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抢米风潮：1910年长沙一家4口惨死，引发抢米风潮，毛泽东：此事影响我一生
众所周知，1911年，腐朽的清王朝覆灭，中国迎来新的时代。然而在清王朝末年的1910年，发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件大事，却鲜为人知。
1910年4月的一天，住在长沙南门外做挑水工的黄贵荪一家，已经很久没吃过饱饭了。他妻子拿着仅有的80个大钱去买一升米。尽管可能米很少，但也能维持一段时间的生存问题。
没想到米店老板拒绝卖米，理由是80个大钱中，有12个不通行的大钱。
没办法，黄贵荪的妻子只好去筹钱，毕竟家中还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儿女。如果买不到米，日子真不知道该怎么过了。
等到黄贵荪的妻子凑足80个能通行的大钱，再去买米，仅一会儿功夫，1升米价又涨了12个大钱，还是买不到米。
原本穷人家筹钱，就是一个极为艰难的事。可以想象，黄贵荪的妻子为了筹80个大钱，已经是费尽所有的办法和能力。
但是，用尽所有的力气，还是吃不到只是为了生存的米，黄贵荪之妻绝望了。
回家后，黄妻看着满心期盼的儿女，只得用一些泥巴做成“饼”，拿给一双儿女充饥。随后黄妻投河自尽。
黄贵荪回家后，发现妻子已死，子女在吃泥饼，一时之间悲痛万分，抱起两个年幼的孩子随妻子一道投河而死。
就这样，黄贵荪一家四口惨死河中。消息很快在城内外传开，深深刺痛了当时的长沙底层百姓，他们与黄家面临同样的生存困境
一位名叫刘永福的木工，听闻黄贵荪的悲惨遭遇后，义愤填膺，带领群众冲进米店，痛打店主，把米店砸了个稀烂，将店里的米粮尽数抢走。
闻讯赶来的地方官员也被愤怒的饥民团团围住，难以脱身。眼见众怒难消，为了稳定局势，知县向在场百姓承诺：第二天中午之前，官府一定会控制住米价并平价销售。得到官府承诺的群众这才慢慢散去。
然而，当知县和巡警道将百姓打砸米店的事情上报巡抚，请求解决方案时，高高在上的巡抚并不关心米价暴涨的问题。
而是严厉训斥了他们，并要求他们一定要将“滋事”的群众捉拿归案。
广大群众看到官府撕毁承诺不办平粜，还将刘永福捉拿羁押，感到被欺骗的人们群情激奋，他们冲进巡抚衙门，要求开仓平粜，释放刘永福。
府衙内的辕门，照壁，石狮都被打破或是摧毁。官府见状下令开枪，立即便有二十多人倒在血泊之中。眼见官府杀人行凶，群众压抑多时的怒火被瞬间点燃。
愤恨的饥民从四面八方涌向长沙街头，一夜之间，长沙的800多家米店里的米就被抢得一干二净，轰轰烈烈的长沙抢米事件就此爆发。
这场抢米事件的起因，看似是黄贵荪一家的惨死。其实背后的原因，还是清王朝统治下的社会黑暗。让底层的老百姓，真的很难活下来。
在1910年之前的几年里，湖南数次遭遇洪涝灾害，受灾面积覆盖全省境内各乡县。
灾害导致农民的收成锐减，更有甚者“颗粒无收”。原本有着“鱼米之乡”美誉的湖南省，如今到处都在遭受饥荒的折磨，饥肠辘辘的百姓只好去啃食树叶、草根，甚至是泥巴。
作为主要产粮区的湖南，还要在其他省份发生“粮荒”时，向其调粮进行支援。就在“抢米风潮”发生前一年，湖北省发生饥荒，清廷从湖南调走大量粮食入鄂，赈济灾民。
这使得湖南省粮食短缺的情况进一步加剧。但与天灾这样的不可抗力相比，人祸才是造成当地百姓走投无路的根本原因。
就在粮食短缺、物价飞涨，大部分民众缺钱缺粮，随时面临饿死的情况时，官府不但不想办法救济灾民，还与奸商串联勾结，暗中将大量米粮偷运出县，欲借粮价疯涨之际大捞一笔。
这种囤粮居奇的行为让乡县地带的粮荒之景更加严重，通胀无法抑制，百姓流离失所。
与此同时，在华洋商也嗜“血”而来，这些洋行纷纷在湖南采购粮食出口境外。
湖南地方政府还和英、美、日三国洋行签订了运米出境的照约，以前半遮半掩的湘粮出口转而公开化，每日运送出去的粮食，数量之巨，难以估算。
一边是洪灾带来的粮食减产，一边是现有米粮大肆转出，湖南粮价一路飞涨。
1910年，湖南境内的大量饥民涌入长沙，希望能在省会谋得生计。然而长沙的情况也没好到哪去，公私存粮数量已近见底，连两月光景都撑不过去，根本无力应对数量如此庞大的灾民。
此时距新谷上市还早，地主奸商却还在恶意囤粮，致使米价节节攀升，甚至一天之内连涨数次，各个米店也都挂上了“早晚市价不同”的招牌。
一时之间，长沙城内人心惶惶，怨声四起，局势动荡。时任湖南巡抚的岑春蓂也意识到，大量饥民聚集在一起迟早会惹出事端，开始采取措施来平抑米价。
岑春蓂向清廷奏请批准解除之前与外国洋行所订照约，禁止各洋行将米粮运送出境。同时，找来地方士绅商议平粜救荒，以此安抚饥民。
所谓平粜，是指在丰年时，由官府平价收购农民的余粮作为储备粮；荒年时，再平价将这些粮食卖给百姓。但湖南连年灾荒，官仓中并无多少余粮可粜，于是官府劝当地乡绅开展“义粜”。
简单地说，就是官府没有多少余粮了，各位地主老爷发发善心，多多认捐，将囤积的粮食拿出来，平价出售给民众。
可是“义粜”触及到了地方士绅的核心利益，对于官府“义粜”的号召，他们敷衍了事不说，还意图借此机会，高价卖米给朝廷赈灾。双方几经商议皆无定论，不欢而散。
就这样，官府和地方士绅在一种“你等着他低价卖米，他等着你高价收米”的奇怪局面中僵持住了，双方你打打官腔，我做做样子，互不相让，都在等着对方先低头。
直到米价暴涨至7000文一石，民间对于发生“粮荒”，已经产生恐慌情绪。
要知道，以往一石米的售价都稳定在2000文左右，即使在发生水旱灾害的年份，粮价也只是涨到了4000文左右。现在，米价暴涨三倍有余，这对广大生活穷困的农民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
当贫困交加的百姓承受能力已几近极限，他们的屈辱和愤怒，正在酝酿一场巨大“风暴”，离引爆只差一根“导火索”。而黄贵荪一家四口惨死，立即引爆了民众的情绪。
随着事态恶化，围堵巡抚衙门的人越来越多。
岑春蓂再次下令军队开枪，又打死20多人。然而当局的血腥屠杀没有起到震慑作用，反而让群众的行动愈发激烈。
民众找来煤油，放火焚烧巡抚衙门，顿时府衙内浓烟四起，火光冲天，直至下午，余烬犹炽。
巡抚衙门被焚烧后，愤怒的群众又将日本领事署、美商美孚洋行、英商怡和洋行、日商东情三井洋行及教堂、船只等，都予以捣毁或焚烧，外国商人和传教士逃往武汉。
清政府的银行、长沙海关等衙署也遭到破坏，整个长沙城内一片混乱。
面对百姓的怒火，清政府仍以高压态势进行镇压。与此同时，在事件中利益受到损害的英、日、美、德等帝国主义国家也纷纷从上海、厦门、武汉调来10多艘兵舰，协助清朝政府镇压群众。
1911年4月17日，抢米风潮在清政府与列强的联手武力镇压下结束了。
这场风潮波及湖南省内外，引起各地效仿，对民心尽丧的清政府来说，就像一场多米诺牌局的开端。
原本就千疮百孔的清朝统治更加岌岌可危，终于在一年后的武昌起义中无力回天，被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所淹没。
后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中国的“西北红区”采访，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在采访时，称长沙抢米风潮影响了他整个一生：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
1910年的毛泽东，那年他17岁，还在读书。在他读书的那所学堂外面，许多从长沙回来的豆商经过。学生们问他们为什么全离开那里。他们说城里发生大暴动。
成千上万的人吃不起饭，他们召开群众大会，组织示威，攻击满清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府象征的旗杆，将抚台赶走。
然而，新巡抚一到任，又缉拿暴乱的领头者，许多人被杀了头，挂在柱子上，以警告后来的造反者。
这些发生在身边的大事，给少年的毛泽东极大的心灵震撼。他回忆到：我感到那些造反的人，都是像我自己家里人一样，都是普通老百姓，我对他们所受到的非正义的对待，深抱不平。
或许清王朝的腐朽，不但让自己走到王朝末路。或许也在无意间，让新一代的华夏儿女开始觉醒，其中就包括未来拯救中国的伟大领袖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