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明朝官员有点愤
对比明朝皇帝的烦，明朝官员，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官员里，明朝官员可以说创造了两个之最：最苦逼的一群人，外加最嚣张的一群人。
不过如果真穿越回明朝做官员，对于这两个“之最”，也是要依时代而论的，如果穿越到明朝前期，那你基本就是最苦逼的一群人。如果穿越到明朝中后期，那你基本就是最嚣张的一群人。
明朝官员的苦逼，恰如明朝中后期海瑞的一句话：设百官如家奴。看看明朝前期，特别是朱元璋统治时代官员的生存状况，这是句实话。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平民，这种出身，对于他的治国思想的最大影响，就是牵挂百姓疾苦，制定国策的时候，尽可能的会从老百姓的视角出发，但这样一来，也带来一个跑偏的问题：在制定官僚制度的时候，也同样是从老百姓的视角出发。而对比官员的实际情况，我们却不得不说，有些事他确实跑偏了。
典型跑偏的，就是明朝官员的工资制度，在后世眼里，明朝官员的工资，算是历代封建王朝里比较低的。做到一品文官，年薪折合成人民币，大约有三十二万，在朱元璋眼里，这笔工资不算低，他在亲手编订的《酷贪俭要录》里就曾教育官员们说：不要觉得我给你开的工资低，这些工资如果你们用来养家糊口，是绝对绰绰有余的。从表面看，朱元璋的这个判断是没有错的，可是朱元璋忽略了，官员们的生活现状，与普通老百姓是不一样的。放在明朝，如果你成了一个官员，那么按照官制，出门要坐和你的官制品级相符合的轿子，否则就是违制，而轿夫的工资，也要从官员工资里出。同时，如果你得到了任命，做了地方官，到了地方人生地不熟，为了办事方便，就要请师爷，师爷的工资，也是从官员自己的工资里出，外加官员家里，一家大小数口，再算上佣人，吃喝拉撒的开支，也是从官员工资里出……如上种种，朱元璋认定那养家糊口绰绰有余的工资数额，放在官员身上，却是越发的不够用。官员的生活成本，即使过普通生活，也是在老百姓之上。这还是在明初，随着明朝社会经济的发展，物价也跟着发展，而工资的变动，显然也经常滞后。而这些，自然也是朱元璋忽略不计的。
朱元璋忽略不计的后果，就是在明朝，官员如果不设法捞点外快，日子恐怕就难过。明朝官员的一大特点是，越是有名的清官，就越是有名的穷官，典型如大名鼎鼎的海瑞，不但清廉到地球人都知道，也穷到地球人都知道。而放在明初，深恨贪污腐败的朱元璋，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朱元璋执政的三十年，是明朝历史上惩治官员数量最多的三十年，获罪的官员中，不乏有罪大恶极，贪墨害民之徒，但也有一些官员，却是“躺着也中枪”，比如在明初的法律规定里，有一些针对官员的奇怪规定，如果地方官到任后，下乡检查工作，那放在当时，就属于扰民，要被处以刑罚。这个规定的初衷，是防止官员们借着下乡为名，敲诈勒索地方，但是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有许多地方政务，是必须要官员亲自下乡处理的，如果不许下乡，就算没培养出贪官，恐怕也会培养出一些尸位素餐的懒官。朱元璋时代，是明朝能臣尤其是擅长治民的能臣出的比较多的时代。可也是一个官员获罪比较多的时代，除了在贪污腐败以及公务上，给官员设立诸多条条框框的标准之外，甚至明朝还采用了杖责刑罚，官员们稍有过错，就会被打板子，当场被打死的都有。朱元璋时代，还发生了诸多大案，除了以整顿功臣为主要内容的胡蓝案外，也有以整肃贪污腐败为主要内容的空印案，以及整顿科举为内容的南北榜案，这些案件中获罪的，也不乏当时知名的学者和清官廉吏，在惩治了坏人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导致一些好官蒙冤。比如着名的南北榜案中，当事的科举考官刘三省，完全以公正态度取士，并没有舞弊。但最终还是被判流放罪。
在朱元璋的整个统治时代里，明朝的官员，一度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日子过的又穷又恐怖。而官员们命运的真正改变，却是从永乐皇帝朱棣开始，朱棣登基后，尽管也和朱元璋一样，造出过多起大案，但是他一项重要的举措却影响深远依法治国。朱元璋虽然制定了《大明律》，但是真正做到完全按照大明律行事，依法判案，朱棣时代是个重要的转折，比较有代表意义的事情有两件，一是永乐六年（1408年），法司宣判一起案件，判决处死者有三百人，朱棣下令复查，结果发现其中二十人是冤枉的，从此之后，朱棣设立了明朝的死刑复核制度五复奏。即一次死刑案的审判，要经过五轮的复查程序，最终由皇帝签字确认，叫做“勾决”。从此之后，如朱元璋时代动辄株连甚广，无数人头落地的景象，在明朝基本杜绝。另一件事没有确切的年份记载，意义却同样重大：一次明朝户部发生冒领钱粮的丑闻，朱棣闻讯大怒，下令把犯事官员全部处死，结果负责案件的刑部官员回答说：按照法律，这些官员不该判死。这话如果让朱元璋听了，恐怕说这话的刑部官员，也要陪着犯人一起死，但朱棣却没有动怒，反而自责说：你时候的对，是我一时气糊涂了，居然把法律给忘了。这件事，也从此确立了明朝历代皇帝的基本原则：法大于人。
朱棣时代，是明朝官员话语权改变的关键时期，虽然朱棣本人是个刚猛能干的帝王，但从制度上，他却为后来明朝官僚体制的演变开了先河。内阁是在他在位时首设，而地方上的巡抚，也是在他在位时候确立，明朝从中央到地方权力的再分配与整合，都是从他在位时开始，与此同时，宦官的地位也在朱棣在位时扶摇直上。在行政权力体系的改革上，朱棣确实一碗水端平。
朱棣一碗水端平的后果，就是在永乐朝以后，明朝官员的生存状况彻底改变，明初几十年的苦逼压抑开始反弹了。明宣宗朱瞻基时代，以“三杨”为首的内阁，成为了明宣宗最为倚重的大臣，他们三人组成的内阁，也成了明朝政府各部门中的核心。朱瞻基更把票拟大权交给了内阁，也就是国家的各项国事处理，是由内阁拿出意见，然后经皇帝盖章后施行。这是明朝内阁摆脱朱棣时代的秘书身份，从此总领文官集团的开始，而明朝文官集团的话语权，也就是从此时开始节节升高，从原本皇权的工具，变成皇权的制约者。这种身份的转变，在体制改变的背后，同样也有力量对比的改变，明初之所以可以实行高度专制的体制，主要由于元朝九十七年的统治，特别是元朝长期的废科举，导致科举文化遭到重创，文化阶层力量薄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明王朝，也就可以轻而易举实现皇权专制，然而明朝建立后大兴文教，极度重视教育，并以程朱理学为主要思想，明朝官办学校的范围，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最广的，入学读书的门槛也是最低的，明初的官员，除了科举考试选拔外，也有民间选拔，推荐等多种出路，来源极其驳杂，而到了明朝中期，科举出身的官员，成为明朝官员中的主流，这一类官员的特点是，一方面他们饱读圣贤书，理论水平极高，另一方面，科举的身份，使得官员们在与皇帝形成君臣关系的同时，其官员之间，也可以依据师生以及同榜，形成以科举关系为基础的政治派别，文官集团内部之间的紧密度大大加强，对于皇权的对抗力，也同样大大增强。另外重要的一点，还是恰如海瑞那句话“置百官如家奴”，比起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来”，明朝从开国起，就对官员表现出一种极强的防范意识，无论朱元璋的严刑峻法，还是厂卫的设立，最初的针对对象，都主要是各级官员。君臣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对立，当文官集团的力量逐渐强大，从明朝早期被压制的处境中成长起来后，对于皇权，强大起来的文官集团，自然而然也就会产生抵触。因此与皇权争夺话语权，就成为之后明朝君臣之前经演不衰的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