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一生最危险的经历，差点被对手置于死地，结局你恐怕猜不到
中国文化催生的“名节”，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在很多古人的眼里，它绝对是神圣的，比生命还重要一千倍。
真正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如果还是个高官，那么他死后往往会得到一个足以让家族引以为荣的“谥号”。
“谥号”这东西简单来说就是官方拟定的身后评价。古代大臣的谥号一般用两个字概括。拿北宋来说，欧阳修的谥号叫“文忠”，范仲淹谥号“文正”。
“文正”两个字尤其难得。范仲淹虽然不是宋代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却无疑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文正公”。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旷古绝今的名言，在范仲淹的口中说出来，毫无造作之态，闪耀着圣洁的光辉。
然而，范仲淹这样最接近完美的人，也有极少数躲在暗处的敌人，恨不得置他于死命。
官场比草莽江湖更为险恶。
1
1040年末，北宋王朝准备出兵反击西夏。五十一岁的范仲淹白发苍苍，正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戍守西北，和三十二岁的韩琦都是陕西路经略副使。
以党项人为主的西夏原本是宋王朝的夏州，在如今的兰州及河西走廊一带。党项首领李元昊两年前宣布独立，自封为“大夏国”皇帝。后来西夏军队进犯宋帝国边区延州等地，逼迫宋王朝承认西夏国。
起初宋军接连吃瘪，尤其是三川口之战被揍得很惨。范仲淹和韩琦到任之后，大力整饬部队，提拔了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很快稳定了战局。
韩琦年轻气盛，强烈建议朝廷反击西夏。宋仁宗赵祯也有意教训一下李元昊。经宰相府和枢密院共同商议之后，决定于1041年正月大举发兵。开封府、河东路等地的五万兵力开始集结。
但范仲淹反对出兵。
1041年正月，宋军出征之前，范仲淹接连写了两封奏书劝阻。奏书里大致上说：现在正是凛冬，不利于我军出击。应当招抚边区牧民，多修堡寨，屯兵垦田，进一步巩固边防之后再作打算。或者，至少让鄜延路暂不出兵。
当时范仲淹坐镇鄜延路，他还是延州知州。
朝廷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范仲淹的建议。
西夏那边的李元昊老奸巨猾，得知宋军暂缓出击，一边派出使者和谈，一边却调集十万大军准备南下。
没想到李元昊毫无诚意的和谈却差点害死范仲淹。
2
韩琦和范仲淹先后见到了西夏请和的使者。范仲淹派人随同西夏使者，带着一封信交给李元昊。
在这封信里，范仲淹先追述了宋夏双方之前的友好关系，希望把这种友好继续保持下去。最后又说，如果你们出尔反尔，大宋天子一怒发兵，西夏国后悔也来不及。
这当然是一种官方说辞，宋军自保是没问题的，想一举消灭西夏却不太可能。
西夏使者回去之后，韩琦发现李元昊的军队来势汹汹，就派西北将领任福带兵出战。可是任福轻敌冒进，在今天宁夏的好水川一带惨败，任福等十几个将领阵亡。
李元昊得意洋洋，让身边人写了一封国书，请范仲淹转交给宋仁宗。
范仲淹想想不对劲，就把李元昊的信拆开先看了一遍。果然不出所料，李元昊因打了胜仗，信中的语气很是傲慢无礼。
这封信写了二十多张纸，范仲淹当着使者的面烧掉了其中大部分，只留下几张废话不多的内容。范仲淹仍觉得余下的内容不妥，又亲自删改了一遍，这才写了奏书说明情况，一并送交朝廷。
出于谨慎，其实范仲淹让人事先抄写了这封信的全部内容作为副本。如果没有必要，就不会公诸于众。
范仲淹的做法，无非是维护朝廷的脸面。李元昊占了便宜，短时间内不会和宋王朝讲和。那封信让皇帝和大臣们看了，不过徒然生气而已。
范仲淹是否有权力私拆西夏国书并焚毁，我们稍后再说。先说这件事给他带来的危机。
3
范仲淹的奏书和残留的西夏国书送到朝廷，大臣们议论纷纷，都认为范仲淹越权行事，不该私自与李元昊通信，又不该焚毁对方的国书。
别人仅仅是议论，也还罢了。参知政事（副宰相）宋庠却跳出来说：“范仲淹私通外国，应该立即斩首示众！”
大臣们一听都愣了。但宋庠毕竟是执政大臣之一，仁宗皇帝沉吟不决，他也责怪范仲淹越权行事。
枢密副使杜衍站出来说：“范仲淹和李元昊通信、烧国书，不过是为了设法招降西夏人，怎么能以大罪论处！”
宰相吕夷简也帮着杜衍说话。宋仁宗这才醒悟过来，减轻了范仲淹的罪名。
那边宋庠看了看吕夷简，张口结舌，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宋庠是北宋名人，他的弟弟宋祁名气更大，和欧阳修等人一起主持编写了唐朝历史《新唐书》。
宋庠当年连中三元，名震京师，升官速度很快。他和范仲淹并无深仇大恨，却想置对方于死地，原因不得而知。可能他只是讨厌范仲淹的刚直，或者嫉妒其声望。
让宋庠意料不到的是，吕夷简在这件事上把他“卖”了。
吕夷简早年曾被范仲淹指责擅权，为此把范仲淹贬职到南方的饶州。人人都知道吕夷简很讨厌范仲淹。
吕夷简和宋庠也一向合不来。可是仁宗皇帝很器重宋庠，吕夷简一直没有机会扳倒对方。
范仲淹的“书信风波”发生之后，吕夷简故意对宋庠说：“作为人臣怎么可以私下和外国通信，范仲淹竟敢这么做！”
宋庠听了这话，以为吕夷简要借机扳倒范仲淹。宰相和执政好容易达成了共识，宋庠底气很足，就提出处决范仲淹。
不料吕夷简手段更高明，事到临头，又站到了“多数派”那边。宋庠在朝臣惊愕的目光下尴尬万分，除了暴露自己的狭窄和偏激，别无所得。
这正是吕夷简打击政敌的手段。在一些朝臣的谴责下，宋庠被打发到扬州做知州去了。这是否让你想起了一句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范仲淹远在西北，起初不知道自己经历了生死劫，更不知道宰相和执政上演的闹剧。
不过，范仲淹也因为私自给李元昊写信受到了轻微处罚。
4
当时范仲淹还兼任户部郎中。1041年四月，他的户部郎中降为户部员外郎，改任耀州知州，其他职务不变。
范仲淹行事一向非常谨慎，他在“书信风波”里的做法是否欠考虑呢？
其实这件事恰好证明，范仲淹考虑问题太全面了。
到耀州上任后，范仲淹写了一封奏书《耀州谢上表》，向宋仁宗谢罪，并解释了书信的事。
从这封奏书里可以发现，范仲淹写信、烧信都有一定的“法理依据”。
早在1040年八月，宋仁宗下诏，如果有西夏使者送信到西北边区，一概不予接收，并把使者驱逐出境。此外，朝廷还准许范仲淹设法招抚西夏人，表明宋王朝对西夏的“恩意”。
李元昊的使者到延州，范仲淹很想促成和谈。他派人给李元昊送信，是为了刺探西夏的虚实，以及李元昊的真实态度。
范仲淹说，这样做即便发现西夏没有和谈的诚意，只是自己试探失败，而不会伤及朝廷的脸面。
至于焚毁李元昊的书信，则是范仲淹的部下、西北名将之一张亢告诉他：朝廷曾 下旨，如果西夏以臣属的身份上书，边区负责人可以打开看看里头写了什么，如果言辞无礼，就不要递送了，就地烧掉。
正因为范仲淹过于谨慎，对敌人两手准备，又要维护朝廷的面子，却背上了越权行事的罪责。
没多久，范仲淹又恢复了户部郎中的兼职，回到边区前线庆州去了。
参考文献：
《宋史》
《续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