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关后的跑马圈地激化了内部矛盾，康熙年间逐步废除圈地
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下令：“凡近京各洲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地甚多，”“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顺治元年十二月初五己未（1645年1月2日）：清廷议“清察无主之地，安置满洲庄头。”顺天巡抚按柳寅东疏议：为避免旗民与汉民杂处而生争端，“莫若先将州县大小，定用地多寡，使满洲自占一方。而后以查出无主之地。与有主地互相兑换，务使满汉界限分明，疆理各别而后可”。顺治四年正月初九（1647年2月13日）近京府州县地，不论是否有主，全行圈占，共圈占了一府四十一州县地。
圈地令虽然说是只拨无主荒田和明朝庄田，而当时明朝的许多贵族、官僚和地主的土地已归农民所有。清朝圈地，实际上就是强夺霸占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其后，进关的满族官员和兵丁人数增多，原来圈占的房屋土地不够分配，清政府于是不论有主无主，肆意大规模地圈占。仅两三年的时间，就在近京五百里内，东起山海关，西到太行山，南至河间，北至长城的广大地区内，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地，共圈占田地166665顷。许多州县百分之七八十的田地被圈占，残留的是一些旱涝无常的贫瘠土地。
凡圈地所到之处，主人立即被赶走，房屋田产全被抢夺。整村整庄的汉族人民丧失了田地房屋，离开世代生息的故乡，大批地逃亡转徙。他们饥寒交迫，无处栖身，被迫起而反抗。顺天、永平、保定、河间、承德等府圈占土地房屋的地方，无处不有汉族人民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遭到清军的残酷镇压。
清政府把所圈占的土地，按等次分拨给内务府、八旗王公、勋臣贵族、各级官员以至兵丁。内务府是任意挑选，王公贵族是按爵位高低给以庄地园地外，又按属下壮丁人数“计丁授田”。官员分给园地和壮丁地，兵丁则只分给壮丁地。这些被圈占的土地，叫做“旗地” 旗地的经营方式，仍然沿袭入关前的旧制，设立皇庄、王庄、官员庄田和八旗兵丁份地，役使“壮丁”和“投充人”编庄生产。“壮丁”除关外迁移入关的旧有奴仆外，主要是强迫汉入“投充”。
所谓“投充”，指的是满族统治者用威逼、恐吓等方式强迫失去土地，饥寒交迫的汉族投入满族势要门下，为其耕田种地和供其役使。他们一经“投充”，就变成满族统治者的农奴，如同奴仆。也有少数汉人因为不堪统治者的敲诈勒索，唯恐田地房屋被圈占，他们被迫带地投充，以求得满族官员的政治庇护。
“投充人”的总数，据当时的统计大约有四五万人。“投充人”和东北迁来的“壮丁”、俘虏、置买奴仆合起来的奴仆队伍，在北京附近就有近四十万丁，连同他们的家属，有一百几十万人。清朝统治者将他们按庄编制，每十名“壮丁”为一庄，选一人为庄头，领地七百二十亩至七百八十亩，强迫他们进行生产。
官庄和王庄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定额租制，即强迫“壮丁”交纳一定数量的实物和负担繁重的差役。盛京地区每庄耕种七百二十亩地，每年纳粮三百六十仓石，合每亩纳粮五斗，还要上缴数量很大的麻、猪、鸭、鹅、草等实物。北京附近的头等庄每年纳粮三百仓石，二等庄二百四十石，三等庄一百五十石，四等庄一百二十石，另外要负担车马人夫的杂泛差役，以至到深山僻野采蜜伐木，捕捉水獭。后来，规定粮食和差役一律折变成银两计算，缴银的数字是：头等庄424两，二等庄395两，三等庄331两，四等庄247两。
八旗官员和少数兵丁也占有土地和户下人，地多人多的官员庄田是编庄生产，地少人少的兵丁则按丁数强迫户下人缴粮和从事各种杂役，剥削也相当惨重。 这些从事生产劳动，遭受残酷剥削的“壮丁”、俘虏、“投充人”和奴仆社会地位极其低贱，不仅自己终身隶属于主人，被主人随意奴役和鞭打，而且子女也世代为奴，婚嫁都不能自主，完全由主人择配或随意出卖。法律上虽然规定主人不能杀死奴仆，但还是有不少户下人及其子女被主人凌虐致死。
残酷的剥削压迫，必然激起强烈的反抗。挣脱羁绊，逃走求活，是户下人反抗的主要方式。从清军进关起，每年都有大批户下人逃亡，逃人已成为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清朝统治者制定了极其严厉的“逃人”法，并颁布处罚失察官吏的法令。但用暴力维护落后的生产方式，是难以持久的，严刑峻法阻挡不住逃亡的潮流。
在满汉两族人民的联合反抗下，满族不得不把旗地庄田制限制在畿辅范围内。康熙五年（1666年）鳌拜提出重新调整圈占土地，遭到人民群众更加猛烈的反对。在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亲政后，废除了多尔衮影响满汉团结的政策，对鳌拜这一霸道行为予以打击并铲除了鳌拜一党，准许壮丁“出旗为民”，禁止投充，放宽逃人法。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四月作出永远不许再圈地的决定，圈地至此最后停止。这期间大批的人破产、流离失所，激化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阻碍了社会进步。
“壮丁”不断逃亡，庄田无人耕种，庄主只好招佃租种，收取租息，或典卖旗地给汉人。也有的“壮丁”将庄地出租或典卖，使庄田制逐渐为租佃关系所代替。“壮丁”的人身依附关系也跟着减弱，最后被放出为民，成为自谋生计的农民。 庄田制的解体，表明清朝统治者移植、扩大、维护落后农奴制于汉族地区的政策失败了。
满清政府入关圈地的主要目的是想满洲人有了自己的土地，解决了他们后顾之忧，由于满清刚刚入关还没有彻底统一，满族人的兵丁还要在战场打仗，制定了这么个制度，最后满洲人根本就不种地，以卖土地吃地租为主，反而养成了大爷。这场对土地资源的掠夺客观上解决了八旗官兵的后顾之忧，有利于八旗兵在战场上能更加卖力。而对于当时广大的汉族百姓来说，承受的痛苦也许是千百年来的又一次深重灾难！“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其佃户无生者，反依之以耕种焉。”“流民南窜，有父母夫妻同缢死者；有先投儿女于河而后自投者；有得钱数百，卖其子者；有刮树皮抉草根而食者；至于僵仆路旁，为乌鸢豺狼食者，又不知其几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