身体难免辛劳,但是精神自由,不受压抑,很是愉悦。耕种之余,读书、弹琴、写诗也是陶渊明的乐趣。在田园里,陶渊明没有俗事扰心,没有仕途困扰,只有自在、自如的自己。
田园生活中的农业劳动对陶渊明的身体和精神都有了良性的作用,正是这种早期田园躬耕的经历,让他后来在仕途官场感受到黑暗时,内心仍有一片田园之地,来守护自己的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