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到“立纲陈纪”，朱元璋给汉民族找回了自尊
元朝以前我们中华帝国虽然有着民族之间的冲突与碰撞，但像异族入主中原，全方位变易汉风的，元朝头一回。我们坚决反对民族歧视或民族偏见，但又不能不从理解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元帝国统治下的人民究竟是处在一个怎样的生存状态。有一段史料很容易引起争议，即描述元帝国统治下的社会各阶层：“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但元朝将全国各族人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推行民族压迫政策，这是不争的史实。
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时立制：“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于是一代之制始备，百年之间，子孙有所凭借矣。”被人称为元朝治世之君的元成宗在大德八年十一月时居然发出了同罪异罚的诏令：“内郡、江南人凡为盗黥三次者，谪戍辽阳；诸色人及高丽三次免黥，谪戍湖广……”元顺帝在至元三年四月发布诏令，规定元帝国中央权力机构长官只用蒙古人与色目人，禁止汉人与南人染指，甚至还禁止汉人、南人学习蒙古、色目文字。
这样的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还渗透到了社会底层，例如，不许南人夜里点灯、不许习武、不许举办大型庙会与娱乐活动等等；最让汉族人感到耻辱的可能是，元蒙统治者在“城乡遍设甲主，奴人妻女，有志者皆自裁”，南方汉族人家里的妻子、女儿成为元朝统治者任意玩乐的对象，我想有心有肺的汉族人都会感到羞辱难当！就如眼下有人弄得村村或家家都有“丈母娘”一样，引发民怨是再正常不过了。
所以当朱元璋当年在《北伐宣言》中打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16字口号和方针时，他实际上是喊出了汉民族的心声，喊出了汉民族的自尊！
前面说过，“驱逐胡虏”就是要用军事手段推翻元朝蒙古人的统治，而“恢复中华，救济斯民”则就不仅要使我们汉民族从社会底层的奴仆地位走上自主自立的道路，而且还要洗涤“胡俗陋习”、恢复中华传统道德礼法文化，这在当时的朱元璋看来最好的方法就是立纲陈纪，才能“救济斯民”。
正因为出于这样的认知，就在大明军一路北伐的同时，朱元璋君臣在“参酌唐宋”和“斟酌损益”的前提原则下，开启了恢复中华礼仪纲纪活动：“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襜；胡俗，衣服则为袴，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氏、为胡名、习胡语，欲化既久，恬不知怪，上（指朱元璋，本书笔者注）久厌之。至是，悉命复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青卍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丝绫罗绢，其乐妓则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庶民妻同。不得服两截胡衣，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
“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有人认为这是朱元璋保守的体现，其实不然。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礼法道德标准与审美情趣，如果一个民族压迫着另一个民族时，除了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方面实行绝对专制外，在道德礼法方面也对其来个脱胎换骨的话，那么这就更大程度上是伤害或羞辱了被压迫民族的自尊。因此说朱元璋当年的16字方针和洪武初年的立纲陈纪活动，给我们汉民族找回了自尊、自爱的灵魂，影响着后世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