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事变中洪秀全为何能扳倒实际掌握军政大权的杨秀清

太平天国政权的内部结构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特例：中世纪的欧洲、哈里发时代的阿拉伯帝国以及我国西藏地区旧时代的达赖政权都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结构，然而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宗教对国家政治生活其实几乎是没什么影响的，不过太平天国政权恰恰就是一个例外——太平天国的政权构建是依赖于拜上帝教这一意识形态的。太平天国政权作为中国历史上极为独特的政教合一政权必然会具备一些政教合一政权的典型特征。那么政教合一政权有什么特征呢？这点我们其实可以参考如今仍保留政教合一制度的伊朗的情况：在伊朗最高宗教领袖是武装部队统帅，拥有宣布战争、和平和总动员令的权力，可以下达全民公决令，也可以任命或罢免总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广播电视局局长和司法总监等官员。民选总统必须由最高宗教领袖批准方可生效，最高宗教领袖可以根据议会或最高法院的裁决罢免总统，总统如要辞职也需向最高宗教领袖递交辞呈。由此可见伊朗最高宗教领袖是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队系统的最高领导人，即使是伊朗总统也不能违抗最高宗教领袖的意志。伊朗的最高领袖既是这个国家权力最大的人，也是这个国家最神秘的人，就在公众面前的曝光度而言：最高领袖远远不及民选政府的成员。事实上伊朗最高领袖更多处于一种统而不治的状态——由于掌握着国家立法、行政、司法、财政以及军队的最高权力，使最高宗教领袖实际处于伊朗国家权力体系的最顶层，然而国家的内政外交等日常行政事务却并不由最高领袖处理。要解释清楚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和伊朗总统之间的关系不妨将伊朗比作一家公司：最高宗教领袖相当于集团董事长，是公司的最高领导人，但一般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运作；总统由民选产生，根据伊朗宪法赋予的权限实际处理伊朗政府的日常事务，相当于公司首席执行官。也就是说最高宗教领袖确立国家发展的大方向不动摇，但不具体处理政治经济事务；总统则是具体经办政府事务，但必须服从于最高宗教领袖确立的国家发展大方向。太平天国政权与此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果我们将太平天国政权同样比喻为一家公司，那么洪秀全就是集团董事长，而杨秀清则是经办具体事务的执行官。那么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杨秀清才是太平天国政权内部手握实权的人物呢？

实际上这种观点由来已久：当初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就将其称为洪杨匪患，由此可见作为对手的清政府是将杨秀清置于和洪秀全几乎同等的地位。其实这种观点的形成是有深刻原因的：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后仿照历代王朝的模式组建了六部百官，看起来似乎也构建一种传统中国式王朝的政治架构，可实际上真正执掌六部事务的却是东王府属官——东殿六部，太平天国的六官丞相完全成为了标志干部级别的虚衔，实际军政事务几乎完全由东王杨秀清安排，而理论上本该听命于天王洪秀全的各军都要听东王号令。在当时太平天国的各路将佐如不奉杨秀清号令是没任何自主行动权的。在军事上各路将佐需要奉东王号令，那么在内政上呢？当时太平天国的法制、礼仪、服饰、历法是由杨秀清领衔制定后上呈洪秀全下旨颁布，处决要犯、任免官吏也需要通过这样一套流程。这样看来内政事务的决定权是掌握在洪秀全手中的，然而实际上洪秀全对杨秀清的上奏是一概允准的，这自然使人产生一种感觉就是杨秀清才是太平天国政权内部真正掌握实权的人物。有一段时间清政府甚至怀疑洪秀全是否实有其人或是早已死亡，也就是清政府认为太平天国实际上是由杨秀清领导的，而洪秀全只是被塑造出来的精神偶像。这么看来杨秀清的确是手握实权 ，而洪秀全的行为几乎可以被定义为“不务正业”，可事实上果真如此吗？ 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这里的”不务正业“是打引号的。事实上洪秀全自己显然不会认为自己是不务正业的，事实上杨秀清大权在握的格局有一半可以说恰恰是由于洪秀全的放任自流造成的。我们前面已提到太平天国的人事任命、死刑核准等事务实际上是必须洪秀全下旨才能生效的，按说他完全有权过问这些事务，然而实际上不要说让他考核某个官员是否该升迁或降职，甚至就连新上任官员的谢恩本章这种官样文章都懒得多看。洪秀全为什么如此放任杨秀清呢？这实际上太平天国政权的政教合一本质所决定的。

参考伊朗的例子就不难发现：政教合一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往往居于一种幕后操纵的状态，手握国家实权的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就并不过问日常行政事务。那么为什么政教合一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一般不过问日常行政事务呢？这是因为政教合一制度的特性决定了宗教领袖的权威来自于神秘性，如果让宗教领袖充分暴露在大众视线之下就会使人们发现原来宗教领袖也只是一介凡夫俗子，如果宗教领袖处理日常政务就会使人们发现原来宗教领袖也是可能犯错误，这样就破坏了神权统治的神圣权威性。洪秀全作为一个政教合一政权的领袖同样需要在人前保持相当的神秘性，那么他一般不介入日常政务也就不难理解了。洪秀全之所以较少过问日常政务其实更多是因为他一直忙于他认为更加重要的宗教事务：入住天王府后洪秀全先后创作了500首《天父诗》、《御制千字文》等著作，又亲自删改了《圣经》等。显然洪秀全自己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不务正业，因为在他看来自己所从事的与天父上帝沟通的工作比凡间的军政事务更重要。奇怪的是伊朗的宗教领袖同样不过问日常政务，可大家都认为他是伊朗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相比之下洪秀全不过问日常政务为什么就被大家视为不务正业呢？说到底太平天国这种政教合一的组织结构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特例，因此我们中国人仍习惯性将洪秀全定义为一个王朝的君主，这就使我们忽略了他同时还具备的宗教首脑这一特殊身份。如果我们先入为主将洪秀全定义为一个君主，那么他的行为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印象中当然就属于不务正业了。洪秀全的行为如果置于太平天国特殊的政教合一结构下考虑就完全合理了。分析了洪秀全的行为动机，现在我们可以分析杨秀清是不是手握实权呢？如果将这一问题置于太平天国特殊的政教合一结果下考虑其实是不成立的：在太平天国的政权结构中教权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权力，而这显然是掌握在洪秀全手中的。至于日常军政事务由杨秀清负责能否证明他手握实权呢？为什么我们不认为伊朗总统的权力比最高宗教领袖更大呢？为什么我们不认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权力比集团董事长更大呢？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政教合一政权的宗教领袖尽管居于幕后操纵的状态，但一定要具备控制日常政务负责人的实力。伊朗的最高宗教领袖由于掌握着国家的军队、财政以及人事任命等关键大权，所以即使在不过问日常政务的前提下也能对国家政治生活形成控制。那么问题来了：在太平天国内部军队、财政、人事任命都要害大权究竟是掌握在谁手中呢？

事实上我们前面已提到军队的调度、人事的任免等重大事务的决断权在太平天国的组织架构体系中本来是掌握在洪秀全手中的。那么为什么给人的感觉却是杨秀清手握实权呢？这其实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就是上文提到的洪秀全更热衷于宗教事务，因此对杨秀清的行为在客观上起到一种放任自流的效果。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文提到的洪秀全对杨秀清的上奏看都不看就直接允准。其实还有一个原因使人们感觉杨秀清才是太平天国真正手握实权的人物：太平天国和今天的伊朗还是有所不同的——今天的伊朗尽管受到美国的制裁和威胁，但毕竟还是经历了几十年的和平时光；相比之下太平天国从建立到灭亡一直处于持续的战斗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使军事领袖的形象显得更加突出。杨秀清在处理军事和政治事务上的能力显然是高于热衷于宗教事务的洪秀全，久而久之太平天国的日常政务运作自然就形成了以杨秀清为核心的格局。更何况杨秀清还掌握着一样特殊的政治资源：在拜上帝教最危难的时期杨秀清曾以天父上帝下凡附体的方式安抚人心。那时杨秀清的所作所为是在维护拜上帝教的利益，作为教主的洪秀全自然也没任何意见。然而定都天京后杨秀清所掌握的这项政治资源的威力逐渐表现出来：尽管理论上杨秀清是臣子，然而即使是贵为天子的洪秀全也得听天父上帝的吧？杨秀清在没”真神附体“时也的确是以臣子的面目出现，对洪秀全也保持着应有的尊重，然而只要洪秀全有令他不满的地方随时能以天父下凡的名义进行对抗。拥有代天父传旨这一特权的杨秀清实际上已把自己的权力渗透到洪秀全视为禁脔的神权范围之内，杨秀清甚至以天父下凡的名义公然杖责天王洪秀全，尽管由于韦昌辉、秦日纲等人的求情使洪秀全免于杖责，然而不用说这种公开的羞人令身为一国之君的洪秀全有多难堪。如果说在此之前由着杨秀清实际掌握政务运作是洪秀全所能接受的，那么如今杨秀清以天父上帝的名义迫使自己屈居其下则令洪秀全难以接受了。不过如果杨秀清能在天父下凡一事上把握分寸，那么他和洪秀全的矛盾还不至于立刻爆发出来。毕竟洪秀全之所以能顺利当上天王与当年杨秀清代天父传言证明他是上帝次子、耶稣胞弟是密不可分的。一开始杨秀清在天父下凡一事上还是注意分寸的：就在杖责事件两天后杨秀清就以臣子的身份登朝谢罪，尽管太平天国的实际军政事务完全由他负责，可他无论大事小情总是不厌其烦履行先请示洪秀全的程序。可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使杨秀清的权力越来越大，他在天父下凡一事上已开始有意无意忽视分寸，这就令洪秀全不免担心起来。洪秀全尽管是拜上帝教的宗教领袖，可他也同样熟读《周礼》等传统典籍。《周礼》中提到了天子八项最重要的权柄：爵、禄、废、置、生、杀、予、夺，也就是说用人权、提拔权、赏赐权、赦免权、废黜权、降职权、没收权、处死权这八项大权必须由决策者亲自掌握，其他的权力都可以放弃，然而如今这八项大权全都旁落东殿又怎不令洪秀全感觉芒刺在背？

在洪秀全和杨秀清的博弈格局中洪秀全所掌握的是教权——通过宣扬君权神授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古人是十分讲究尊卑君臣之道的，普通百姓与士兵均知道造反是大罪，所以轻易是不会去造反的。而在太平天国这种政教合一政权内部人们更是对洪秀全被赋予神性的绝对权威有一种天然的敬畏感，这是他得以和杨秀清抗衡的基础。当然杨秀清方面也有自己的优势：在太平天国面临持续战斗的情况下作为军事领袖的杨秀清在太平天国内部拥有巨大的权力。然而太平天国并非只有洪、杨两个人，太平天国面临的持续战斗格局要求赋予主将临机决断的高度自主权，事实上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陈承镕等人也都有相当的权力。表面上看太平天国各路将佐都要奉东王号令，可实际上说到底各路官兵都直接听命于领兵大将：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人麾下都有规模不小的劲旅。这些人中任何一个都不具备与洪、杨分庭抗礼的实力，但他们倒向任何一方都会深刻影响洪杨博弈的格局，而洪秀全所要做的就是争取这些人的支持从而实现借力打力。当时随着杨秀清权力的日益膨胀也变得越发骄横起来，这导致他实际上和各路将领的关系都比较紧张：韦昌辉、秦日纲、陈承镕等人都曾受过杨秀清的杖责。更令这些人感到恐怖的是：杨秀清几乎对他们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很显然这不是因为杨秀清真有什么天父附体的神功，而是因为杨秀清针对他们编织了一张巨大的情报网络，使这些人时时刻刻处于如履薄冰的境地。至此扳倒杨秀清实际上已成为太平天国高层的一种共识，洪秀全只需要利用自己在太平天国政教合一体系中独特的号召力拉拢这些人将等于是将杨秀清置于太平天国所有高层将领的对立面，即使杨秀清再怎么大权在握也无法和如此庞大的一股力量抗衡：1856年9月2日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乘夜率三千兵众突袭东王府，东王杨秀清及其家属、部众几乎尽遭屠戮。杨秀清的政治军事才能在太平天国领导层中的确是极为突出，甚至可以说太平天国在早期所取得的军事成就主要就是他的功劳，然而他低估了洪秀全在太平天国政教合一体系中的影响力。这种力量虽然无形，可一旦发挥起来就非同凡响。况且杨秀清平时由骄横跋扈，不注意团结各路将领，最终使自己成为所有高层将领的眼中钉、肉中刺，这也就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