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听说李鸿章要来会攻南京, 病肝吐血, 曾国藩的应付令人叫绝

同治二年（1863年）十一月初五，太平天国常州守将郜永宽等八王杀死了坚决守城的主将谭绍光，开城投降，李鸿章的淮军拿下了苏州。

第二年，常州又被淮军攻克，苏南地区太平军已被基本肃清。

李鸿章这头春风得意，此时曾国荃统帅的湘军却在南京城外焦灼万分。

早在同治元年，曾国荃所部就已进驻雨花台，第二年五月，湘军水师攻克九洑洲，肃清了长江；八月，湘军攻克南京东面、南面十处太平军的坚固堡垒；同治三年正月，天保城被攻克，这是太平军在钟山之巅修筑的堡垒。

至此，湘军合围南京宣告成功，南京太平军已断绝了外援，只能靠城内粮米苦苦支撑。

这对曾国荃来说，既是好事，也是坏事。

好处在于南京已成孤城，可以一心一意攻打，不必再担心来自其他方向的援兵。南京之意义又十倍于苏州、杭州等地，拿下南京将令天下瞩目。

坏处在于，此时全天下目光都集中到了南京，对曾国荃来说，拿下南京已经十拿九稳，问题在于，需要多长时间。

曾国荃是有名的曾铁桶，他的打法是严围缓攻，瓮中捉鳖，候城内弹尽粮绝才大举进攻，此前攻克重镇九江、安庆，围城时间都在一年以上。

南京墙高城坚，是太平天国的心脏，也是最后的坚城，防御比其他城池更要严密许多，如果按照之前战法，非一两年不得成功。

李鸿章三个月拿下苏州，左宗棠半年克复杭州，比较起来，更让他压力倍增。

关键是，其他战场收兵后，朝廷自然是希望越早攻下南京越好，多拖一天，就多一桩心事，动辄几十个月的围城，难以被接受。

曾国荃也心知肚明，但要正面强攻，伤亡也实在太大，因此完成合围后，下令全面开挖地道，路路并进，企图以放迸法轰开城墙。

主持南京防务的李秀成岂是易与之辈，地道战术也是太平军常用战法，李秀成早有经验。他每日登高望远，只要看到哪里草色枯黄，与周边不同，就知道湘军地道挖到了哪里。

太平军只要“穿隧以迎”，“熏以毒烟，灌以沸汤”，地道里的湘军将士须臾毙命。

如此一来，湘军地道挖了大半年，搭进去一两千工兵，浪费掉无数炸药，仍然毫无进展，南京城墙岿然不动。

曾国荃此时有肝病在身，加之心情恶劣，压力巨大，日渐憔悴。

谁知接下来的事，更让他病肝吐血。

对朝廷来说，曾国荃在同治元年进驻雨花台已近两年，却毫无起色，自然有所不满。加上李、左成效斐然，与湘军相比如旭日初升，朝气蓬勃。

同治三年四月，淮军攻克常州后，一时已无仗可打，中枢旋即下旨，命李鸿章派人接防东坝，并传出要李“会攻南京”的消息。

消息并不是空穴来风，到了五月八日，朝廷直接降下谕旨，命李鸿章“着即迅调劲旅数千及得力炮队，前赴金陵，会和曾国荃围师，相机进取”。

消息传到湘军大营，本已身体不好的曾国荃急怒攻心，病肝吐血，愈加委顿。

曾国荃为何反应如此强烈，当然是因为他早已把南京看作自己禁脔，欲独成不世之功，绝不容他人染指。

李鸿章已在苏南惊艳，隐隐表现出与湘军并驾齐驱的势头，如果再被他分去南京的功劳，恐怕不止是凌驾于自己之上，连哥哥曾国藩也要被他压过一头。

曾国藩当然不会坐视不理，事实上也只有曾国藩出面，才有可能消解湘军的尴尬。

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曾国藩表现出他高超的官场谋略。

首先，他扎稳马步，在给朝廷的复奏中表示“自苏、常攻克之后，臣本拟咨请李鸿章亲来金陵会剿，特以该抚系封疆将帅之臣，又值苦战积劳之际，非臣所敢奏调，是以未及具疏上陈。”

这番话是表示，我早就想请李鸿章来会攻南京，但李非比一般官员，自己虽然是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有调遣李鸿章的权力，但本着尊重朝廷的意愿，把调遣之权交与中枢，是为臣子的尊重。

又说“函询臣弟曾国荃，亦以师久无功，愧悚无地，不敢更求助于人，近于畏难卸责、始勤终怠者之所为。”

这是为曾国荃的开脱，表示湘军知耻而后勇，必然不畏难，不卸责，始勤而不终怠。

这是个基础，既表示了对中央的尊重，又消解了对曾国荃的批评。

接下来，曾国藩开始以退为进，以守为攻。

“合无吁恳天恩，饬催李鸿章速赴金陵，不必待七月暑退以后，亦不必待攻克湖州之时。”

这几句话，曾国藩主动要求朝廷催促李鸿章亲自赶赴金陵，甚至是越快越好，表现得比朝廷还要急迫。

曾国藩就不怕中枢信以为真，真的催促李鸿章率淮军赴援吗，其实他早有把握，这番话只是故意抢白，有了这几句话，朝廷更加不会去催李鸿章。

因为在曾国藩复奏之前，他与李鸿章早已互通书信，商量好了对策。

对于会攻南京，李鸿章的态度是无意争功，毕竟这点面子还是要给曾国藩的，为此他之前就已不惜移动军队，挤进浙江，攻克嘉兴，冒犯了左宗棠，惹得左满腹牢骚。

等到催援的谕旨下来，李鸿章更是列举百般困难，只为拖延时间。

李鸿章的复奏在曾国藩之先，他列举的困难有：1、手下将士苦战数年，伤病累累，急需休养，这时再劳师远出，恐怕只是劳而无功；2、曾国荃围攻南京已近两年，听说有好几处地道已接近成功，天京不日可下，用不着我再跑一趟；3、我部下既要接防多处，又有郭松林、刘士奇等部现在还在长兴、湖州作战，战事正酣，撤不下来。万一撤围，浙江太平军复振，对南京之围有百害而无一利，实在是走不开。

其实浙江形势，左宗棠已足以应付，李鸿章硬要挤进来，正是为了推脱征调，保全曾国藩的面子。

李鸿章的奏稿，曾国藩事先已看过，两人计议已定，所以曾国藩才敢于在自己复奏中催促朝廷命李鸿章亲自赴援。

并且，为了消除疑心，曾国藩还说“前接李鸿章来函，言苏军将士太劳，宜少休息，待会克长兴、湖州，再行选将拔兵助攻金陵等语。”

这是又加了一道保险，告诉大家，李鸿章的困难我知道，但为国为民，还是请他克服一下，省的天下以为湘军是要独占功劳。

在中枢眼里，两份奏稿对比起来一看，曾国藩显得俨然以大局为重，全无私心。李鸿章的难处也是实实在在，两人谁也没有推诿其词。

如果强迫李鸿章会攻，一旦不甚受挫，或是扰乱了南京的围局，这个责任谁负得起？

军机诸公不得不重新评估调淮军助剿的可行性。

虽然淮军赴援的方案还没有被最终否定，但无疑至少几个月的时间已经争取到了。

正是利用这段时间，曾国荃也取得了进展，六月十五日，一条地道挖通，第二天午后，数万斤炸药被点燃，南京城墙被炸塌二十余丈，湘军一拥而入，就此克复南京。

算起来，五月八日发下谕旨，如果没有曾国藩这样一脚皮球，李鸿章被催逼在五月发兵，六月十五日前必到南京，到时无论淮军有没有出力，功劳必定是要分一分的。

此事的处理足见曾国藩的智慧，不管后世对他如何评价，不可否认的是曾国藩的政治家风度、品格及个人修养很少有人能与匹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