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对外政策，嬗变的原因是什么？
虽然关于释文董的记载在历史上颇受质疑，但宋太宗在“斧声烛影”中即位确实招致国内臣民的质疑。
一、巩固统治的需要
根据《宋史·杜太后传》的记载，宋太宗的即位合法性来源于“金匿遗诏”。但当时宋太祖的次子赵德昭、四子赵德芳分别是25岁和17岁，年龄上与后周恭帝柴宗训不可同日而语，皆以成年，故并没有年幼失国的可能。
“斧声烛影”谜案中即位的宋太宗，虽有“金匿之盟”为依据，然仍面临不容乐观的政局形势。史载：宋太宗曾对侍臣说过：“即位之始……远近腾口，咸以为非，至于二三大臣，皆旧德奢年，亦不能无异”。面对人心浮动的朝局，宋太宗深知只有不断树立自己的权威方能稳固统治。
对宋太宗来说，灭亡北汉、收复幽蓟，完成世宗、太祖未竟之事业，恢复“中朝土疆”，便是树立权威、巩固统治的最好机会。但多次对外战争的失利不仅给宋军造成重大损失，对宋太宗的威信也打击颇大，甚至在高梁河之战中出现前方将士拥立宋太祖之子赵德昭的事件。
太平兴国四年北伐之战失败后，宋太宗逼杀宋太祖子赵德昭。太平兴国六年，宋太祖四子赵德芳亦离奇去世。太平兴国七年，宋太宗便暗中令柴禹锡等人上书罗织罪名状告赵廷美意图谋反。关于赵廷美谋反一事其实纯系子虚乌有，但宋太宗执意要借此事除去赵廷美。
不久，宋太宗便下诏，削去赵廷美开封尹之职，任西京留守。此后，宋太宗再度将赵廷美贬职，禁于房州。不久，赵廷美便因忧郁成疾而去世。自太平兴国四年北伐失败、军中生变起，宋太宗为了巩固内政，先后逼死了赵德昭、赵德芳及赵廷美，基本上消除了潜在的权力争夺者。
宋太宗先后多次发动对外战争，不仅损失惨重、徒劳无功，还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尤其是农民起义在这个时期的开始出现，其中规模最大的便是川蜀农民起义。川蜀地区在五代时期，由于远离中原，几乎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发展较好。
但先后在此建立的前蜀、后蜀两个政权实行残酷的剥削统治，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宋太祖入主川蜀后，一方面纵容±兵抢掠，给川蜀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另一方面，宋朝还征调川蜀地区大量农民将后蜀政权搜罗的金银珠宝、绪布等运往开封，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
宋太宗即位后，在川蜀设立“博买务”，剥削广大农民和商人；还将茶叶等划入专卖，对茶农强取豪夺，导致川蜀地区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淳化四年，川蜀地区发生大旱，农民在天灾人祸下无法生存，只好发动起义。起义的领导者王小波、李顺等人宣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极大吸引了众多破产农民的参与，势力迅速壮大。淳化五年，起义军占领成都府，建立大蜀政权，推举李顺为大蜀王。虽然川蜀农民起义最终被宋军镇压，但仍在相当程度上打击了宋朝的统治，对宋太宗对外政策的改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二、对外战争的失败
宋太宗即位后，为了树立自己的统治权威，恢复“中朝王疆”，多次发动对外战争。特别是对于北方的辽朝，宋太宗以汉武帝为标榜，以打败辽朝、迫使契丹远遁沙漠、恢复旧疆为志向，多次率军北巡，视察边防，鼓舞士气。
显然，在宋太宗看来，自己以汉武帝为榜样，甚至自比，并非不合适。汉朝建立之初，亦面对匈奴的军事威胁，汉高祖率兵征讨，然白登被围，不得不采取和亲之策。汉高祖么后的文、景二帝，遵和亲之策，轻摇薄赋、发展生产，到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多次兴师北伐，重创匈奴，匈奴自此不得不西迁以避其锋芒。
他认为宋朝建立之初也面临和汉朝相同的环境，强敌环何，但经过周世宗、宋太祖等人的经略，已经有能力解决幽蓟问题。故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改变宋太祖时期的北没政策，对北汉用兵。
宋太宗在消灭北汉后，志得意满，不顾众将反对、士卒疲累等情况，继续攻打幽州，然高梁河一战为江军所败。宋太宗在高梁河之战中，亦中箭受伤，乘驴车逃跑才得以幸免。高梁河之战是宋太宗为收复幽蓟、实现恢复“中朝土疆”的第一次努力。但富梁河之战宋军大败，损失惨重，成为宋辽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之一。它不仅导致宋朝形势急转直下，在宋迈对時中开始处于弱势地位，而且战争的失败还搂伤了宋太宗的自信屯、，使得宋太宗在随后处理同辽朝的关系方面变得谨慎起来。
太平兴国五年，宋太宗企图利用交趾内乱之际，出兵收复交趾，但宋军由于内部诸将不谐、水王不服等原因为交趾所乘大败，不得不退回宋朝境内。虽然宋太宗对与交趾的战争寄希望良多，但最终还是采纳了田锡等大臣的意见，停止对交趾用兵。
宋与交趾战争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宋太宗的信心，但并未彻底窥灭宋太宗恢复“中朝土疆”的志向。为了彻底打败迁朝、收复幽蓟，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六年前后遣使定安国、乌舍国、高昌回鹘、高丽等寻求联合抗辽。
雍熙三年，宋太宗企图借辽朝主少国疑之际收复幽蓟，甚至消灭还朝，“爰兴师律，以正封疆。拯溺救楚，聿从于民望；执信获丑，即震于皇威”。
然而宋军东路军曹彬部岐沟关之战失利，江军乘机反攻，宋军大败。雍熙北伐是宋朝准备最为充分的一次战争，但仍然遭遇失败。雍熙北伐的失败对宋太宗的对外政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自此，宋太宗意识到无法通过战争收复幽蓟，故而开始实行消极的被动防御政策。
三、对外思想的转变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宋太宗对外政策擅变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对外思想的转变造成的。考究宋太宗对外的思想，以雍熙北伐为节点，也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
太平兴国元年，宋太宗即位时，宋朝基本上完成了统一。但幽蓟、河东、交趾等“中朝土疆”之地，仍为少数民族所占据。在宋太宗看来，自己作为汉唐德运的继承者理应恢复“中朝土疆”、实现“书轨大同”。这样不仅能够扩大宋朝的疆域，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塑造宋朝的正朔形象和树立自己的统治权威。
史载：开宝九年正月，时任晋王的宋太宗曾率群臣上表宋太祖，请加尊号“广天应运一统太平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但宋太祖以未收复幽蓟地区为由予以拒绝。同年，宋太宗即位，则以“太平兴国”为他的第一个年号，直言统治目标，即“治国平天下”，表现出恢复“中朝土疆”的强烈愿望。
关于“太平”辞源意义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或出自《庄子》之《天道篇》，其文曰：“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或《吕氏春秋》之《大乐篇》，其文曰：“天下太平，万物安宁”。无论出自何处，“太平”之意都指政通人和、天下太平。“兴国”之意则出自《春秋谷梁传》，其文曰：“古者被甲婴胄，非以兴国也，则以征无道也。”宋太宗即位伊始便以“太平兴国”为年号，表现出建立超越太祖功业的愿望。正如郑瑗所言：“其（宋太宗）年名曰‘太平’言致治由我也，曰‘兴国’言创业由我也”。
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在《慰谕刘继元诏》中，其恢复“中朝土疆”的思想表露无疑，“岂使三晋之邦，未归于封略；一方之俗，尚隔于照临”。在宋太宗看来，三晋等地本就是中原故土，宋朝理应收复，置为郡县。此外，宋太宗恢复“中朝土疆”的思想在颁给高丽、交趾的诏书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依宋太宗而言，交趾自唐末五代离乱以来，割据岭南，“遂为僭伪之邦，因成聋瞽之俗”。但如今宋朝建立，南方己定，理应收复交趾、颁正朔，如此方符合事大之礼。
雍熙三年，宋太宗在颁给高丽的诏书坦言：“幽蓟之地，中朝土疆，晋、汉多虞，寅缘盗据，今国家照临所及，书轨大同，岂使齐民陷诸犷俗？”对宋太宗来说，收复幽蓟、打败汉朝是恢复“中朝土疆”最重要的一环，“俾契丹之党远遁沙漠，然后控扼险固，恢复旧疆，此朕之志也”。
然雍熙北伐一战彻底打消了宋太宗收复幽蓟的想法，引发宋太宗对外思想的转变。对宋太宗来说，“斧声烛影”中即位本就招致臣民的质疑，而几番对外战争的失败以及北伐期间出现军中拥立他人事件，更使宋太宗意识到统治危机。这种情况下，李防等人提出的效法汉高祖、汉文帝之事颇得宋太宗赞同。
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吐蕃遣使进贡。宋太宗对吐蕃的政策折射出其对外思想的显著变化：“吐蕃言语不通，衣服异制，朕以化外视之……念其种类蕃息，安土重迁，傥加攘却，必致杀戮，所以置于度外，存而勿论也。”“置之度外”便是宋太宗对外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当时宋太宗致力于收复幽蓟，故“恢复中朝土疆”占据其思想的主流。
雍熙北伐失败后，收复幽蓟已然无望，再加上内政不稳、群臣劝谏等原因导致宋太宗对外思想中“四夷当置之度外”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端拱二年八月，赵普再次上书，提出“闻五星二十八宿，至于五岳四续，皆居中国，不在四夷”，建议宋太宗停止征伐、与民休息，如此方能四夷来朝，国诈永久。
总结
淳化四年十一月，宋太宗在与朝臣谈话中，对自己即位以来的对外政策做了一个较为深刻的剖析和总结。宋太宗坦言自即位以来，虽多次兴兵征伐，但绝非为了张皇夸耀，而是希望救民于水火。
当时宰相吕蒙正以为宋太宗意欲再次北伐，遂以隋扬帝、唐太宗征辽失败之事加劝谏。对此，宋太宗认为隋扬帝昏聩，不足谈之；唐太宗虽为一代明君，但大举伐迁是为失策。他认为治国应当“在乎修德尔，四夷当置之度外”，“常修德怀远，此则清静致治之道也”。由此可见，宋太宗在对外思想相较前期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宋太宗对外思想的变化也直接影响到对外政策的调整。