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东汉变三国赖刘焉？精神垮了才是主因
因此，面对风云变幻、难以预测的世界，我们更应当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如同中国历代史家孜孜以求的目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从古到今，人类社会虽然不断文明化，但实质上仍被丛林法则所左右；任何一个王朝的覆灭，时常源于自身的衰弱。但我国历史上有一个另类：汉朝。
所谓“强汉盛唐”，汉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的大一统封建政权，曾经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强大的多民族国家。即使在它覆灭时，仍旧具备让周边政权不敢觊觎的强大实力。“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成了古代史的一个传奇。
那么，两汉既然持续强盛，为何却分崩离析、步入了影响深远的三国状态呢？
有人认为，刘焉是东汉分裂为三国的罪魁祸首，个人认为这一说法言过其实。刘焉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速的作用。
东汉中后段在西北地区战事频繁，到了汉灵帝后期更是多灾多难。公元184年，张角通过“太平道”、以宗教迷信的方式，在八州、二十八郡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西北的凉州，也再度爆发了西羌反叛，那时的汉廷可谓内外交困。
到了公元185年，卢植、朱儁、皇甫嵩一度成功剿灭义军，但西北方向却愈演愈烈，公元187年，韩遂拥兵十多万，席卷凉州、进围陇西。下一年，黄巾军余部也在河北地区卷土重来，匈奴屠各部也在并州起事、刺史张懿战死。
危机重重之下，时任太常（九卿之一，掌宗庙礼仪）的宗室刘焉向汉灵帝提出了这么个主意：“刺史权小威轻，应该提高权柄、让德高望重的重臣前去担任”。
朝廷没有其他选项，故而接受了这一提议，刘焉任益州牧，另外两位宗室刘虞为幽州牧、刘表为荆州牧。《资治通鉴》称：“州任之重，自此而始”。由于益州、荆州后来都成为一方诸侯，所以有些朋友把这一事件视作东汉分裂的开端。
但问题来了。
其一，在历史上，分权并不意味着分裂。以地方拱卫中央，是许多王朝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人们称赞周王朝“粲焉可观，封建亲贤，并为列国......故得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指责秦朝“枝叶微弱，宗祏孤危，内无社稷之臣，外阙藩维之助。事不师古，二世而灭。”西汉初期，中央朝廷依托七个同宗诸侯国，有效避免了重蹈秦朝的覆辙。为啥偏偏东汉提高地方官的权力就会导致分裂？
其二，现实中，那些最初的分裂力量并非外派的朝廷重臣。公元190年春，袁绍就带着各路诸侯，河内太守王匡、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他们名为讨董、实为养寇自重。又两年后，董卓死，凉州军事力量溃散，黄巾起义也早已被扑灭，各路人马非但没有同心协力支持皇室，反而或明或暗自立门户，正式拉开了东汉分崩离析的大幕。
根据上述时间线，如果说刘焉的提议是罪魁祸首，就意味着不到两年的时间，这些人就纷纷离心离德。这很不合理，情绪变化、形成战略、付诸行动，按理说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为何如此迅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真正的问题出在平时——东汉朝廷的精神层面出现了大问题。
西汉初期，朝廷由三股力量组成：宗室、功臣与外戚，宗室即拥有封地的藩王，功臣如周勃、陈平，外戚最典型的莫过于吕氏，三者互相制衡。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推行大创改，权力中枢分为中朝、外朝。前者即皇室，代表是大司马大将军；后者即官僚群体，领袖是宰相。后来，这一体系演化成了外戚与士大夫两大集团，最终出身外戚的王莽在儒生的支持下篡夺了权力。
而相较于西汉，东汉的皇室极为“孱弱”，因此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政治生态：外戚、宦官长期占据政治舞台中央。
如下表所示，东汉皇帝大多年幼，且寿命较短，必然导致皇权暗弱不堪。为了维持统治，通常采用“太/皇后临朝”的模式，如汉和帝与窦太后、汉殇帝与邓太后、汉顺帝与梁皇后、汉桓帝与窦皇后.......
太/皇后大多缺乏治国才能，首先考虑向自己娘家寻找帮手，由此涌现了众多大圈在握的外戚，如“燕然勒功”的窦宪、“跋扈将军”梁冀。他们权势之嚣张，甚至敢毒杀皇帝。
而随着皇帝逐渐成年，不满权柄落于舅家之手，但鉴于和文官集团距离较远，他们眼中最可靠的力量自然是身边的宦官。汉和帝联合郑众废除窦宪，汉桓帝依靠五名宦官铲除梁冀，由此拉开了宦官势力专权跋扈的序幕。“五侯”、“十常侍”，这样的称呼，充分体现了东汉宦官参政现象之严重。
在另一方面，由于两汉高度推崇经学，民间士族代代研究儒学，由此形成了众多经学世家，他们也被称为“名士”。通过东汉的地方察举、公府征辟两大制度，士人们得以进入政权体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但是，他们却成了的外戚、宦官混战的直接受害者。起先，文官群体参与政治，必然要与外戚集团合作；但随着原外戚力量被清除，他们随之成了宦官势力的打击对象。而身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基本考虑支持身边的“亲信”宦官，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反动”的事物：党锢。
公元166年，河南尹李膺处死违法的张成之子；而张成为宦官党羽，于是宦官集团诬告李膺等士大夫、太学生、地方儒生“共为部党，诽讪朝廷”，桓帝下令逮捕了二百余名士大夫，最终下令将他们“禁锢终身”，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而后来汉灵帝期间，又爆发了第二次党锢之祸，牵涉人员六七百名。在腐朽朝政的打压下，士大夫集团的政治理想无法通过现有朝廷付诸实践，离心力逐渐形成。而当时的地方官僚体系，给这种离心力提供了现成的出口。
东汉地方行政长官权力的扩大，其实源于汉光武帝时期。
两汉州有州牧（刺史）、郡有太守。西汉末期，州长官“刺史”被改为州牧，俸禄为二千石，跟朝廷里的公卿差不多的，按其权力极为有限：他们没有固定办公地点，每年巡查管辖区域，年底入朝向提交报告；但这份报告会先行由三公审阅、核查，其后才按章奖惩。
东汉建立后，也许是吸取公卿权力过大影响政权安定的教训，他改州牧为刺史，让他们固定地点办公，年底也不需要入朝汇报，更不需经过三公、而是直达皇帝本人。由此一来，刺史的实际权力大为提高。
刺史监督的对象是郡守，这些人主持一郡的人事、财政乃至军事，而且还可以长期担任。久而久之，他们仿佛先秦时期的诸侯一般，形成了自己稳固的权力体系。郡守与郡里官员之间的关系，已经渐如君臣；除非被上调到中央，许多官员终生在一个郡服务，他们心目中只有地方、没有朝廷，有的官员称太守为“府君”、当地为“本朝”，甚至愿意为之付出性命。（一个地方官员的墓碑上就写着“本朝察孝，贡器帝廷”的墓志铭）。
东汉后期，这种两重君主的观念逐渐愈演愈烈。比如年轻时的公孙瓒，曾在太守刘君手下当郡吏；刘君犯事被贬日南，公孙瓒不离不弃陪同前往，临行前在父亲墓前辞别：“昔为人子，今为人臣，送守日南，恐不得归，便当长辞。”
当这种风气已经成型，大势自然不可挽回。董卓死后，以前祸害东汉朝廷的一切因素看似都被消除——西北边患已成过去，农民起被镇压，外戚、宦官早被杀光，权臣也已消除，皇帝本人也非昏君，大汉理应再次迎来中兴。然而，作为政权骨干力量的士大夫群体已经对此时的大一统政权失去了耐心与忠诚，他们几乎悉数选择支持那些大大小小地方政权，军阀割据由此成型，三国乱世到来。
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大厦的倾覆往往源自根基不稳，帝国的覆灭时常源于人心涣散。由此可见，相对于“硬指标”的国家实力，人心这一“软指标”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