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期时期的闽浙烽火

明朝中期，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农民的地租、赋役也大大加重了。在土地兼并、地租赋役繁重的情况下，广大农民生活难以为继，只好携带家口，四出逃亡，成为饥餐露宿的流民。正统年间以后，流民已遍及全国。流亡的农民，有的转移他乡，为人佣工；有的流入城市，成为小商小贩；有的背禁出海，逃到国外谋生；大部分则奔向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地区，开荒种地或开采矿产，养家糊口，艰难度日。即使如此，农民仍然无法得到安定的生活。

从明中叶开始，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影响了封建统治自然经济基础的稳固。昏庸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剥削，巩固其统治，便对一些手工业部门，特别是矿冶业，采取严格的“矿禁”政策。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刺激了统治者的贪欲，他们需要更多的金银。因此他们凭借政权力量，垄断矿业生产，在产矿区或冶炼所设立“矿场局”或“炉局”，并设置官员来管理采冶矿场，督办矿课及巡视矿工有关事务，禁止百姓开采。此外，封建统治者害怕允许人民自由采矿，老百姓得以聚集深山，会有图谋“不轨”的危险。因此，统治者对采矿业实行严格控制，规定：苟非政府特准，不论军民人等皆不得私自开矿冶炼，并划定封禁山区，设立“关卡”、“驲路”，驻兵防守。矿区一经封禁，“禁不许入”，犯者与私自采矿者皆处罚。广大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只有铤而走险，奋起反抗。正统年间，叶宗留领导的矿工起义就是在此情况下爆发的。

叶宗留，浙江庆元（今宁波市）人，矿工出身，幼习武艺。为了生活，他不顾明政府的禁令，和丽水人陈鉴胡率流民数百人，冒着生命危险，在浙江、江西、福建三省交界的仙霞岭、铜塘山一带，私开宝丰场、少亭坑诸银矿谋生。仙霞岭是明朝政府明令封闭的禁区，严禁流民进山采矿。为了应对官府派兵追捕，叶宗留便利用铜塘山险要的地势，“铸冶兵甲”，组织武装，保护流民开矿，并公开反对明政府对矿业的垄断和封禁，要求矿业自由经营。正统九年（1444）六月，明政府下令，收民矿官有，对私自开矿者处以死刑，家属发配边疆，“如有不服追究者，即调军追捕”①。叶宗留和矿工们对于官军的恐吓，不但没有屈服，反而向官军挑战说，倘若要战，可约定某日大战一场。他们决心用武装斗争反对明王朝的专横统治，争取采矿权利。在他们的正当要求遭到拒绝后，叶宗留领导●中国历史大讲堂明朝大事本末●矿工于同年七月在仙霞岭等地举行武装起义，附近农民纷纷响应。他们活跃在浙江、江西和福建三省交界地区，“东捕则西逃，南搜则北窜”，多次击退官军的追捕，“官军被杀者甚众”②。

正统十二年（1447）春夏之交，叶宗留领导武装矿工“盗掘”浙江庆元县少阳坑、政和县少亭坑，因生产技术落后，“无所得”或“所得微甚”，又加上官军追捕甚急，叶宗留正式提出起义口号，他对矿工说：“与我取于山，既无所得，孰若与尔取于人，一撑而有余矣！”③叶宗留的鼓励，立刻在矿工中引起强烈的反应，一致赞同他的号召，从此便不再开矿。在叶宗留的率领下，他们在政和县正式揭起义旗，宗留“自称大王”④，直接进行起义斗争。

起义军回师攻占庆元，发展队伍，进行军事训练。同年十月，起义军从浙江庆元出发，分两路进军：一路攻入福建，占领蒲城、建阳、建宁等地；另一路沿山路进攻江西，控制了车盘岭的交通，“行旅断绝”，铅山顿时震动。起义军所到之处，为民除害，镇压贪官污吏，杀富济贫，开仓放粮，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沿途贫苦百姓纷纷加入义军，队伍不断壮大。明朝统治者惊恐万状，连忙调动官兵和乡勇围攻，妄图一举消灭起义军。

先是，正统十一年（1446）三月五日，英宗允准浙江右参议吴升的请求，派遣御史柳华往督福建、浙江、江西三司调兵镇压“矿盗”。柳华到了福建，一面出兵讨伐，一面把村民组织起来，“编为什伍”，令各村镇修筑“隘门”、“望楼”，自置兵器，进行搜捕。在敌人的强大进攻面前，起义军毫不畏惧，英勇奋战，起义声势更加壮大，影响所及，为当时活跃在福建的另一支起义队伍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创造了有利的斗争形势。

邓茂七原名邓云，江西建昌（今江西南城）人，佃农出身，“勇悍自智”，有“健儿”之称，及长，“以豪侠为众所推”⑤。因他在家乡杀死恶霸地主，被官府追捕，遂逃到福建宁化，改名茂七。福建的富豪对农民的剥削比江西更为苛重，除向佃农征收高额地租外，还强迫农民把田租送到家中，名曰“送租”。每年冬秋之际，还向农民索取鸡、鸭、鱼、肉之类，名曰“冬牲”。农民被榨得穷困不堪，难于活命，这时，福建官府正在为防止人民参加矿工起义而组织保甲，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邓茂七被群众推举为都总甲。他便利用这一合法身份和有利时机，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组织活动，积极筹划抗租斗争。他号召农民兄弟拒绝“送租”，“令田主自运归”，不交“冬牲”，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和响应。农民的斗争触痛了地主豪绅的特权，他们联合起来向官府控告邓茂七煽动叛乱。官府派兵追捕邓茂七，茂七率众拒捕，且“杀弓兵数人”。知县闻讯，亲率官兵三百余人前去镇压，也被茂七率众“格杀殆尽”。邓茂七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便“设官署”、“封官职”，于正统十三年（1448）二月，在沙县正式宣布起义，邓茂七自称“铲平王”，立誓要用暴力手段铲除封建社会的不平。广大农民和流民群众纷纷起来响应，“凡远近至者，皆附其党”⑥。龙溪县人蒋福成率领一万多炉工和农民投奔邓茂七，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

起义军迅速攻下杉关（今福建光泽西），接着又攻克光泽、邵武、顺昌等二十多个州县，设官治理，东南为之震动。四月，起义军向闽中重地延平府（今福建南平市）进攻。明政府急忙派出两千士兵前来阻击，被起义军全部歼灭。在声势浩大的农民军攻势面前，明御史丁瑄派遣使者持书向邓茂七诱降。邓茂七严词怒斥使者：“吾岂畏死求免”，宣告：“吾取延平，据建宁，塞二关，传檄南下八闽，谁敢窥焉”⑦，并当场杀掉了使者。诱降失败后，延平守城御史张海急派都指挥范真率领四千明军从延平出发，向农民军进攻。邓茂七在离延平府城二十里的双溪口设下埋伏，全歼敌军，然后挥师直逼延平府。农民军在延平城下杀死都指挥范真、指挥彭玺等，张海慌忙向明廷告急。

正统十三年（1448）八月，明英宗急忙召见右佥都御史张楷，面谕全闽危急，命他偕同都督刘聚、陈荣率兵入闽镇压。九月，张楷等率领从南京、浙江、江西等地调来的官军数千人，从浙江和江西分两路向福建邵武进发，对邓茂七起义军形成两面夹击之势。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邓茂七主动与叶宗留矿工起义军联系，互相配合，共击敌人。张楷企图率军由浙入闽，镇压邓茂七的农民军。叶宗留率军扼控闽赣边界要道，阻止官军进入福建。十二月，当张楷率领官军进入江西广信（今上饶市）、铅山等地时，叶宗留率领起义军在铅山黄柏铺与敌人展开激战。他身着绯红色衣服，冲锋在前，率众杀敌，歼陈荣部官兵二千五百余名。叶宗留在战斗中不幸中流矢牺牲。起义军推举叶希八为领袖，继续坚持战斗。他们绕道与邓茂七取得联系，并分兵四百人，前去支援邓茂七的起义军；另一方面，他们以主力攻入浙江，直捣处州（今丽水）、金华等地。

在叶宗留起义军的配合和声援下，邓茂七在福建战场上主动出击。茂七除率主力进攻延平府外，又分兵四出，连克海宁、泉州等二十多个州县。起义军每克一城，则焚烧官府衙门，开牢放囚，抄取官府册籍，开仓救济贫民。他们这种铲除不平、劫富济贫的行动，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数月之间，起义军扩大到数十万人，完全“控制八闽”。由于两支起义军配合作战，“此入彼出，官军首尾不能相应”⑧。起义军以沙县陈山寨为根据地，驻扎于邵武的峡阳，永安的贡川，龙岩的后洋、挂山口一带，且设有文官如尚书、引班学士、都御史、巡按都御史，武官如统兵、总都督、统军、都督、指挥等⑨。这一切可见行政及军队组织的严密，表明了起义的蓬勃发展。“当时官吏罔知所措，往往警畏走避，虽以朝令将领，亦皆观望以为进退，无有立一定之计，决必然之策者。”⑩

起义形势的迅速发展，震撼了封建统治基础。明英宗在惊惶失措之余，怒杀了所谓“失机”的监察御史王澄、巡按御史柴文显，并斥责张楷“进兵日久，全无实效，只虚文支吾，再不用心，必杀不宥”。正统十四年（1449）正月，明廷派遣宁阳侯陈懋佩征南将军印，充总兵官，保定伯梁瑶、平江伯陈豫充左、右副总兵，刑部尚书金濂参赞军务，统率在京神机五军及浙江、江西等都司官军，太监曹吉祥、王瑾提督京师官军二万人及江、浙漕运军二万七千人，采用全面包围、各个击破和分化“招抚”政策，首先向福建邓茂七起义军发起进攻。

陈懋到了福建，一面派兵分道镇压义军，一面对义军施展诱降伎俩。这时，邓茂七以陈山寨为基地，派刘宗、罗海、黄琴等率军扼守沙县至建阳的通道，拦击官军；他自己则亲率主力继续攻打延平府。正在这紧要关头，义军中的黄琴等三十余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叛变投敌，并诱杀了刘宗、罗海等重要将领，使敌人顺利地占领了建阳、邵武等地，向起义军进攻。起义军来不及调整部署，处于十分不利的被动作战状态，使刘聚和张楷的官军，有条件配合夹击正在包围延平的起义军，摧毁起义军在邵武、峡阳及永安、贡川等一带的根据地，遭受极大的损失。

当起义处于低潮的时候，潜伏在起义军内部的异己分子罗汝先，乘机利用阴谋诡计，破坏起义。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汝先乃诡从贼，果诱茂七下山攻延平府，官军预于溪北湾伏置兵器，贼拥众南岸，乘浮桥过，火药齐发，烧死贼数百，瑄（御史丁瑄）督众军分道冲击之，贼大败逃走，指挥刘福直前斩茂七，追余贼至秋竹铺，得贼船百余艘，招抚胁从百姓凡五百一十户，二千五百口”。

邓茂七牺牲后，起义形势急转直下，但是起义军并未因此而瓦解。随后，起义军又推举茂七之侄邓伯孙为首，坚守陈山寨，继续坚持战斗。三月底，义军首领郑永祖率领四千起义军进攻沙县；邓伯孙率领起义军从后洋出击，企图截断敌军粮道，重新占领同安、龙溪县，烧毁建阳城外贪官污吏的别墅；陈敬德领导的另一支起义军又向永春县发起进攻。起义斗争在各地继续展开，一时声势扩及江西各县。可是由于起义军领袖邓伯孙与其叔茂七同样缺乏斗争经验，中了敌人的挑拨离间计，杀了得力干将张留孙，致使“人人自疑，弃伯孙降”。五月七日，陈山寨亦陷入敌手，邓茂七家属及伯孙、总兵、都督等二百余人，全部殉难，起义失败。

明军把福建起义军镇压下去之后，依照明政府的“俟灭福建贼邓茂七毕，将移师浙江灭宗留”的指示，立刻调集万余大军，水陆兼程，赶赴处州，镇压正在围攻处州的“矿工”起义军。五月二十五日，张楷的军队在处州附近的铜山寺，残酷地屠杀“矿工”起义军，解了处州之围。接着，他又使用阴谋故伎，招降了叶希八、陶秉伦及其所属人员，只有陶得二“杀使者不受招”，且和云浮县起义首领王景参“连结一处”，扩充至五六千人，继续领导“矿工”义军，坚决斗争到底。他们采用里应处合、内外纵火焚荡的战术，攻陷了武义。此外，他们又攻下了丽水、云和、青田、兰溪、永康等县，消灭了起义军的死敌浙江佥事陶成，使“官军莫能制”。但由于孤立无援，最后在景泰元年（1450）十一月五日，陶得二等也光荣地牺牲了。这支义军又告失败。

叶宗留、邓茂七起义，前后持续达七年之久，转战浙、赣、闽三省广大地区，给明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这两支起义军战斗在不同地区，彼此各不相属。叶宗留起义反对政府对矿冶业的垄断统制政策，要求开采自由，使斗争带有早期市民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斗争的性质。邓茂七起义反对封建政府的剥削和压迫。两者目标一致，利益一致，客观上起着相互配合与声援的作用。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面临共同敌人的进攻，他们便由客观上的声援、配合，发展到主动寻求并实现一定程度的联合。这两支起义军的联合，虽然是松散的，有限的，时间也并不长，但在历史上却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因此，意义是重大的，它为以后的反封建斗争运动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注释

①《明英宗实录》卷四九。

②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二《江西》四。

③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三一《叶宗留传》。

④《明英宗实录》卷一七二。

⑤⑥傅维麟：《明书》卷一六一《邓茂七传》。

⑦《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一《平闽浙盗》。

⑧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二《江西》四。

⑨何乔远：《闽书》（明嘉靖间手抄本）卷一四九《萑苇》。

⑩丘濬：《陶公神道碑记》，载《金华府志》卷二七。

《明英宗实录》卷一七五。

陈仁钖评纂：《皇明世法录》卷八三《平福建寇》。

《明英宗实录》卷一七五。

朱国祯：《涌幢小品》册四，卷三二。

《明英宗实录》卷一七四。

清伍承吉修《云和县志》卷六《武事》。

丘濬：《陶公神道碑记》，载《金华府志》卷二七。

《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三、卷一九八；《明史》卷二七二《孙原贞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