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和学习元顺帝的教育思想

顺帝作为元末的最后一个皇帝，其对于儒家学说之治国之道虽然未有完全给以吸收采纳，但却一直未有忘却招纳名儒进入经筵，让其负责自己对儒学的学习。这种经筵制度自元世祖时代即已开始，到元文宗时几乎成为定制。

经筵教育思想

元文宗每日在奎章阁与其儒士谈论诗文治国之道，在当时燕铁木儿等保守派官员的高压下，倒也自己寻找了一块远离混乱政治勾结的净土，而到了顺帝时期，顺帝初期也十分重视延请儒士通过经筵教育提高自己的儒学水平。

但从顺帝的执政过程来看，其主要的治国之策不仅没有来自于经筵讲学，而且即便有关儒臣对于国家官吏进行谏言，元顺帝也极少采纳，但这不能说明顺帝毫无以儒学来推行文治的决心。

关键在于，在当时的外部环境的制约下，虽顺帝一段时间内立志革以新政，然其新政之举往往不能维系长久，究其根本，蒙古贵族统治阶级不愿失去现实中的利益，也无法容忍排列下等的汉人与南人与其共同分取利益。

顺帝的经筵教育最盛于脱脱时期，帝当时由于初为亲政，对于儒学也表露出强烈的兴趣，至元六年，三月，顺帝下诏“以治书侍御史达识帖睦迩为奎章阁大学士，翰林直学士揭溪斯为奎章阁供奉学士。”

至正元年，顺帝下诏，“命中书右太平、枢密副使姚庸、御史中垂张起岩知经筵事。”由此，在伯颜朝废止的经筵制度开始复置，并开始恢复中原传统礼仪制度，亲享太庙拜渴祖宗灵位并开始郊祀。

在帝亲政前期，其编纂辽金宋三史，并对之抱有借鉴之心，勉励臣属与其一道以史为鉴，不蹈前朝之弊端。通过经筵学经，顺帝在其亲政前期，确实想有一番立志文治之表现，不仅要求自己身范力行儒学治国之道，更勉励其臣属加以研习。至正六年四月，顺帝下诏，“命左右二司、六部吏属于午后讲习经史。

“诏翰林诸臣分番进讲，复出司马光所编资治通鉴，分赐大臣。”然而，到其中后期，尤其是册立高丽奇氏为后以后，虽然也继续了其经筵制度，不断诏举儒士进入宫廷为其讲学，但顺帝己无意于再学习儒学治国之术了，沉迷于后宫与佛教，并尤擅于制作木工器皿，经筵制度虽存在，但己徒具虚名了。

东宫教育思想

关于东宫教育，虽然顺帝其在册立奇后之子爱酞识理达腊后，其本身己经无意于儒学讲习，但对于皇太子之东宫教育始终报以罕见的热情。至正九年，顺帝下诏，“诏命太子爱酞识理达腊习学汉人文书，以李好文为谕德，归肠为赞善，张冲为文学。”

此后不久，即命其子爱酞识理达腊进入端本堂进行儒学学习，当时的东宫皇太子教育以及有所革新，不仅进入端本堂的儒士数量增多，同时，儒士各自的教学任务与内容也开始有所区分，并以中书右压相兼管端本堂的教学事务，可见顺帝对东宫教育的重视程度。

其教堂设置也与规定，学生和教师分列东西两座，而中间设立位置为顺帝随时省视时所坐，东宫教育制度开始谨严，对于任教教师上的选择上，顺帝严格控制选择有德行的大儒进行教学。

从教学内容上来看，从李好文接受东宫教育任务时所说，可知，当时对于皇太子进行教学内容的选择主要是学习儒学经典，尤其是以四经为教学重点。

“欲苏求二帝三王之道，必由孔氏，其书则孝经、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李好文并将四经之要义编纂成专门针对皇太子进行教学的教科书，在对《端本堂经训要义》的编写过程中，教学内容不仅罗列史实，并穿插李好文等儒士亲身所历，同时在此基础上说明经义，有望于帮助皇太子尽快完成对于儒学主体内容的知识建构与知识迁移。

在《端本堂经训要义》中，其十一卷主要囊括帝王百十六篇，凡六部，含圣慧、孝友、恭俭、圣学、大实录、大宝龟鉴等;此外，在李好文在执政十六年上书皇太子的奏折中也可以发现，除此《端本堂经训要义》外，皇太子还需学习《贞观政要》、《大学衍义》等儒学经典，为其学习治国之道。

然而，顺帝原想种以龙种，无奈收以跳蚤。由于顺帝在册立皇子后，沉迷西僧之术，故也深深影响到皇太子爱酞识理达腊对儒学的态度，可见，尽管爱酞识理达腊接受东宫教育多年，对于儒学经义要旨并无多少把握，而其却深受其父顺帝影响，爱酞识理达腊对于佛学产生深厚的兴趣，李好文多年对其的儒学教诲竟不如一夜番僧之说。

对于儒学传习，不仅在乎顺帝是否给以重视，而且和皇太子之兴趣爱好密切相关，如非其兴趣所在，纵然教学内容翻新，教学方法改革，其教育也无法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科举取士以及科目内容变化

关于科举之思想，在脱脱执政前后纵然分为两段，前为伯颜执政时期，其依伯颜建议，周顾众儒臣的反对，下诏罢免科举，并将学校学田之产出给以供奉内廷卫士之用。当时，关于兴废科举，在朝中广受争议，当时主张废除科举的伯颜同彻里帖木儿对坚持科举的许有壬的争论最有代表性。

其实，在伯颜摄政后，对于满堂举子甚是不满，其根本在于，在伯颜看来，当今蒙古统治者面临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偏离了元世祖时期的统治路线，要强调民族分化和民族区别，只有这样才能维护蒙古贵族统治者的利益。

许有壬显然没有放弃劝说伯颜的打算，又进一步说，进行反驳，而许有壬又罗列事实证明每年通过科举取士入仕者不过“三十余人，太师试思之，科举于选法果相妨邪?”然最终罢免诏令还是出台，极大的打击了主张保持科举选士制度的汉臣儒士集团。

其后，顺帝亲政，其采用脱脱、翰林学士承旨库库等人的建议，开始重新恢复科举取士，并一直延续到其北亡。在顺帝朝，科举出现新的变化，即左右榜各三人，皆赐进士及第，余者赐出身等差，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对于左右两榜，其进士及第的数量获得了增加，进士及第数量的增加表明进入科举的士子数量从延裕开始，一直处在增长的状况之下，儒学即使在元末，仍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其后，在科举考试中，考试的科目也较前朝有所变化。

仁宗开始延裕考试后，对于科举考试之科目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可见，不管是蒙古、色目一榜还是汉人、南人一榜，其考试的内容和难度都较前朝有所增加，并且科举取士的数量获得较大的增长。

从国子生与科举相比来看，国子生每次积分合格者录取的比例相比较科举取士的录取比例要高得多，尤其是至正十四年，科举取士数量为62人，而国子生员取士数量为38人，至正十七年，科举取士数量为51人，国子生员取士数量依定制，仍为38人，最明显的是至正二十年，科举录取数量为35人，国子生员数量仍为38人，虽设有流寓科考场所，但全国取士数量仍不敌国子生取士人数，可见顺帝对于中央官学抱有倚重之心态，中央官学一直为元廷培养统治精英的地位没有发生改变。

虽然顺帝朝科举取士从整体上来看，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也吸引了众多的儒士参与到国家机构中为国服务，但此时，整个蒙古帝国的积弊已经积重难返，即便此时加大了汉人儒士进入朝堂的数量，尖锐的民族冲突和社会问题已经不能仅仅靠表面的“文治”加以维持，整个蒙古帝国己经日薄西山，纵然有儒士的经国济世之才，也无法挽回整个帝国的颓势了。

结语

元顺帝朝是元朝历时最长的一朝，前后共36年，期间，元顺帝对于整个蒙古帝国的管理一直没有采取有效的管理手段，虽然在其至正年间初期，曾力图通过“文治”复兴元世祖时代的鼎盛，然而，无论是在调节蒙古族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效果上，还是处理中原汉地尖锐的社会问题上，都缺乏完整而有系统的治国思想。

元顺帝虽然寄希望于儒家治国之道，在推行儒家学说中，受到蒙古保守势力的掣肘，前期流于权臣伯颜的极端保守主义路线，后期流于顺帝无法克己，终日沉迷于饮乐飨宴，声色犬马而不自持，朝中诸派蒙古贵族由之相互倾轧，汉臣儒士之言较少采纳。

其教育思想，虽然沿用了经筵教育、东宫教育，并重视对于蒙古本族精英的培养，对于地方学校的建设也有一些举措，把对于地方官吏的考课由五事之科，即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息、赋役均，增长为六事之科，把兴学校作为地方官员锉选的主要内容之一，一度推动了地方儒学的发展。

但整体上来说，元顺帝对于教育人才的培养虽注心力良多，并通过科举，完成了元廷多年未见的取士数量，但其在对国管理中却少于采纳儒臣建议，这种流于表面的文治，彻底葬送了蒙古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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