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大寿十年间两度投降皇太极，心中也有挣扎与无奈
在袁崇焕被宣布罪名后出走，崇祯皇帝设法劝其回头。皇太极大展人才招降术，使其被迫投降，期间又曾背叛了与皇太极的“降约”，两朝均未讨好。在其身后，对其评价非常低，《明史》无传，《清史稿》将其列为“贰臣传“。他就是明末辽东汉军中的宿将祖大寿。
作为袁崇焕心腹爱将，目睹他的大帅被逮捕的情景，非常惊讶，以至“战栗失措”。第三天祖大寿担心被崇祯皇帝株连，带领人马出逃要回宁远。崇祯皇帝接报十分震惊，兵部官员余大成对崇祯皇帝谏言说：“寿非敢背反朝廷也。特因崇焕而惧罪耳。欲召寿还，非得崇焕手书不可。”
在得到朱由检授权后，阁部的九卿们来到狱中做袁崇焕的思想工作，叫他劝回祖大寿。一开始袁崇焕执意不肯，并以颇为冠冕堂皇的理由回绝说：“寿所以听焕者，督师也。今罪人耳，岂尚能得之于寿哉？”余大成深知袁崇焕心思，于是给他“戴高帽”说：“天下之人莫不服公之义，臣子之义，生死明君，苟利于国，不惜发肤，且死于敌与死于法孰得耶？”袁崇焕这才给祖大寿写了劝阻信。信使星夜追赶，在锦州不远处赶上祖大寿，在读完袁崇焕的信后，祖大寿泣不成声，整个队伍也是哭声一片，到了这个时候这个流浪的队伍还是不知所措。
当祖大寿八十岁的母亲问明缘由后，果断地说：“所以至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尔河不立功为赎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祖大寿这才下令回关，并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朱由检不仅未追究他的责任，为了表彰他同时也是安慰军心，特晋升为太子太保，赏给银子四万两，朱由检又亲书“壮烈忠胆”四个字赐给他。这些都说明祖大寿在袁崇焕之后的地位重要性，然而此后君臣的互信度已经相当低。
祖大寿本是晋朝镇西将军祖狄的后裔，带着这份巨大的荣耀，让他在明代将领中显得格外耀眼。但从他的曾祖父祖镇算起，均是明朝高级武将，因功升左都，后追赠荣禄大夫。祖大寿的父亲祖承训初为辽东总兵官，屡次抗击蒙古部落，战功显赫。这个家族也获得了“四世元戎”的美誉。
此外，祖大寿不仅拥有一支劲旅，号称“祖家军”，同时在关外“族党甚强”，如宁远总兵吴三桂是其外甥，祖大寿的子侄和吴三桂的表兄弟，他的非祖姓的部下，大多与吴三桂均有深厚交集。
明代中叶以后辽东地区有三股辽军势力：一是李成梁系统的辽军，二是祖大寿系统的关宁辽军，三是毛文龙系统的岛兵，这些势力均有着浓厚的宗族色彩。
祖大寿在辽军地位资格老、地位高，在祖氏族党中辈分高，使得这队人马非常抱团，战斗力强悍。也正因此，他得到了清太宗皇太极的高度瞩目。在松锦之战后，皇太极说：“明国所恃者，惟祖大寿之兵。”
从天聪四年（1630年）开始，皇太极占领永平后开始查访祖大寿的族人，给其分配房屋，由此开始送信给祖大寿劝降，直接走上了十年的劝降之路。以釜底抽薪办法，逐步收编关宁军的亲族，加以厚待、圈养，成为牵制祖大寿和其手下官兵的一种手段。
对于劝降明朝将领，大挖明朝墙脚并非是皇太极的一时兴起，而是深远战略。崇德七年（1642年）九月，松锦决战刚结束，满洲官员一起向皇太极上奏，建议趁此机会，迅速全面发兵：“率大军直取燕京，控扼山海关，大业克成。”
对于如此急躁的急功近利，皇太极表现出了高度的军事战略眼光，他批示说：“尔等建议，直取燕京，朕意以为不可。”
紧接着他把大明比成粗壮大树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扑。”招降就是皇太极“砍树”的重要斧头。皇太极即位之初就尝试与祖大寿进行接触，当时恰逢明熹宗驾崩，皇太极给祖大寿写信表达了要派出使节吊丧并祝贺崇祯登基，祖大寿回书予以拒绝。
对祖大寿的招降，皇太极表现出了极大耐心和定力，根据《清太宗实录》统计，在十年间，先后10次写信给祖大寿，其中8次是以皇太极的名义，另外两次则是明朝降将，甚至皇太极还给祖大寿的妻子写信进行劝降，几乎发动了所有可能的条件。
崇祯四年（1631年），祖大寿奉孙承宗之命修大凌河城，结果被皇太极倾国之兵团团包围。皇太极从城外高处察看大凌河城内防御工事，赞叹道：“明善射精兵尽在此城。”
于是皇太极并不敢急于攻城，只是采取围困办法。他说：“此城之兵，犹枪之有锋，锋挫柄存，亦复何济？”
在围困头一百天，祖大寿毫不示弱，亲自督军出城与清兵交战数十次，各有伤亡。在四次突围失败后，皇太极加大劝降力度，承诺给其高官厚禄与“诸贝勒并列，不与官员辈并列“，并保证已经投降的子弟及部下，“尽贫国之力养伤之。”
祖大寿对言辞颇为恳切的信件均置之不理。城里的粮食吃完了开始杀马吃。马杀完了，开始吃平民百姓，最后残酷到将士们互相残杀争食的地步。所有将领，除了副将何可纲之外，都认为只能投降。祖大寿叹息说：“人生岂有不死之理，但为国家为身，三者并重。今既尽忠报国，惟惜此命身。”最后与皇太极城外设坛盟誓，表示投降。此时城中原来的三万人，被围八十二天后，只剩下万余人。
投降后的祖大寿以妻子家眷在锦州为借口，向皇太极献策，愿意带领人马换上明军衣服，混进锦州这样就可以在城内做内应。皇太极表示同意，并给他五千人马。祖大寿在半路上借着大雾甩开同行的贝勒阿巴泰等清军，单独奔进锦州城，然后开始率领明军抵抗清军。崇德三年（1638年）十一月，皇太极再次写信给祖大寿：“将军虽屡与我军相角，然在为将之道，固所宜然，朕绝不以此介意毋因此而见疑。”
对于皇太极来说，八年过去了，祖大寿对他的“执着和热情”丝毫不与回复。此后皇太极更是加大了对其归降的“祖家将”们的封赏力度。其中包括祖泽润为三等昂邦章京、祖可法升一等梅勒章京、祖泽洪为一等梅勒章京、张存仁为一等梅勒章京。这些都是皇太极在祖大寿身上“下血本”的表现。直到崇祯十四年（1641年），在皇太极的总体布局下，对锦州实行长期围困，坚壁清野，围城打援，朱由检派洪承畴率领大明十三万精锐解围，爆发了松锦决战，结果主帅洪承畴在半年后被俘投降。祖大寿再次山穷水尽，在无可奈何后再次选择献城投降。
皇太极付出巨大耐力和代价终于让祖大寿彻底屈服，但还是没有杀祖大寿从心里认可他，说：“久守者，读书明理之效”，除了山海关一线的吴三桂外，关宁军已经纳入清朝之手。
平心而论，朱由检对祖大寿一直持怀疑态度，虽然在袁崇焕被抓后，祖大寿出逃再次归来，君臣互不信任已经定型。祖大寿后来在大凌河城出降后辽东巡抚丘禾嘉向朱由检举报祖大寿的行为，尽管他后来设计脱身，返回锦州，但其子侄部下留质于后金，随时都可能让祖大寿再度变节。
对此，朱由检没有降罪，还晋升其少傅左都督衔。皇太极两次亲征攻打锦州、宁远均无功而返却没有杀被监禁的祖大寿亲人，反而对其子孙加以厚待。正因此，祖大寿始终未能消除朱由检对其的怀疑，这种君臣的互信度低早在其出走后就彻底造成。此后朱由检曾三次下诏，命祖大寿进京觐见，祖大寿均以军务为由推辞。后来朱由检派出洪承畴镇守宁远最初目的，就是为了监视祖大寿，防止他也像祖氏其他成员一样投降清朝，可笑的是还陪送了一个洪承畴这样的大员。
大明朝就像一辆沿着下坡奔向悬崖的马车，所有的势能都指向一个万劫不复的节点。大明朝的问题不在于遍地水灾、旱灾、蝗灾，不在于四处蜂起的盗贼，也不在于几位奸臣或昏君。这些都只是表象。在这一切的背后，支撑社会正常运转的精神支柱已经腐烂了。
是什么原因让祖大寿选择第一次诈降？是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和封建气节使他对归降“蛮夷”内心一直存在屈辱之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臣不侍二主”是所有当时人的普遍价值观。祖大寿的观念在不断地人性面对生死抉择中被拷问，直到人性所能忍受到极致，煎熬到了崩溃边缘时，祖大寿与那些忠臣所不同的就是在最后时刻他选择苟活，而非自杀殉国。在最后投降时，祖大帅的精神和意志力已经全面瓦解，尽管这次依旧是“明援军尽绝，城内粮尽，饥民相食”的情况下，祖大寿彻底选择投降，但是他依旧担心皇太极对他的最终处理。
祖大寿跪在皇太极面前忏悔说：“臣之罪与洪承畴不同，臣有数罪当死。昔困于大凌河，粮尽食人，奄奄待毙，技穷乞降，蒙皇上不杀恩养，命臣招妻子兄弟宗族来降，遣往锦州，臣不惟背弃洪恩，亦屡次与大军对敌，今又在锦州被围，粮尽困迫，方出归顺理应万死。”皇太极安慰说：“尔之背我，一则为尔主，一则为妻子宗族耳。然得汝而不加诛之意，朕怀之久矣。”
至此，祖大寿的十年投降之路终于走完，在剃发后，正式走进清朝的怀抱。当时光跨越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百余年后，再度将大明这些“投降派”纳入到“贰臣”的官方定调之中，这些无不说明，他们当初之所以不想投降，最终又不能不投降的一种担忧和无奈。相较其他投降派来说，祖大寿的十年投降之路，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煎熬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