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杨玄感、李密叛乱失败的思考：文化造就圈子，圈子成就认识
说起隋唐交替这段乱世历史，不得不提三个人：杨玄感、李密、李渊。他们都出身于顶层贵族阶层，在隋末社会动乱中分别为发起者、高潮的领导者和结束者。
同样是贵族的身份，在社会动乱中却出于不同的阶段，展现出对事态不同的认识，也收获了各自不同的结局，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必然？
仔细分析北周军功贵族及其子弟在隋代的变化，就能够明确感到一种文弱化的倾向。
由于西魏——北周对于军功和教育的重视，勋贵的子弟大都具备了文武合一这种才性特征。关陇集团涌现出的一批出将入相的代表，诸如李勣、尉迟敬德、苏定方等等都是这种才性特征。
这种人才大量的储备使得北周——隋朝拥有了比北齐、南陈乃至于突厥更大的政治优势。随着南朝士人、北齐士人陆续进入关中政权，贵族子弟普遍地接受了中原和江南的精致文化熏染，尚武的风气渐淡。结果就是这些源于北镇贵族子弟程度不同的文弱化了，而这种转变，是了解杨玄感、李密、李渊这三个处于北镇贵族人物后代核心的关键。
隋朝大业九年，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发动叛乱，两个月之后叛乱被平定，数万人因为牵涉叛乱而被清洗，其中包括一部分隋朝大臣。很多人认为杨玄感之乱是标志隋朝走向衰亡的事件。
如果看这一事件的前后脉络，即从仁寿四年(604)汉王杨谅在晋阳起兵，一直到大业十三年(618)骁果在江都叛乱，整个杨广统治期间，贵族的叛乱时有发生，成为杨广大业政局的特色。
史书说：“玄感选运夫少壮者得五千余人，丹杨、宜城篙梢三千余人。”
也就是说以礼部尚书在黎阳“督运”粮食的杨玄感并未统辖军队，所能征发的只有这些“运夫”和“篙梢”等搬运工。这些搬运工自然不会是正规士兵。杨玄感不仅没有现成可用的兵，最基本的军事装备也没有。率领不足一万手执“单刀柳楯”的搬运工叛乱，而且前去攻打东都洛阳，可见杨玄感在举事之前根本没有完整的政治认识和军事估量。
很多人对杨玄感策略的失误而惋惜。因为杨玄感有一个擅长谋划的军师，这就是第二位人物——李密。在有李密的参谋之下，杨玄感依然选择了最容易导致军事失败的策略，因此很多人认定杨玄感是有勇无谋的纨绔子弟。
但包括李密在内亲身参与这一事件的人，并没有理解杨玄感的用意。
杨玄感发动叛乱的动机，重点不是在军事上而是在政治上。也就是说，杨玄感的目的是反对隋帝杨广，并不是要推翻隋朝政权。
杨玄感和李密是刎颈之交，在动乱前派人将李密请到黎阳，问计于李密。李密献计三条：
一、占据蓟城，拒隋帝杨广的退路，“不过旬月，赍粮必尽。举麾一召，其众自降，不战而擒，此计之上也”。（当时隋炀帝在辽东前线）
二、占据长安，“天子虽还，失其襟带，据险临之，故当必克”。
三、攻打洛阳，“若随近逐便，先向东都，朝廷理当固守。引兵攻战，必延岁月，胜负殊未可知。”
杨玄感采纳第三策，理由是，“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不取之，安能动物？且经城不拔，何以示威？”
我们现在看问题都是站在后来人的肩膀上，其实，考虑叛乱者的真实处境，李密并不比杨更加务实。
李密三策的着眼点是取得战略优势，但杨玄感与李密不同，他的目的在于“示威”，也就是将叛乱看作是一种宣传，吸引号召更多的“百官”加入到反杨广的阵营中。所以他选择攻打政治中心洛阳。但遗憾的是，政治示威从而引起天下响应并没有成为事实，这个期望如此之强烈，以至于杨玄感误判了形势。
由于杨玄感和李密在认识上的差距，杨对李密也有所疏远。后来杨玄感虽然听从李密进军关中的策略，但又违背李密直趋长安的原则，攻打弘农宫，导致战略全面失败。军事失利后，这对刎颈之交没有沿同一条道路逃亡，杨玄感逃往商洛山区，李密逃往关中。可见到了最后，两个人分歧已经明朗化。
就在此时，李密发出
“楚公好反而不欲胜”的抱怨。从叛乱的谋划过程，也可以感受到杨玄感的动机。
杨玄感的策略是通过“废昏立明”来推翻隋炀帝，更新政治隋炀帝，而不是取而代之。杨玄感这个动机，李密并不是很了解，所以李密感慨，“楚公好反而不欲胜”。这也反映了两个人政治理想的不同：
即李密的重点在于“胜”，枪杆子里出政权；而杨玄感的重点在于“示威”，获得舆论的支持。
参与了杨玄感反叛密谋的大臣有斛斯政、赵元淑。大业初，赵元淑因为在平定汉王杨谅的战斗中表现突出，加为柱国，历任德州刺史，后破格升为司农卿。大业九年，从征高丽，镇守一方，此人一直是隋帝杨广的亲信。斛斯政本是尚书兵曹郎，炀帝不顾兵部尚书部门领导段文振反对，升其为兵部侍郎，对其也是赏识有加。
这两个人与杨玄感同谋反叛，颇耐人寻味。很显然，即使叛乱成功，二人所得回报，恐怕不会高于场帝所能给予者。
也就是说，二人参与谋反不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而是追求某种政治理想。这就同时说明，当朝权贵子弟对于杨广的信心也已经消耗殆尽。正是在这种政治氛围下才有杨玄感这种“楚公好反而不欲胜”的谋反典型，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权贵子弟交往圈子。
但无论如何，不管是李密还是杨玄感，作为典型的官二代，在不满当朝政治气象时所作出的政治决策显然没有把握好时机——即“天下响应”；同时也完全没有针对任何一策作出军事上的后备准备。
政变不是纸上谈兵，在专制主义时代，他们没有意识到反对隋炀帝就是反对隋朝政治，就是取而代之。如果参照玄武门之变，则这种贵族公子哥政治上“一呼百应”“揭竿而起”的莽撞和典型圈子化的文弱气息就更加突出。
但同为官二代的公子哥李渊为何是个“圈子中的异类”，从而反隋成功建立大唐？且看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