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宋代乘轿活动的发展，看统治者对乘轿现象的治理
宋代的乘轿活动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北宋初期到北宋中期为第一阶段。乘轿的方式主要是特赐乘轿，乘轿人员也限于部分皇室成员和一些年老有疾的高级官员。对民间的乘轿活动，宋廷有一定的惩罚举措。这一时期民间的乘轿活动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第二阶段是北宋中后期至北宋末年。当时政治和社会生活逐渐奢侈化，与宋初倡导的节俭之风相去甚远，禁轿政策出现松动。官员的乘轿活动受民间影响亦有所增多。徽宗的个人意志也推动着乘轿活动的发展。
南宋时期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延续了北宋中后期的乘轿风气。官员的乘轿活动逐渐制度化，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特赐乘轿方式。
一、皇帝及皇室人员的乘轿活动
1.皇帝乘轿
辇。皇帝乘坐的辇主要有大辇、平辇、七宝辇、步辇、小辇等。唐代时皇帝就曾乘坐步辇。阎立本的《步辇图》记录了唐太宗乘坐步辇的情形。到了宋代，步辇仍是皇帝日常出行的重要工具。宋太宗曾“乘步辇出乾元门，宰相、枢密迎谒”。皇帝在拜谒太庙时也乘坐步辇。
太宗曾“步辇出入至长春殿用之”。后来真宗封禅时亦曾将步辇作为登山工具。此前皇帝的封禅活动亦曾乘坐此类工具，不过后世一般称之为“山轿”。舆。舆主要有肩舆、腰舆、相风乌舆、形漏舆、十二神舆、交龙钲、鼓舆以及銮舆。肩舆。宋代皇帝在宫中也多骑马，偶尔乘坐肩舆，如“太祖尝乘肩舆从十数骑幸讲武池”。
可见，肩舆主要用于皇帝日常出行。銮舆。它也是皇帝专用的一种轿子。徐吉军等人曾将其纳入轿子的范畴，所以它也是我们讨论的对象之一。太祖时就有乘坐銮舆的记载，銮舆在宋代之前就具有象征帝王的意义。
此后，真宗在御驾亲征至澶渊的过程中也曾乘坐銮舆。而在此之前的咸平四年，契丹尚未侵扰，针对当时朝议的亲征契丹的，銮舆并非是指皇帝的轿子，而是皇帝出行的整个仪仗。轿子。皇帝乘坐的主要是辇舆。
自太祖起，宋廷就逐渐树立起一种勤俭节约的作风，所以即使皇帝拥有乘轿权，乘轿活动的记载也很少。政和年以后，宋徽宗多次微服出行，“乘小轿子，数内臣导从”。这可能是皇帝出于隐秘的考虑，直接越过了礼法程序，选择了轻便的轿子。
“小轿子”是民间的说法，肩舆则是官方对该器物的认知，靖康元年，金兵入侵。徽宗南逃至润州时曾乘坐轿子，后金兵再次来袭，迫使徽宗赴金营。在朝野的压力下，他最终“涕泗横流不得已，乃乘竹轿而出”。可见，轿子并未能达到与辇舆相同的地位。辇舆有特定使用的场合，而轿子则单纯用于日常出行。除了皇帝以外，宋代的皇室成员也有着乘轿的现象。北宋前中期，皇室成员中乘轿的还不多，仍是特赐乘轿为主。到了北宋中后期，该群体乘轿的情况有所增多。
2.皇室人员乘轿
南宋时，皇室成员乘坐檐子或轿子的进一步发展。对皇室人员乘轿活动的考察对象包括皇太后、皇后、妃子、太子妃、王妃、宗室和公主。皇太后。太后的乘轿活动涉及的辇舆有大安辇、龙舆和龙肩舆。大安辇。最初是咸平年间真宗为万安太后制作的舆。乾兴元年，正式更名为大安辇。不过存在时间较短，哲宗以后不再制作。龙舆。北宋时，皇太后主要乘坐龙舆。熙宁年间，有司定皇太后出行仪仗时，就曾规定“皇太后出入乘六龙舆一乘”。
南宋以后，皇太后仍会乘龙舆。绍兴年间奉迎皇太后时，高宗就曾下诏制作龙舆。龙肩舆，又称龙檐子。南宋时制作，皇太后出行所乘。在一定时期内太后的乘舆是以牛来牵引的。至于乘舆和檐子则是后来的事。金人攻陷京师时，隆祐太后“自禁中乘轿以出”。这当是战时的无奈之举。南宋苗刘兵变时，隆祐太后曾“以一竹舆上楼”，这里的竹舆亦是轿子的一种。可见乘轿是太后的一种日常出行方式。
皇后、妃子。北宋时，皇后主要乘厌翟车，日常则乘白藤舆。南宋之后，皇后只乘坐檐子。不过早在北宋时期，皇后也存在乘坐肩舆的情况。仁宗废郭后之后，在游后园的过程中，“见郭后故肩舆，然伤之”。这里郭皇后乘坐的肩舆可能是赐予的。不过皇后乘坐肩舆仍有一些限制。在宫中皇后乘坐肩舆是有区域限制的。隆兴二年，在礼仪车辆“沦没于金”的情况下，宋廷允许皇后使用肩舆和檐子。皇后乘檐现象的增多应在隆兴二年后。
北宋时，妃子还不能乘坐檐子。据《文献通考》记载，“哲宗即位，尊朱贵妃为皇太妃，出入乘檐子。”可见朱贵妃是在成为太妃之后，经过哲宗的允许才乘坐檐子的。南宋时期，妃子乘檐子的现象有所增多。庆元二年，宁宗册立皇妃时曾制作檐子，妃子能否乘轿是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态度，亦说明后妃乘轿尚未形成制度。皇太后、皇后与妃子的出行工具在外部服饰上有所区别，彰显着等级的差异。
太子妃、王妃。宋代，太子妃也有乘轿的现象。皇太子妃乘坐檐子至迟在政和年间就已出现。南宋时，太子妃乘轿的现象有所增加。乾道元年，皇帝命有司根据政和六年的形制重新制作皇太子妃所乘的檐子。而早在政和三年，议礼局上奏的皇太子妃卤簿之制，出行尚是以车为主的。
宗室。关于宗室，大体上讲，宗室有两层含义。起初，同宗之人即是宗室。后来，宗室逐渐成为皇室的代名词。本文采用第二层含义。在唐代，宗室乘轿的现象尚十分少见。而到了宋代，宗室已成为乘轿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宗室的乘轿主要分为特赐乘轿和日常乘轿两种方式。特赐乘轿贯穿两宋始终，而日常乘轿活动则主要出现在南宋时期。宋代特赐乘轿的宗室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年老有疾的宗室，这是一种常例。
此类情况至迟在神宗年间就已出现，神宗皇帝曾下诏，“宗室以年高疾恙，许乘檐轿出入”。不过后来这种体恤宗室的政策却被歪曲了，宗室们不仅乘轿，还滋生奢靡之心。宋代宗室被特赐乘轿的现象可追溯至宋初，但真正成为一种制度则要到熙宁年间。第二类是受器重的宗室成员。据《宋史》记载，南宋时出现了此类现象。赵伯圭曾获此殊荣，“宁宗嘉其志……肩舆至殿门”。而伯圭不仅是潜龙旧人，而且为人谦谨能干，同时还是孝宗的同母弟。
此后，宁宗也曾赐予伯圭之子赵师揆此等优待，“除奉国军承宣使，寻升节度使。召见，赐肩舆”。而在其此前曾历任多职，才能卓越。皇帝的恩赐并非单纯出于亲情，而是赏识。南宋之后，宗室私自乘轿的行为有所增多，不过费用一般要自给。宋代还出现了朝廷负担宗室用轿花费的情况，在未得旨的情况下，宗室乘轿的费用是需要自给的。
北宋前期出现宗室因疾乘坐肩舆的现象，神宗时逐渐制度化，南宋时期更加普遍。这是一种对宗室年高有疾之人的优待，而且所授之人品级很高。而与文臣相比，对宗室的特赐更多是一种象征，这当与其长期得不到重用有关。到了南宋时期，受皇帝器重而被允许乘轿的宗室才逐渐增多。
公主。宋代公主的乘轿活动主要体现在婚嫁活动中。公主出嫁与王妃出嫁出行之仪相似，公主出嫁乘坐的金铜檐子空间是比较大的，抬舁的人数也达到了12人。相比前代，宋代皇室成员的乘轿活动有所增多，这主要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愿。太后、皇后以及妃子之间的乘轿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体现着等级差别。
二、宋代官员群体的乘轿活动
宋代官员出行一般是骑马或乘车，到了北宋中后期受到民间影响，出现了乘轿的现象。直到南宋初期，除了上朝和一些礼仪活动中依然要骑马之外，官员已经基本乘轿。然而在此之前官员的乘轿活动一般是要经过皇帝特许的。乘轿特赐是一种特许制度，汉魏就已经有了载舆之制，不过当时的舆还是车，到了唐代乾元年间，开始用兜笼来替代车舆。宋代特赐乘轿的对象主要有亡国之君及其亲属、有功武将、年高或有疾的高阶文官、外交使节和宦官。
亡国之君及其亲属。宋朝建立之初进行了对外征伐。为了稳定大宋政权，宋朝皇帝对亡国的君主没有一概翦除，而是采取了优待的措施来控制他们。孟昶之母李氏到京城后，太祖曾多次诏其乘轿入宫，李氏当时应该是被作为人质，但太祖采取的是一种优待的态度。太平兴国四年，钱俶在饮宴中因患病无法行走，太宗下令“以银装肩舆送归”。无论是胁迫还是对有疾情况的恩典，都是皇帝对亡国旧臣的控制。
有功武将。在“崇文抑武”的宋代，武臣在待遇上难以和文臣相比。但在需要将士效命的时期，宋廷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允许武将乘轿。在宋初统一战争的过程中，一些武臣就曾获此优待。在患病的情况下，宋廷允许领兵将领乘轿。国内安定之后，史料中少有武将受特赐乘轿的记载。到了靖康年间，金兵南下，种师道因患病曾被“许肩舆入朝”。不过这只是在金兵压境时宋廷对武将的倚重。到了南宋时期，武臣被特赐乘轿的记载仍然不多。
在岳飞被秦桧诬陷时，他被带至大理寺。当时岳飞所乘即是轿子。南宋时期还出现了武臣上朝乘轿的现象。淳熙六年，在遭遇恶劣天气的情况下，皇帝曾下诏，“三衙主帅趁赴朝参等，今来雪冻，道路登陟，可权乘轿”。
可见在气候因素影响下，南宋允许三衙的高级官员乘轿。和唐代相比，宋代的乘轿群体得到扩大。不仅皇帝，官员乃至普通百姓都有乘轿活动。宋代官员的乘轿活动主要分为特赐乘轿和非特赐乘轿。特赐乘轿的对象主要有亡国之君及其亲属、有功武将、高官重臣和外交使节。非特赐乘轿的群体主要包括宰相和其他中低级官员。
总结
官员的乘轿活动主要包括赴任乘轿、外出游玩乘轿和其他乘轿活动。宋代平民也有乘轿的现象，这实际上延续了唐末五代的乘檐之风。平民的乘轿活动既有征召贤隐的特赐乘轿，也有女子出嫁、老伤病残以及其他一些日常出行活动。不过民间乘轿活动尚少，适用于特定场合和特定条件下，更加凸显实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