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爱仁厚的建文帝：文臣无数，却少了武将

朱元璋对太子寄予很大的希望，从小就对他进行了英才教育，延请最好的老师教授他的学业和武艺。他自己更是时常耳提面命，传授太子为君之道。等到太子成年以后，就带他一同上朝处理政事，让他单独批阅奏折。可以说，在太子的身上，他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父爱。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洪武二十五年（1392），自幼体弱的太子，竟然先于朱元璋一命归西。这对已经垂垂老矣的朱元璋来说，不啻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作为一个父亲，他失去了最珍爱的儿子；作为一个君主，他失去了辛辛苦苦培育多年的继承人。一夜之间，他老态毕现，痛不欲生。然而，接踵而来的问题，却不允许他终日沉湎于悲痛之中，必须尽快另立储君，否则，23个儿子之间的权力之争，不仅会动摇到明朝的统治，更会影响到自己的生命安全。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太子朱标死后，应该由他的长子朱雄英来继承；可是朱雄英早已夭折，其次子朱允炆自然就成了皇位的第一继承人。按理说，朱元璋的次子秦王朱樉也有继承权。可是这个二儿子任性胡为，行事荒唐，不受朱元璋喜爱。于是，朱允炆成为朱元璋心目中的不贰之选。

朱元璋感到朱允炆比朱标更加文弱，对他能否有效地治理国家心存疑虑。于是，他一方面抓紧对皇太孙的培养，另一方面想尽一切办法，为朱允炆创造一个稳定的统治环境。

第一，诛杀功臣。立皇太孙的第二年，朱元璋再次把屠刀指向昔日的战友，借蓝玉案大开杀戒，至此，“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第二，挑选谋士。朱元璋亲自为朱允炆挑选了几个能员干吏，这些人当初帮助朱允炆改革弊政，后来也帮助他把江山拱手让人。

谋士一：方孝孺。方孝孺是大名鼎鼎的开国文臣宋濂的得意门生。他自幼饱读诗书，可以说是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他也自谓有经天纬地之才，却明珠蒙尘，生不逢时。而且此人固执而倔强，被鲁迅先生戏称为“台州人的硬气”。在洪武年间，这位心高气傲的文人两次被朱元璋接见，却两次被御赐回家赋闲。直到朱允炆登基，他才恍然大悟，朱元璋是把这个机会留给朱允炆，让他死心塌地地报答其知遇之恩。

谋士二：齐泰。齐泰，原名齐德，少有才名，进入官场后更是一帆风顺，历任礼部兵部主事。更令人称道的是，历官九年，却无半点过失。朱元璋亲自为其更名为“泰”。此人干练强记。朱元璋曾经偶然问起边关将领的情况，他竟如数家珍，毫无遗漏。他甚至将边将的分布与辖区绘成详细的地图，以供参考。正因为如此，朱元璋把他作为兵部尚书的候选人，留给了朱允炆。

谋士三：黄子澄。黄子澄是朱允炆父亲朱标的伴读，一直被朱允炆当作自己的心腹。在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不久，二人就有过着名的“东角门对话”：一天，朱允炆在东角门外遇到了黄子澄，很担心地问他，如果有一天，自己那些拥兵自重的叔叔觊觎皇位怎么办？黄子澄很肯定地告诉他，诸王的兵力只够用来自保；况且百姓的心是向着您的，您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一旦他们造反，您一定可以取胜。就是这一番话，给了朱允炆削藩的决心和勇气，也为日后的靖难之役种下了祸端。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乙酉，71岁的明太祖朱元璋病逝，遗诏命皇太孙朱允炆继位。于是，六天后，年仅21岁的朱允炆就被正式推上了权力的颠峰。在祖父的长期培养下，年轻的朱允炆终于有机会把自己的治国理念付诸于实践。他深知“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况且，经过洪武年间的休养生息，社会安定，人民生活也得到了改善，是结束“尚武”的政风，改行“文治”的时候了。于是，他在即位伊始，从改革朱元璋留下的弊政开始，打算开创出一派新景象，这就是史称的“建文新政”。

举措一：改革官制。在洪武官制的基础上，加强文职官员的行政职能，并适量减轻政府的专制作风。建文元年，建文帝即谕示藩王，不得节制地方的文官武吏，也不得擅自编定领地内的大小官制。这项改革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既是对皇族权利体系的削弱，同时也意味着各级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上升。对于朱允炆来说，这也是他强化个人权力的需要。

中央官制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一是将六部尚书的官位提高到一品；二是各部增设左右侍中，官位定为二品。它的作用就是加强了六部独立行使职权的能力，避免了各个部门之间的重复行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文人获得了比洪武年间更高的政治地位，再也不用担心像以前那样动辄获罪了。于是他们对建文帝忠心耿耿，敢于对国家大事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想法。这也是后来大批文臣甘愿陪朱允炆殉国的原因所在。

举措二：均免赋税。朱元璋时期对江浙地区实行重赋政策；同时规定江浙人不许担任户部的职位，以防江浙人偏袒家乡。建文帝继位后，对这一政策进行了调整。建文元年正月，即下令减轻江浙地区的田赋。他还针对寺庙侵占民田的情况，下令和尚和道士每人占田不得超过五亩。多占的田地，必须通过官府退还给农民。然而，建文帝也做过一些荒唐的事情。由于朱允炆和他的大臣们，虽然熟谙儒家经典，但是并不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这导致建文帝的很多政令带有理想化的色彩。建文帝曾经接受方孝孺的建议，要恢复西周时期的井田制；不幸被叔叔朱棣的铁蹄打破了计划。出于这一点，也许应该感谢靖难之役。否则建文帝很可能成为继王莽之后，又一个盲目复古的愚皇帝。

举措三：锐意削藩。明太祖朱元璋始终认为，当元末农民起义烽火燎原之时，地方上缺乏强有力的宗藩，是元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有鉴于此，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就作出了分封的安排，即把自己的儿子们封到各地做藩王。希冀于用血缘这一纽带，让藩王来保卫朱家江山。但他却忘记了西汉的七国之乱差点就要得逞，西晋的八王之乱更是断送了西晋的江山。

建文帝为首的新政府，对于拥兵自重的宗藩对皇权的危害性，确有清醒的认识。虽然建文帝贵为一国之君，可是那些实力雄厚的叔叔，无时无刻不在觊觎着皇帝的宝座。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既然宗藩的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倒不如主动出击。即位三个月后，建文帝就按照齐泰和黄子澄的建议，正式开始削藩。但在首难目标的确认上，齐泰和黄子澄的意见出现了分歧，齐泰认为应该先拿燕王开刀，而黄子澄则认为应该先剪除其他各王，除掉燕王的羽翼，让他孤掌难鸣，最后再收拾他。在建文帝看来，这两种做法各有各的道理。不过，一开始就拿实力最雄厚的燕王开刀，在心理上来说有些惴惴不安。不如先积累一些成功除掉其他藩王的经验，再来对付燕王这块最难啃的骨头。

万事开头难。老天爷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帮了朱允炆一个大忙：周王的幼子告发自己的父亲有谋反之意。儿子告发父亲，这个检举给予建文帝充足的借口。于是，建文帝马上命令大将李景隆率兵北上巡边，路过开封的时候，突然包围周王府邸，将周王逮捕，送往京师。他最终剥夺了周王的封号，将他流放到云南。首战告捷，让大臣们看清了新皇帝的意图。此后，各种告发藩王的奏疏纷至沓来。接下来，建文帝好是一阵忙碌。湘王，就藩荆州，被人告发谋反，在建文帝派来核实的官员到达之时，引火自焚了；齐王，就藩青州，被人告发谋逆，召至京师，削除爵位，陪周王做伴去了；代王，就藩大同，因性情暴虐，被人告发，贬为百姓；岷王，就藩岷州，被告发诸多不法行为，也被贬为贫民。

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建文帝排除万难，接连废除了五位藩王，颇有些帝王雷厉风行的气魄。但是，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最终迫使那些手中握有实权的藩王出手了。藩王中最强大的是燕王。可是在一年的时间里，朝廷不但没有对燕王采取任何有效的控制措施，反而通过削藩，一再提醒燕王起兵造反的紧迫性。在他花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付几个无关紧要的藩王的时候，燕王正在北平紧锣密鼓地筹备着起兵的各项事宜。建文帝错过了时机，也错失了本应属于他的江山。

单从亲情这个角度来说，朱允炆是非常重情的。他是一个好哥哥；在父亲朱标去世之后，把几个幼弟接来与自己同住，以抚慰他们的丧父之痛。他是一个好孙儿；在祖父朱元璋生命垂危之际，侍奉床前，尽了为人子孙的孝道。他是一个好学生，对待自己的师长，始终是彬彬有礼，心存感激。

可惜，在念了一堆“好”字之后，他是不是一个好皇帝，却让人犯难。建文帝对待臣民宽爱仁厚，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他至少不是一个守得住江山的好皇帝。他有无数的文臣为他在政治、经济上出谋划策，但惟独没有找寻一个军事专家为他在征战上出谋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