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西王吴三桂初战明抚南王刘文秀辄败，为大西军凌厉杀气所慑
刘文秀，与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同为张献忠四大义子。刘文秀在张献忠时代最出彩的表现是：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冬，大西军由湖广入川，刘文秀时任平南先锋，曾发布有一道惩治明督师阁部杨嗣昌家族的檄文，文中说：“照得朱贼杨某，昔年曾调天下兵马敢抗天兵，某幸早死于吾刃矣。今过武陵，乃彼房屋、土田、坟墓在此。只不归顺足矣，焉何拴同乡绅士庶到处立团，合将九族尽诛，坟墓尽掘，房屋尽行烧毁，霸占土田，查还小民。”（文见杨嗣昌之子杨山松所著《孤儿吁天录》卷 16，据顾炎武《明季实录》附苍梧兄《酉阳杂笔》载，该文原件尾书“有平南先锋印”）
该檄文是大西军流传至今为数不多的珍贵文献，文中充分地表达了大西军除暴救民的起义宗旨。
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国，刘文秀即被任为抚南将军，曾率部攻克绵竹、绵州(今绵阳)、邛州(今邛崃)、丹棱、洪雅、夹江、峨眉等地，多有战功。
永历五年（顺治八年，公元1652），刘文秀受孙可望派遣，以抚南元帅的名义率军入川。其在八月到十月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就迅速清扫了川东各种形形色色的割据势力，结束了四川地区军阀林立、互相杀伐、蹂躏百姓的混乱局面，让百姓过上稍为安定的生活。
时人赞道：“自此三川之阻兵者皆尽，虽杀运犹未尽，民难犹未弥，而回视向之日月捋虎，霜雪衣裘，倾耳戴目，东窜西奔，以欠赊须臾之死者，已不啻水火衽席之不侔矣。”（乾隆四十二年《富顺县志》卷 5，《乡贤下》）
这一年（永历六年，顺治八年，公元1652），孙可望疏请封刘文秀为抚南王，让刘文秀为主帅，王复臣为副帅，由滇东出四川叙州，下重庆，进围成都。
孙可望这么部署的原因是清平西王吴三桂、定西将军李国翰已经占领了成都、重庆、叙州(今宜宾)、马湖(今屏山)、邛州、雅州、嘉定、眉州等府县，渐对云南、贵州形成侵逼之势。
刘文秀大军于八月初进抵叙州，突然发力，一举克城，俘清总兵南一魁。
该战，清军方面发回清政府的报告是：“全军覆没，南总兵（南一魁）不知下落，马总兵（马化豹）只身逃回，甲喇、牛录死难者数十余人”（郝浴《中山奏议》卷一《再报封疆大计疏》）
既得叙州，刘文秀又一鼓作气，强攻重庆，将据守重庆的清军打得如同落花流水，生擒清梅勒章京白含真。
重庆之战，清军“兵支离削弱，才得百人”（郝浴《中山奏议》卷一《再报封疆大计疏》）逃回保宁。
据守在成都的吴三桂、李国翰等人被大西军的凌厉杀气所慑，于八月十九日奔往夹江县与四川总督李国英紧急会商，准备放弃整个四川，全师“北撤，以保万全”（顺治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李国英“为塘报滇贼入犯事”密奏本，见《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八）。
清四川总督李国英、巡按御史郝浴等人极力反对，不得已，吴三桂、李国翰等人率军进入清朝在四川设置的临时省会保宁（今四川阆中），准备据守保宁。
清军在绵州、广元等处遭到刘文秀大军的掩杀，伤亡惨重。
黄宗羲在《永历纪年》中载：“刘文秀之入蜀也，善抚恤军士。蜀人闻大军至，多响应。于是，重庆、叙州诸府县次第皆复。吴三桂迎战辄败，敛军以奔，趋保保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