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开边无愧为大宋第一军功
及神宗继统，材雄气英，以幽、蓟、云、朔沦于契丹，灵武、河西专于拓跋，交趾、日南制于李氏，不得悉张置官吏，收籍赋役，比于汉、唐之境，犹有未全，深用为耻，遂慨然有征伐、开拓之志。 ——司马光《传家集》
“尽复唐之故疆”
宋神宗即位时，大宋开国已历百年。但他继位的第三天，三司使韩绛就奏报：自仁宗朝宋夏战争以来，征调财力，动用国库，“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神宗这才知道自己继承的是怎样一副烂摊子。说起来很难令人相信，在大宋建国的第一个世纪，增长最快的居然是军队。宋太祖时，全国军队只有20余万，结果到仁宗朝已经增加到120多万；神宗继位时，仍然有116万之多，足足增加了5倍有余，成为当时全世界当之无愧的（人数）第一大军，即使放到1000年后居然也能排到前四。以当时的人口来负担如此巨大的军队开支，其困难可想而知。宋仁宗皇祐年间任过三司使的蔡襄，曾对当时的军费开支做过统计：按禁军每人50千、厢军每人30千计算，军队开支总额达4800多万，占全部财政收入的5/6，简直令人难以想象！难怪刚刚继位的神宗无法理解这一“积贫”现象，直呼：“穷吾国者，兵也！”另一方面，宋军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加强对外敌（辽和西夏）的防御，以及为避免流民造反而大量招募流民为军。但日益庞大的人数换不来战斗力，以致“盗贼攻之而不能御，戎狄掠之而不能抗”。宋军在与辽、西夏的边境冲突中，仍旧败多胜少，竟致泱泱大国赂奉夷狄以换取边疆无事，令人气短，是为“积弱”。
在不过20岁正是血气方刚年纪的宋神宗看来，这样“积贫积弱”的局面是不可容忍的。他求治心切，对当时的元老大臣寄予很大的期望。即位次年，他召见前宰相富弼，问以边事，早已在对夏战争失败中磨尽了棱角的富弼答曰：“须是二十年不说着用兵二字。”再问治道，回答是“安内为先”。而老夫子司马光所能提供的治国忠告也只有“官人、信赏、必罚”六个字，实为老生常谈，说了等于没说。
如此回答大不合新天子的心意。另一位元老大臣韩琦日后就总结，神宗的志向是“聚财积谷，寓兵于民，则可以鞭笞四夷，尽复唐之故疆”。
实际上，宋朝的建立，彻底扭转了唐代“安史之乱”之后东亚大陆政治版图的碎片化趋势。就连当时的各个割据政权也看到了赵匡胤的统一雄心，后蜀宰相李昊就对其主说：“臣观宋氏启运，不类（后）汉、（后）周，天厌乱久矣，一统海内，其在此乎。”但宋代从未完成将东亚大陆重新整合为一体的目标，虽然比较顺利地兼并了南方的荆南、后蜀、南汉、南唐与吴越，却在幽州（今北京）惨败于契丹人的铁骑，被迫放弃了“华夷一统”的梦想，承认契丹（辽）是对等的兄弟之国，并不甘心地接受了宋、辽二元并存的天下秩序格局。
但在汴梁朝廷看来，契丹只是一个例外，“蛮、夷、戎、狄，舍耶律氏则皆爵命而羁縻之。有不臣者，中国耻焉”。对于地处“汉唐旧疆”之内的周边政权，更被视为宋廷“恢复”的对象。这些地方主要包括：名义上是“静海军”的“大越”李朝（今越南北部）；法理上是“定难节度使”，却公然反宋自立的“河西李氏”（即西夏）；孤悬河西走廊一隅的“归义军”（后被西夏吞并）；在唐代后期逐步被吐蕃占领的河湟地区（“武威之南……皆故汉郡县”）以及念兹在兹的契丹占领下的“燕云十六州”，虽然与契丹约和后，表面上“中国之人遂以燕为外物，不置议论之内”。至于原是汉代郡县却在唐代自立的南诏（大理），“艺祖（太祖）皇帝鉴唐之祸，乃弃越嶲诸郡，以大渡河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后世宋帝遂也不将其列入“汉唐旧疆”之内。
这位年轻气盛的宋神宗，“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愤然将雪数世之耻”。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是，在宋神宗即位之初，新皇帝亲自为宋仁宗时期著名将领狄青题写了祭文，以表彰其“在仁宗时，奋于戎马间，捍西戎连取奇功”的卓越战绩。这在武人地位卑下的宋代实在异乎寻常，显示出神宗一改之前“真宗、仁宗意在无为，一用至柔，凡外敌慢侮、请求，无不可忍”，决心“用武开边，复中国旧地，以成盖世之功”的态度。也正因宋神宗有开边之意，“己而擢用王介甫（安石），首以用兵等说称上旨，君臣相得甚欢”。对于宋神宗而言，由王安石主导的一系列改革旨在“富国强兵”，而其中“富国”与“强兵”相比较，“富国”只是手段，“强兵”才是目的。反观王安石，“自翰林以来，未尝一日言及于用兵”，似乎对外用兵并不是他的兴趣所在。
《平戎策》
对于宋神宗而言，在名列“汉唐旧疆”的各地中，尤以西夏的“收复”最为迫切。
早在宋太宗、真宗时，李继迁时叛时降，与辽结成掎角之势，共同对付宋朝，并攻取北宋西北枢纽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境内），对北宋构成了很大威胁。虽然继迁子德明改变了对宋策略，与宋议和，有过近30年的友好相处时期，但是之后元昊公然称帝，使西夏在法理上成为大宋王朝立国之后唯一通过公然叛乱分离出去的政权。直到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元昊因连年用兵使西夏财力枯竭，夏辽邦交破裂，不得不与宋议和，订立庆历和约，名义上向宋称臣（换取“岁赐”），战争才有所减少，双方维持对峙局面。但西夏仍是威胁宋朝西北国防的一个心腹大患，正所谓“中国之所患者，辽人也，夏人也”。实际上，自从公元1005年澶渊之盟后，宋朝与契丹保持了长期和平，而宋夏之间却常有大小规模的战争出现，西夏带给宋朝的军事压力远比辽朝严重。
或许正是体会到了宋神宗有志于天下，王韶廷奏《平戎策》三篇，陈述“开边”方略，得到皇帝赞赏，然后被委以重任。
王韶（1030~1081），字子纯，江州德安人。进士及第，任新安主簿、建昌军司理参军。后参加制科考试不中，随客游陕西，访采边事。他的《平戎策》最重要就两句话“欲取西夏，先复河湟”。首先，“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先要收复河湟地区的吐蕃部族，“以绝西夏右臂”，“则夏人有腹背之忧”，“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最终消灭西夏，进而讨平辽国。
位于西夏之南的河湟地区在青藏高原东北部，是由湟水和黄河冲击而成的两个谷地的统称。公元763年，吐蕃军队利用唐军陷入“安史之乱”的机会，完全侵占了这块地方。公元842年，末代赞普被杀后，吐蕃中央政权瓦解，而河湟地区实际上仍在吐蕃各部落的实际控制之下。宋太宗对吐蕃还是置之度外的态度。到了11世纪之后，奉吐蕃赞普后裔为主的唃厮啰政权在这里兴起。公元1035年，西夏元昊曾遣军攻打唃厮啰，意图趁其立足未稳一举消灭之，结果反被打得落花流水。北宋朝廷看到它作为“西北藩篱”的价值，遂封唃厮啰为“保顺军节度使”。“自元昊拒命以来，终不敢深入关中者，以唃厮啰等族不附，虑为后患也”，说明唃厮啰政权对西夏有相当大的牵制作用。
但唃厮啰死后，诸子不和，分占黄河以北湟水流域和黄河以南洮水流域，使唃厮啰政权势力大为削弱。王韶就认为，一旦西夏兵南下将其攻灭，大掠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市）、渭州（治今甘肃平凉市）之间，占据兰州、会州（治今甘肃靖远县），南山生羌也将归附于西夏，进而出兵掠夺洮州（治今甘肃临潭县）、河州（治今甘肃临夏市）两地。洮州、河州不保，则陇、蜀诸郡也就免不了受其掠扰。因此宋廷应抢先下手，改变过去对秦陇以西吐蕃诸部“抚宁部落，务令安集”的怀柔政策，转而以武力开拓和经营。虽然唃厮啰对宋比较友善，但在收复“汉唐旧疆”的政治正确之下，“恢复”本身就是正当的出师之名。宋廷从来没有考虑过寻找战争借口的问题，因为“擅命一方，不归版图”本身就是过错，毕竟“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发明权属于宋人。
与“恢复”河湟的大义名分相比，另一个理由更加实际：河湟地区产马甚多。公元1115年，这里的部落一次即向宋进贡战马，“估共值得钱七百六十万”。在历代中原王朝中，宋王朝由于彻底丧失了西北、东北两块传统牧马地，战马供应最为紧张，于是更为重视作为产马重地的河湟地区。在与西夏交恶后，设环（治今甘肃环县）、文（治今甘肃文县）州等地的买马场已经成为宋军战马的主要来源。这些战马主要来自秦凤路沿边吐蕃等部族和四川境内各少数民族。在宋朝战马需求急切，马源却日益枯竭，完全仰赖商业途径购买吐蕃等族战马的情况下，占据河湟，控制和保障马源，以增强武备、抵御西夏，就必然成为宋朝的重要战略目标。
河湟大捷
北宋朝廷先是委派王韶到秦凤路经略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后来在王安石的支持下，王韶开始整体负责秦州西路招抚蕃部、创设市易司、募人营田等事务，开始着手进行他在《平戎策》中设计的战略，具体的方针政策则是：“先以恩信结纳其人，有强梗不服者，乃以杀伐加之。”即用恩信，积极争取吐蕃各部的同时，兼以武力对付不归顺者。
首先是古渭州，旧称古渭寨（今甘肃陇西县），系渭水所出之地。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宋政府开边的军事行动就是以古渭寨作为开拓河湟的基地，在这里开垦荒地，设置市易司，招纳蕃部，为战役作前期部署与准备。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王韶成功招抚吐蕃俞龙珂部，俞龙珂“率所属十二万口内附”，被宋神宗赐名包顺，使其永镇岷州（治今甘肃岷县），受此事影响，远近大小蕃部纷纷归附北宋，前后有20余万口，北宋由此所辖疆土拓展了1200里。通过对秦州蕃部的招抚，宋廷基本上控制了这里的局面。
为了更进一步向西深入，王韶又选择熙州（治今甘肃临洮县）作为经营洮西的基地。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七月，王韶在渭源堡（今甘肃渭源县城）和乞神坪（今甘肃渭源西南）筑城，进兵至抹邦山，与吐蕃蒙罗角、抹耳和水巴等族对垒。宋军居高临下，吐蕃兵士翻上宋营，王韶身先士卒，指挥宋军奋勇迎击，大败番兵，焚其庐帐，洮西震动。唃厮啰的孙子木征渡过洮河来援，吐蕃余众复集。王韶命令别将在竹牛岭（今甘肃渭源县至临洮县间）南虚张声势，自己亲率一支军队奇袭武胜军，建为镇洮郡。不久王韶又打败木征亲军，招抚其部落20余帐。十月，北宋政府改镇洮郡为熙州，并以熙、河州（治今甘肃临夏市东北）等一路，任命王韶为经略安抚使，兼知熙州。
第二年，王韶进驻康乐寨（治今甘肃康乐县）、刘川堡（治今甘肃康乐县），开通驿道。二月，王韶一举攻克河州；四月，攻占诃诺木藏城和香子城（治今甘肃和政县）；八月，穿越露骨山，南入洮州境内。其间道路狭隘崎岖，骑马难行，宋军每天要多次下马，方能通过险途。木征乘王韶行军作战的机会，再次入据河州，并亲率人马追击宋军。王韶不畏艰险，奋力作战，打败了木征，再次平定河州叛乱。九月，岷州吐蕃首领木令征听到河州已定，遂主动举城归宋。宕（治今甘肃宕昌）、洮（治今甘肃临潭）、叠（治今甘肃迭部）三州的吐蕃部落也相继归附。此次出征，王韶前后行军54天，跋涉18000里路，平定五州之地，招抚吐蕃诸部无数。自宕州临江寨北达安乡关，幅员2000里，斩获不顺蕃部1900余人，招抚小大蕃族30余万帐。包括熙、河、洮、岷、叠、宕六州之地全部收复，恢复了安史之乱前由中原王朝控制这一地区的局面。这也是北宋王朝在结束十国割据局面之后，80年来所取得最大的一次军事胜利。
消息传来，汴梁朝廷一片欢腾。王韶被加官晋爵自不待言，他被北宋朝廷授予左谏议大夫、端明殿学士。苏轼也写下《获鬼章二十二韵》庆祝这一胜利（虽然几年后他又指责“王韶构祸熙河”），就连劝宋神宗“二十年不言兵”的富弼对“恢复”熙河也大加肯定，认为“开拓故疆，诚为国朝美事”。
但胜利的代价也是惊人的。光是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的战役，耗费钱、粮、银、细、绢之费，竟达1200万贯匹，司马光日后指责当时“捃拾财利，剖析秋毫，以供军费”并不是没有道理。而这次战争，毋庸讳言，是残酷的武力征服，宋军杀蕃部老弱、焚荡帐户不计其数，致使新纳入统治的熙河一路，“自用兵以来，诛斩万计，遗骸暴野，游魂无依”，变成一片白地。这就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熙河虽名一路，而实无租入，军食皆仰给他道”。每年北宋政府都需要向熙河地区支22万石军粮，10万石马料，还要买草80万束，才能养活这里的驻军和官吏。这些物资的运输又要大量的民夫来转运，路程遥远艰难，民夫回程时更是艰辛无比，“及代回，又无日食，不免乞丐”。“自开建熙河，岁费四百万缗”，后来虽然熙河由于开发有了一定的财政收入，仍然“岁常费三百六十万缗”，而当时宋廷岁入不过六千万缗。但北宋政府坚持以如此巨大的经济代价维持熙河路的存在，一方面，还是想把这里建成一个进攻西夏背部的桥头堡，实现“以绝西夏右臂”的战略计划，王安石就说过，“今所以招纳生羌者，正欲临夏国”，“他时兼制夏国，恢复汉、唐旧境，此乃基本”；另一方面，仍是因为这里已经变成了宋朝的主要战马来源，“国马专仰市于熙河、秦凤矣”，良种蕃马年以万匹输入内地，解决了北宋战马奇缺的燃眉之急。
“调一天下，兼制夷狄”
无论如何，河湟地区的收复毕竟是北宋自宋太宗之后，主动进行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军事行动。而这一胜利，实际上也是为宋神宗、王安石君臣“调一天下，兼制夷狄”大战略开了一个好头。所谓“兼制夷狄”的对象，就北方而言，既包括西夏，也包括“兄弟之国”辽：“首用王韶取熙河，以断西夏右臂；又欲取灵武，以断大辽右臂。”
可惜，在很长时期里，熙河路的建设与镇压蕃部反抗已经使北宋朝廷疲于应付。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正月，王韶奉旨入朝，唃厮啰第三子董毡就趁熙河地区新定，人心不稳之时，以数万众进入河州、岷州，意图收复失地。河州知州景思立领军六千前往讨伐，在踏白城全军覆没，景思立战死。这是熙河之役以来宋军的最大败绩，直到王韶闻讯后急驰入熙州，带兵绕道踏白城，焚毁吐蕃营帐8000余，斩首7000余级，迫使木征投降，才稳定了熙河地区的局势，这也使得北宋朝廷无法从河湟地区出兵来攻击西夏。
但是西夏对这一如芒刺在背的威胁还是比较在意的。在宋朝河湟开边最盛的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西夏已大力备战，“恐我（宋）大兵至，修筑于凉州”。
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西夏“大点集”，“陕西路缘边诸路，累报夏国大集兵至”，西夏以2万大军袭宋。其实，当时宋神宗已经在酝酿对西夏的大规模攻势，此次西夏“领大兵入寇”，离宋军西征“所定师期尚远”，却意外地使得宋朝即将启动的“恢复”战争更有出师之名，宋神宗就说，宋朝“未尝侵犯夏国”，而西夏使“我师出境，其名益直”，虽然王安石更说过：“若力足以制夏国，岂患无辞！”
这一年，神宗发动“恢复”西夏的战争，此战的目的是“直捣兴、灵，覆其巢穴”，“恢复汉、唐两河之地”，换句话说，即是意图一举灭夏。结果，宋军“五路出兵，问罪夏国”，却在灵州（宁夏吴忠市境内）败北，只能“无所获而归”。次年的永乐城之战更遭惨败，“死者将校数百人，士卒、役夫二十余万”。“灵州、永乐之役，官军、熟羌、义保死者六十万人”，两次惨败使宋神宗身心深受打击，“深自悔咎，遂不复用兵”，放弃了对西夏的征伐。
另一方面，对于宋朝大张旗鼓的开边活动，辽朝也明确感受到“（宋）若已服夏国，当觇幽燕”的威胁。宋朝“朝廷遣兵问罪，与北朝不相干涉”的外交辞令自然无法取信于人，故契丹人“引先发制人之说，造为衅端”。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开始，北宋驻守雄州边境（今属河北省保定市）的官员已多次向宋廷报告，说契丹的兵马多次越过作为两国边界线的拒马河，看样子是要在拒马河南岸安置口铺（哨所）。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辽使萧禧更进呈辽朝国书，以宋人侵入辽境为借口，要求重新划分地界，实际上辽人坚持欲以蔚、应、朔三州的分水岭为界，并以军队侵入代州相威胁，把军队开到了边界上。尽管宋人据理力争，杰出的科学家沈括更亲自考察边界地势后令契丹人哑口无言，但宋廷终究让步，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一月，沿分水岭重新划分了地界，“河东当日割地与辽，边民数千家坟墓田业皆入异域，驱迫内徙，哭声振天，至今父老痛入骨髓，而沿边险要，举以资敌……”。
这次划界事件后不久，王安石再次罢相，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日后反对派上台，划界事件就成为他们诽谤王安石的一个口实，王安石俨然成为“弃地七百里”的主导者。所谓“王安石再入相，独言‘将欲取之，必固予之’，以笔画地图，命韩缜悉予之”，此事的始作俑者就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苏辙，正是这位大文学家开始用“闻”听别人谈论的口吻，污蔑王安石弃地。
这实在是冤枉了王荆公，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到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这段宋辽谈判的关键时期，王安石并没有在朝廷为相，如何能够干预这段时间内的交涉？而在王安石再相并赶回开封府的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的九月，他急切地见到宋神宗主张对契丹强硬，维护国家权益。这时候反而是宋神宗惧怕契丹，执意妥协，“今中国未有以当契丹，须至如此”。即便王安石告诫神宗，“陛下非睡王（指庸主辽穆宗耶律璟），契丹主非柴世宗”，宋神宗还是对武力抗辽没有信心，决意暂时对辽妥协，以割地来换取对辽的和平，“沮中国而生外敌之气也”。显而易见，王安石是替宋神宗背了黑锅。
结果，从“恢复汉唐旧疆”的目标而言，宋神宗开边以全面失败而告终。对契丹割地，对夏战争惨败，甚至公元1075～1076年对交趾（李朝）的战争也未能达到“郡县而治之”的预定战略目标，遂令王韶拓边熙河成为这一时期宋廷军事上的唯一胜利。
（摘自《看不够的中国史》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