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对私营手工业的控制与反矿税监使
明朝中叶，朝廷进一步加强对私营手工业的控制，尤其是采矿、制瓷、纺织、制盐、制茶等私营手工业备受限制，且不断遭受盘剥和掠夺。明廷一再禁止民间开采煤、铁、铜等矿产。并于制瓷业中实行“官搭民烧”，即将原由官窑烧制的瓷品，交民窑烧制，但出价极低，若烧不成，则由民窑赔偿，因此造成许多民窑破产。纺织业中则强制推行领织制度，官府出钱粮或丝料，交由机户织造，织毕交官取酬，不过“每发后期，且多扣克，以朘削之余，市腾涌之料”①，机户反因赔本而破产。明朝还实行盐、铁专卖制度，商人未经许可，不得经销盐、铁。此外明廷严格执行海禁政策，禁止商人下海通商。而国内经商更是关卡林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行货有税矣，而算及舟车；居货有税矣，而算及庐舍；米、麦、菽、粟，饔飧也而税；鸡豚，肉食也而税；耕牛、驴、骡，一畜产也而税。搜刮于十五郡之中，遍及于一百十六州县之内”②。
政府对私营手工业的限制与盘剥，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之嘉靖、万历年间，统治集团的荒淫腐朽，使府库日渐空虚，朝廷财政危机不断加剧。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起，神宗为了摆脱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陆续派遣大批宦官作为矿监税使，分赴各地课敛诛求。税使专事在重要城镇、关隘和水陆要道上设立关卡，课征商税。“水陆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货。负载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③。税使亦遣爪牙于长江上拦截过往船只，强行征税，以至于一舟扬帆三四百里，就要交五六次税。仅运河临清至济宁段，约四百里长的河段上，就“层关叠征”。而矿监更以开矿为名，见“富家钜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④。他们拆民房，掘良田，挖坟墓，无所不为。
矿监、税监使的“纵横绎骚，吸髓饮血”，极大地摧残了工商业的发展，使“天下萧然，生灵涂炭”⑤，大量的工商业者破产，店铺倒闭。如河西务原有布店一百六十余家，倒闭多达一百三十多家。山东临清原有绸缎店三十二家，倒闭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家，倒闭四十五家；杂货店则关闭了四十一家⑥。由此可见，“自税使纷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税额日增，而富商之裹足者十六七矣”⑦。商贾裹足，商业萧条，政府的税收亦大为减少。万历二十五年（1597），仅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淮安等地税卡每年可收税四十万七千五百余两，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减少到二十六万六千八百两。
矿监、税监的横征暴敛，极大地损害了工商业者及市民的利益，引起手工业者、中小商人的反抗。在一些地方出现工商业者武装开采矿产，武装贩运私盐、私茶的斗争，最终则发展成为更大规模的反矿监、税监的斗争。
万历二十四年（1596），宦官陈奉领命入湖广采矿征税。这位矿监使“恣行威虐”，奸淫劫掠，无恶不作。稍有不顺，即鞭笞官吏，甚至白昼剽劫，“惨毒备至”。仅二年间，他在湖广地区就搜刮到“金宝财物巨万计”⑧。湖广商民对其行径恨之入骨，先后爆发民变十余起。万历二十七年（1599），陈奉又赴荆州征税，依旧随意加税，“剽劫行旅”。数千市民相聚，向其投掷瓦石。陈奉狼狈逃窜武昌。次年，陈奉继续在武昌征税，再次借机敲诈，凌辱妇女，横行霸道。愤怒的武昌市民连续发动反对陈奉的“民变”。商民六万余人包围其公廨。陈奉被地方官府救出后，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正月，对武昌商民血腥报复，令官兵“举火箭焚民居”。再度被其暴行激怒的群众奋起反抗，数万人又一次包围了他的公廨，吓得他躲藏至楚王府中。商民抓陈奉不得，遂将其爪牙“捆得手足，投之于江”⑨。武昌商民的反抗斗争，终迫使明廷不得不于四月，下令撤回陈奉。
万历二十七年（1599），山东临清也爆发反对税使马堂的斗争。税使马堂及其爪牙，在临清胡作非为，“白昼锒铛通衢，睨良家子富有者，藉其业之半；佣夫里妇，负斗粟尺布贸易者，直搤夺之”。马堂原是天津税监，兼管临清税务。他在山东七年间，每年抽税不下十五六万两，而上缴朝廷不过七八万两。其间隐瞒税额共达一百三十余万两。他在临清网罗地痞流氓数百人充当其爪牙，白昼抢劫，“抗者辄为违禁罪之”。马堂一伙的行径，造成“中人之家，破者大半”⑩。忍无可忍的临清市民“远近罢市”，“匡织手”王朝佐率万余民众围攻马堂，放火焚毁税监衙署，杀死其爪牙三十七人。事后官府于临清搜捕要犯，株连者甚众，王朝佐挺身而出，临刑前面不改色，英勇就义。
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也爆发反抗税监孙隆的斗争。孙隆和他的参随黄建节及地痞汤莘、徐成等十二人，先于苏州设立“五关”，恣意征收商税，以至于“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以织造为业的织工更处于“岌岌乎无生路”的窘迫境地。孙隆一伙仍不满足，继而又议定，城内机户每张织机，收银三钱；又规定凡缯之出市者，每匠纳银二分。此法颁行之后，“机户皆杜门罢织”，机工则“自分饿死”。六月初三日，愤怒的织染工二千余人在织工葛贤的率领之下，于苏州玄妙观宣誓，“欲为吴民剿乱”，表示“宁拼死救此一方”，提出“不杀（税）棍、不逐孙不休”的斗争口号。反抗的市民制定了不取一钱一帛、不错杀一人的严明纪律。葛贤手持芭蕉扇指挥市民，先后殴杀孙隆的爪牙汤莘、徐成等人，捣毁税监行署，逼迫苏州府衙交出孙隆。他们还捶死税官多人，纵火焚烧豪富宅第十余处，且于城郊遍贴榜文：“税官肆虐，民不堪命，我等倡义，为民除害。”在市民的反抗斗争面前，孙隆吓得到处躲藏，最后在地方官府的保护之下，偷偷溜出苏州城，逃往杭州。明廷恐怕事态进一步扩大，只好将孙隆撤换掉。
湖广、临清、苏州等地工商业者及市民反矿监、税监的斗争，此起彼伏，形成明后期反抗明廷横征暴敛、残暴统治的斗争高潮，而且很快向其他地区蔓延发展，形成一股规模洪大的反矿监、税监的斗争洪流。
明万历三十年（1602）九月，江西景德镇爆发了瓷窑工人反对税监潘相的斗争。万余名瓷工奋起反抗税监的暴虐，放火烧毁御窑，打死潘相爪牙陆太守，潘相本人也被儒童殴打致伤。
万历三十一年（1603），太监王朝管督北京（今北京）西山煤矿。他恃矿监之权势，向民窑大肆勒索。民窑主王大京代表诸窑主与王朝等人交涉，却遭拘捕。这一行径激起窑主与窑工的联合反抗。窑工和运煤夫结队，浩浩荡荡开进北京内示威，“黧面短衣之人，填街塞路，持揭呼冤”。这场斗争直接威胁到位于京城的朝廷，明帝不得不撤走王朝。
万历三十四年（1606），云南也爆发了反对矿税监杨荣的斗争。奋起反抗的百姓杀死杨荣，投尸于烈火之中。
此外，西安、新会、香河、福州等地的工商业者和市民也相继掀起反对矿监、税监的斗争。这场斗争始终不断，一直延续到明朝末年。它与农民反抗明朝腐朽黑暗统治的斗争相呼应，沉重地震撼了明朝的统治，加速了明王朝的覆灭。
注释
①《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五《矿税之弊》。
③④《明史》卷八○《食货志》。
⑤《明史》卷三○五《陈增传》。
⑥《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
⑦《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二三一《杂税》。
⑧⑨《明史》卷三○五《陈奉传》。
⑩《明史》卷三○五《陈增传·附》。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蒋以化：《西台漫记》卷四。
《明神宗实录》卷三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