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有何作为，担得起大唐的中兴之主的称号

唐宪宗李纯，大历十三年(778)二月十四日出生，贞元四年(788年)，封广陵郡王，贞元二十一年(805年)，立为太子。他是唐朝第十二个皇帝，在位十五年。唐宪宗勤勉于政事，善于虚心纳谏，积极进取，改善吏治。此外，他重用了一大批能干的文臣武将，君臣同心同德，取得了元和削藩的巨大成就，重振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是唐朝中后期比较有作为的一位皇帝，被誉为唐朝的中兴之主。

一、宪宗平叛

宪宗出生在代宗末年（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幼年时遭逢“泾师之变”，青年时目睹藩镇的跋扈和德宗的妥协和无奈。这样的遭遇，逐渐形成了宪宗削平叛镇，重树中央权威的政治抱负。《新唐书·宪宗纪》也有这样的评述：“（宪宗）自初即位，慨然发愤，志平僭叛”。纵观宪宗一生，很多言行都表明了他的这种政治抱负。宪宗曾对大臣痛惜道：“今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沦于左祍，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

在历次艰苦卓绝的平叛战争中，宪宗所表现出得坚定不移之决心，可充分说明他内心最深处的政治诉求。宪宗的政治抱负与某些宰相的政治主张吻合，它们相互影响，并酝酿出对藩镇的强硬政策。元和初，杜黄裳为宰相，力主对藩镇采取强硬态度。在他的主持下，朝廷发动了对剑南西川刘闢叛乱的征讨，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在策略上，主要表现在武力征讨。具体来说，即动用中央神策军和地方可控制的藩镇军，联合平叛；朝廷保持财政支持和有效的军事供给。同时，要求宪宗尊重宰相建议，恢复宰相权力。史云：“平夏，翦齐，复两河，以机秉还宰相，纪律设张，赫然号中兴，自黄裳启之。”可见，元和初杜黄裳的策略模式奠定了元和对藩镇的政策基础。自杜黄裳以后，宪宗朝宰相成员中，强硬派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并不断地推动着此种政策的完善与执行。

策略毕竟更多的是一种主观的设想，对西川之役的成功及后来的一系列积极影响，从实践上有力地验证了策略的可行，从而深深地强化了这一策略模式，并使之政策化。平定西川的胜利，震慑了一些比较跋扈、具有反叛倾向的藩镇。因此，“蜀既平，藩镇惕息，多求入朝”。在德宗时期，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表现得非常跋扈，“不奉旨，擅总兵据南阳，朝廷几为之旰食”。此时，他鉴于朝廷的权威，主动表示臣服。

浙西镇海军节度使李錡（贞元十五年到永贞元年兼诸道盐铁转运使）在地方颇为专权，“馈遗结权贵，恃此娇纵”又“盗取县官财，所部官属无罪受戮”。鉴于朝廷的强势态度，李錡主动要求归朝。后虽反复，但在朝廷军事压力下，内部很快倒戈。最终朝廷不战而胜，所谓，“天府无一金之费已静江流，王师无一战之劳已除人害”。

讨伐剑南西川是整个元和时期平叛战争的一部分，同时也是首战。虽然其规模不及对河朔型藩镇，但对整个元和时期，甚至唐代中后期都有着深刻影响。军事讨伐打破了德宗自“奉天之难”以来对藩镇一贯妥协的政策，拉开了元和时代军事平叛的序幕。战争的胜利，提高了中央权威，坚定了朝廷决策者的态度和决心，并初步形成了武力平定叛乱藩镇的强硬政策。除军事上的武力镇压外，在李吉甫的倡导下，还实施“移镇”手段，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对节度使的任免权。

二、唐宪宗中兴

1.促成元和中兴

宪宗和其功臣群体最大的功绩就是促成了“元和中兴”的局面。宪宗即位后，任用了大批有才的文臣武将。如杜黄裳，他不仅帮助宪宗即位，还坚决支持其讨伐藩镇，同时发掘了高崇文等具有优秀军事指挥能力的将领，取得了讨伐刘辟的胜利，“由是用兵诛蜀、夏之后，不容籓臣蹇傲，克复两河，威令复振，盖黄裳启其衷也”，揭开了宪宗时期平定藩镇的序幕。

在讨伐藩镇过程，中央有李绛、武元衡、裴度等宰相出谋划策，支持讨伐藩镇，外面有高崇文、李光颜、李愬、乌重胤等优秀的将领。君主和文臣武将齐心协力，终于平定了藩镇动乱。在平定藩镇时出现了大批降将，他们在后来也成为讨伐藩镇的功臣，立下了战功无数。

在藩镇平定后，国家没有惩罚藩镇的人民，反而免除其赋税，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赢得了藩镇人民对中央政府的支持。沉重打击了地方上的藩镇割据势力，巩固了李唐政权。宪宗和其功臣一起促成了“元和中兴”局面，打击了地方的动乱势力，重树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加强了中央集权。

2.延长国祚

从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一直威胁着中央政权。尤以河朔三镇对中央的威胁最大，德宗初期，积极进取，削弱藩镇，自从发生“泾原兵变”之后，德宗的进取之心大为下降，对藩镇采取姑息的政策，聚敛财富，任用佞臣，助长了藩镇气焰。宪宗从即位开始，积极革新政治，任用了一批能干的文臣武将，基本上平定了藩镇，重树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宪宗去世以后，这些功臣人员继续立下功勋。如高崇文是宪宗时功臣，其孙高骈也是唐末名将，曾率军收复交趾，封渤海郡王，以武功巩固唐王朝。裴度在宪宗去世之后，虽遭排挤，但是其仍然辅佐敬宗，之后又迎立江王，名声威镇外番，为李唐王权的延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3.牛李党争的源头

宪宗时期任用大批贤才，形成了一个比较积极进取的功臣群体，取得了显著的政绩。但是这个群体并不是没有一点矛盾。其中功臣群体里矛盾影响比较深远的就是牛李党争。所谓“牛李党争”，一般是指唐代统治后期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这次斗争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结束，持续时间将近40年，最终以牛党获胜结束。

李宗闵和牛僧孺同年考中进士，元和四年，又同时考中制举贤良方正科。但是因为他们的对策“指切时政之失，言甚鲠直，无所回避。”宰相李吉甫认为这是对他的指责，便向宪宗哭诉说他们与考官有私人关系，宪宗不得已将相关官员贬官，“上自朝廷，下至衢路，众心汹汹，警惧不安”，但是此事却引致朝野哗然，大臣纷纷谴责李吉甫嫉贤妒能。

迫于压力，宪宗只好于同年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另任命宰相。这样朝臣之中逐渐分成了两个对立派。但此时李德裕、牛僧孺还没有进入朝廷供职，所以派系斗争色彩尚不浓厚。穆宗长庆元年，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考试，中书舍人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殷士及宰相裴度之子裴撰等登第。

翰林学士李德裕、元稹、李绅上疏说考试不公，涉嫌请托，请求重新考试。结果已录取的十四个人中，只有三人勉强及格。至此两党倾轧，四十年余年。唐文宗有“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之叹，可见其斗争的激烈。牛李党争愈演愈烈，严重地削弱了中央的力量。

4.君臣关系变化

在宪宗即位后，励精图治，任用了一大批贤相能将，集中力量讨伐藩镇，君臣同心同德，关系融洽。元和十一年（816）六月，讨伐蔡州的战事毫无进展。宪宗召集大臣商量如何才能平定蔡州。裴度请求前往前线督战。临行前，裴度在向宪宗告别时说：“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灭，则朝天有日；贼在，则归阙无期。”宪宗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呜咽不止。

裴度此行将生死置之肚外，可见其对君主忠心耿耿；宪宗身为人君感动得当众落泪，算是失仪，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宪宗对裴度是极为信任，此时君臣关系比较和谐。

但是，随着讨伐藩镇的结束，宪宗就开始追求享乐，不听众大臣的劝谏，任用善于迎奉自己的人为相。裴度因为性格刚直不屈，忠心为主，只要朝政有缺漏的，都会直言说出来，被奸臣皇甫镈陷害，元和十四（819）年出为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君臣之间的信任度下降。

三、总结

唐宪宗平定藩镇，恢复中央权威，开创“元和中兴”局面。但令人惋惜的是，这种中兴局面不过昙花一现，未能持久。究其原因，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仍然存在，节度使拥有重兵，并掌握地方财赋，这就导致了后来河朔藩镇再度失控。

同时元和时期，集中力量用于平叛也带来一些消极问题。排斥朝内温和势力而致党争出现，宦官权势也有所抬头，这些对后来政局都造成一些不利影响。当唐宪宗死后，朝廷应付藩镇措施不当，河朔地区首先发生变化，终至藩镇割据死灰复燃。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唐末，最后形成五代分裂割据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